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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剧的开头，贵族反对安德里亚·多里阿，特别是反对他那“粗野自负”、专断蛮横的侄子加纳迪诺（Gianettino）；但贵族的叛乱还群龙无首，除了如钢铁般坚韧的共和主义者凡里纳（Verrina），只有几个主要追求一己私利的“心怀不满者”：其中一人想要借起义强夺女人，另一个则是为了摆脱债务，还有一个是为了迎娶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凡里纳的女儿。斐耶斯科的举止让反叛者捉摸不清，不知道他究竟是否也是一路人。诡计多端的加纳迪诺有个妹妹，也是声名狼藉，可斐耶斯科却向她大献殷勤，一举一动完全就像个毫无原则的登徒子。甚至连斐耶斯科的妻子莱奥诺蕾（Leonore）也不知道自己在丈夫心中还有没有位置。只有加纳迪诺没有上当。因为他在斐耶斯科享乐之徒的面具后面猜到了他谋叛者的真面目，所以始终提防着他，想要将他除掉。加纳迪诺在仇恨中坚持的，恰恰是席勒在别处为爱情所立下的原则：他曾经在给莱因瓦尔德[20] 的信中（1783年4月14日）写道，人们所爱的不是他人现在的样子，而是他人将会成为的样子。加纳迪诺就是这样恨着斐耶斯科：不是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可能做出的事。谋刺斐耶斯科的行动却被那个摩尔人刺客抖搂了出来，而斐耶斯科就这样把此人握在手心，在他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针锋相对的密谋。现在，就到了斐耶斯科向其他的密谋者展示自己悄悄进行的叛乱准备工作的时候了。人们立刻就认他作了叛乱的首领。只有凡里纳仍有疑心，担心斐耶斯科追求的不是共和国，而是公爵的头衔。凡里纳对一同起事的众人说：热那亚解放之日，就是斐耶斯科的忌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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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见证了三重谋叛：加纳迪诺正在谋划篡位，要夺叔叔安德里亚的大权，清剿参与的共和主义者；围绕着斐耶斯科的谋叛者要推翻多里阿；而凡里纳则要在谋反事成之后刺杀斐耶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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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此复杂的机械结构相比，《强盗》的剧情架构就显得简单粗暴：这儿是两个极端的人物平行登场，各自恣意妄为，也没有直接的交集；而《斐耶斯科》则是环环相扣、错综复杂，让人难以洞察。《强盗》中充斥着极端而热烈的情感，在《斐耶斯科》中则是精密而冷酷的算计。席勒在这部剧的前言中写道：“我在《强盗》中将一种汹涌情感的牺牲品当作我的主题——而在这里所尝试的却完全相反，即表现艺术与阴谋的牺牲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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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艺术和阴谋，关键的问题就变成：究竟是谁控制谁，是谁在牵动绳索，又是谁不过是提线木偶？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即布戈尼诺（Bourgognino）、卡尔卡尼奥（Calcagno）、萨科（Sacco），其动机一目了然，都被其清晰定义了的利益紧紧束缚。这些人的行动都可以预计。人们一旦将其看透——看透他们其实也简单——就能任意摆布他们。甚至连顽固的共和主义者凡里纳也有明确的动机，但斐耶斯科却低估了凡里纳的刚正不阿，于是他的灵活反倒给自己带来了厄运。斐耶斯科——织成这张“艺术与阴谋”大网的蜘蛛，却喜欢面具和假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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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想把一个不可捉摸的人物搬上舞台。斐耶斯科所扮演的角色光彩照人却不可捉摸。在创作这个形象时，席勒也展露了他隐秘的执念，因为他自己也深爱假面。当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学年庆典上作为演讲者歌颂公爵和他情人的美德，难道不是一场假面游戏？在1779年1月10日那一天的演讲中，他用这样的句子结尾：“卡尔庆祝的是弗兰琦斯卡的节日！——究竟是谁更伟大，是那个践行美德的人，还是那个嘉奖美德的人？——二人都以上帝为榜样！——我应沉默。”[23] 但他并未沉默，而是在参加庆典的众人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人们日后探访公爵与他的伯爵夫人时的画面——当二人已经作古之时。席勒将自己化装成称颂者与悼唁者——这出谜题一定让听众困扰不已。公爵自己还再次通读了一遍讲稿，只为了搞明白席勒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也没有头绪，只能满足于照搬席勒对破折号通货膨胀式的运用。但在几年之后给当年的同学威廉·封·沃尔措根的信中，席勒透露，在庆典上给公爵唱赞歌简直令他作呕。他在信中谈到欢乐“轻声而又简单的表达”，并将其与“某些您和我都熟悉的庆典活动”相比照：“它们通过一种丑陋的联想，污染了未来与之相似的其他庆典。”（1783年5月25日）当时的场景让他惧怕，只有通过假面游戏才可勉强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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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下来的还有一个场景。公爵在某次召见席勒时，要求他扮演老师的角色，大胆地把公爵当作学生对待，狠狠教育他一顿。公爵颇为入戏，显然没有什么不满，至少没有流露出来。《强盗》的写作也是一场独特的假面游戏。偷偷创作一部“必定会被剥皮人烧掉的书”[24] ，显然让席勒非常享受。那些在林中空地听他朗诵其中选段的朋友们，大概会和他一起觉得自己成了谋反者。席勒充分享受了这个秘密社团的刺激。多年以后，阿贝尔教授隐讳地暗示了“某种存在于少数教师和诸多优秀学生之间的秘密联系”，而人们知道，他当时是共济会的一员。席勒当然属于那些优秀学生之列。阿贝尔回忆说，这一结社的目的是暗中通过“有益的影响”和隐秘的督导来改善“道德品质”。[25] 显然，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又建立起了第二个非正式的教育体系，带有其独特的等级架构，以及看不透的驾驭和控制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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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秘社文化非常符合青年席勒的口味，正如阿贝尔所描写的，席勒在其中还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他就是编织这张网的蜘蛛。这就是人们所认识的卡尔学校时期的席勒：在真正的戏剧中是一名差劲的演员，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却是角色扮演的大师。在与公爵那场命运攸关的对话之后，当公爵因为席勒未经批准就前往曼海姆而将其大骂了一顿后，席勒摆出一张不可捉摸的扑克脸，就这样泰然自若地去了九柱球场，令他的朋友们都惊讶不已。这是好的谋叛之道。而席勒恰恰选择大放焰火的那个晚上出逃，从谋叛的视角出发也有特殊的意义。必须正确地审视那种不可声张的姿态。出逃就应该发生在最华丽的聚光灯下。当整片天空都被火光染成红色时，席勒知道，那个恰当的瞬间已经到了。而施特莱歇尔在出逃前一个小时撞见席勒正在创作一首和应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或许也是一场角色游戏？难道这不是一场表演，来证明诗歌是如何胜过了慌乱？然后还有在出逃之后的假面戏。席勒当然有充足的理由使用假名，但在众多假名中，他偏偏就选中了“里特博士”（Dr. Ritter），以此告诉旁人，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出英雄剧中的人物。[26] 他当然也有同样充足的理由在给家人的信中掺杂些故意误导的陈述，因为他必须考虑到，读这些信的恐怕不仅仅是收信人。但人们发现，席勒在这些谜语般的信件中居然如此异想天开，以至于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有这样的印象：写这些信的人一定是特别热衷也特别擅长这类角色游戏。比方说，他曾从奥格斯海姆（Oggersheim）给他的朋友雅各比写信说：“现在我正在前往柏林的路上。”（1782年11月6日）他接着写道，雅各比不必对这个消息有任何怀疑，即便他之前的消息全是假的；那都是“政治策略”，因为他毕竟不能透露自己真正的逗留之处。但现在这条信息却是千真万确。承认说谎的同时又说了一个谎。他继续玩着这场混乱的游戏，甚至把遥远的圣彼得堡说成自己旅行的可能目的地。在另一封信中，他甚至开始考虑移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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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下述场景的时候，人们必须考虑到席勒热衷于假面游戏，也热衷于装出一副密谋者的表情。当斐耶斯科向其他谋反者坦白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时，热情但天真的布戈尼诺接过话茬说：“在我们分别以前，让我们通过拥抱来立誓结成一往无前的同盟吧！（他们交叉双臂携手围成一圈）这儿有五颗无比伟大的热那亚赤心融合在一起，它将决定热那亚无比伟大的命运。（彼此更加紧密地靠拢）即使这座天地大厦分崩离析，即使法庭的判决隔断血缘和爱情的纽带，这五位连成一体的英雄依然团结如一人。（彼此分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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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誓言、联盟和谋反的痕迹，在席勒一生的著作中都能寻到，从《强盗》到《唐·卡洛斯》再到《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但与其他剧作不同，对《斐耶斯科》中结盟的描写却只带着冷冰冰的装饰。不仅对于斐耶斯科，而且对于作者本人而言，那些赤诚之心不过是冷静计算过的游戏的材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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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是热衷于面具，那么摘下面具、揭露真容、展示真相的瞬间就会带给他特别的享受。戏剧家席勒着迷于那个念头，即在某个假名背后蓦然显现出一个天才的伟大。全剧整个前半部分的戏剧紧张，都来源于情节向着揭示出“一个伟大人物”的真正伟大而发展。在该剧舞台版的《给观众的提醒》中，席勒说：“斐耶斯科，一个伟大而可怕的头脑，在柔弱的伊壁鸠鲁[28] 式的游手好闲这一副掩人耳目的皮囊背后，躲藏在静谧而无声的黑暗中，就像在混沌之上孕育万有的精神，孤独而悄无声息地孵化出一个世界，以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的空洞假笑欺骗众人。与此同时，宏伟的蓝图和痴狂的愿望正在他熊熊燃烧的胸膛中酝酿——斐耶斯科，他已被人误解了足够长的时间，终于像天神一样走上前台，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呈上成熟而完满的大作，如同观众般气定神闲，看着这座伟大机器的齿轮分毫不差地转向他所期待的目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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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让他的斐耶斯科“像天神一样”摘下面具的伪装，他就是在品尝那征服一切之权力的瞬间；当作者让作品中已完成的“机器”开始作用于观众身上时，他所感受到的正是这同一种天主显灵般的权力。斐耶斯科有权力意志，而作者亦是如此。席勒在《给观众的提醒》中也坦然承认，并且写道：“剧院中那个安静而宏伟的瞬间总是神圣而庄严……在剧院中，我能用缰绳驾驭观众的灵魂，像皮球一样任凭我的喜好扔向天堂或是地狱。”[30] 席勒钟情于假面伪装与揭露真面目的游戏，也同样喜爱不可预见的自由，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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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是严肃地对待自由这个未解之谜，对他而言就不存在可以预测的人物。在剧院作家和各类决定论者中盛行着这种观念：人们只要选取一个固定的角色并将之置于情景之中，就必定能从中算出他的举止与决断。必然性的幻象就这样产生了。然后人们就可以事后诸葛亮式地断言：所发生的正是必然要发生的。寻常的作家都会这样安排一切，以便让人产生那种必然性的印象。但席勒却非比寻常。他热心于自由，而他对自由之可怕的探究，也远远超过他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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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耶斯科》在这个意义上乃是席勒的第一部伟大杰作，因为在剧中，自由行动的不可预见性成了问题。如果一个作家竟称自己不知这部剧该如何收尾，他难道还能在自由问题上陷得更深吗？斐耶斯科不知道他应当如何行动，而席勒也不知道他该让斐耶斯科如何行动。斐耶斯科举棋不定，而席勒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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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所涉及的自由不仅困住了主角，更困住了作者。席勒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犹豫踌躇的斐耶斯科，他不知道是应当利用叛乱登上统治者的宝座，还是借此保卫共和国。他不确定的性格足以让两种决定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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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已经意识到，充分定义的性格不过是一种虚构，在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并没有充分的定义。在每个真实的人当中都留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可以将他卷入自由的冒险。自我决断只存在于不充分定义的背景下。自由的谜团恰恰就位于这一空白之处，位于这一充足定论之链的空当。席勒在斐耶斯科那段著名的独白中提到了这一自由之谜，也正是这段独白展现了斐耶斯科在两种行为可能之间的摇摆不定：“这儿是悬崖绝壁，是美德的边界，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交叉路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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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耶斯科探寻着自己行动的可能，望向内心就像望着深渊。他在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面前头晕目眩：“我心潮澎湃！隐蔽的念头此起彼伏——如同准备作案的黑道团伙蹑手蹑脚、小心翼翼……万千幻影在我心头掠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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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不是问题。要问的不是应当如何行动，而是究竟想要采取哪一种行动。要问的不是人应当欲求什么，而是人想要欲求什么。可一个人究竟该如何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只有当他行动之后才会发现。人必须先决断、先行动，才能了解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任何关于自我身份的认知能先于行动。我是谁，无从提前知晓，只能在行动之后了解。席勒对斐耶斯科这一形象的勾勒之所以如此大胆，正是因为他否认通常那种“行动出自自我认识”的观念。斐耶斯科只有在行动后才会发现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感受到了那种逼迫他决断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只是在他做出决定之时，才让他得以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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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自由的理解如此激进，就如后世的萨特。他在笔下主人公的自由困境当中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让他的人物如何行事。他在前往曼海姆之前，已经完成了几乎整部作品，只有结尾例外。而这出戏之所以是一部杰作，正是因为根据情节的走向，存在着两种开放的可能：斐耶斯科可以篡权成为独裁者，然后——在最后成书的版本中——被凡里纳所杀；但他也可以——如舞台版中一样——夺取权力，只为了将之交还到共和国手中。在成书的版本中，斐耶斯科的独白也包含了另一种结局的可能性：“夺取冠冕是伟大的，舍弃冠冕是神圣的。”[33] 而在舞台版中，斐耶斯科折断独裁的权杖、宣布热那亚的自由时，所说的正是这同样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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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斐耶斯科的自由就和作者的自由纠缠在了一起。在戏剧的两个版本中，斐耶斯科行为虽然不同，但两种可能都可自圆其说，两次都是“源自自由的因果性”（康德语）[34] 。而当作者前往曼海姆时，他仍旧因剧本应如何收尾而举棋不定。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他的角色而言，自由都是一个跃动的点，从作者跳跃到他的角色，又从角色跳跃回作者，直到最后一瞬间都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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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席勒来说，同样无法预测的还有他的逃离。这场自由的实践究竟何去何从，究竟将如何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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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导演迈尔的夫人从斯图加特回来，谈起在当地广为散播的传言——公爵将要求曼海姆交出逃犯。为了躲过这种危险，席勒和施特莱歇尔决定到法兰克福（Frankfurt）暂避风头。法兰克福就在前往施特莱歇尔原本的目的地汉堡的路上。而对席勒而言，法兰克福也是一处暂时可以提供若干安全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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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身无分文。他本来希望能通过《斐耶斯科》预支一笔钱。但原本可为他支取这笔钱的达尔贝格，却还没有从斯图加特回来。两位好友只得以施特莱歇尔的旅费拮据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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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邮政马车花销太高。于是两人在1782年10月3日步行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旅途。在路上，席勒默默地酝酿着一部新剧，取名《路易丝·米勒琳》（Louise Millerin ）——也就是之后的《阴谋与爱情》。两天之后，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之间，席勒筋疲力尽，支撑不住，在森林边缘的一处灌木丛中睡下。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守护他安睡。一个普鲁士征兵官悄悄靠近，想要捉住二人，但施特莱歇尔成功地将其赶跑。10月5日晚，他们终于到达法兰克福。次日，席勒便给达尔贝格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向您吐露这些心声，真叫我羞愧得脸红，但我知道，这不会把我打趴下。”席勒如是写道，同时恳求预支《斐耶斯科》的稿酬，并承诺在三周后呈上该剧适合舞台演出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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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莱歇尔讲述道，席勒写下这封信时，“是怀着压抑的心情，而且双眼绝不是干的”。[35] 尤其让席勒抬不起头的，是谈及他所欠的债务。但债务也正是他最为沉重的负担。这些还是当时为了印刷《强盗》和《年鉴》所欠下的旧债；而由于朋友和熟人为他作了担保，席勒不得不开始担心在他逃离斯图加特以后，他们会遭到债主的逼迫和骚扰。“我要向您承认，”席勒在给达尔贝格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债务时写道，“我担心他们要远胜于担心自己如何在这个世上苟且。直到在这一方面了结干净之前，我永远都得不到平静。”（1782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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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想要留在法兰克福，直到他收到达尔贝格的消息。于是他和朋友便在城内无休止地漫步，以打发漫长的等待时间。席勒夫人日后写道，席勒有一回在萨克森豪瑟桥上竟动了纵身跃入河中的念头。他试图把自己的诗《魔鬼爱神》（Teufel Amor ）[36] 卖给一位书商，开价25古尔登。对方出价18古尔登，但席勒却不愿贱卖。在另一位书商那里，他才听说《强盗》卖得出奇地好。席勒在书商面前没有吐露真名，但这个消息又让他稍稍振作。直到10月9日，他终于等来了曼海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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