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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席勒的兜里揣着合同，浑身充满干劲。1783年8月31日，《强盗》在座无虚席的剧院中上演，以向他致敬。但第二天，他就被“低烧”击倒——这是当时人们对疟疾的称呼。这是因为1783年那个夏天异常炎热，环绕整座城市的护城河中充斥着淤泥和污水，酷暑导致空气污浊，才引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当席勒也感染上疟疾的时候，城中20万居民中已几乎有三分之一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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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自己的医生。他给自己开了一副让人畏惧的药方：用过量的金鸡纳对抗高烧，严格控制饮食，几乎把胃给毁了。直到10月底，席勒一直拿自己的病灶做实验，没有活力，无精打采，很是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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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月，他再次拿起《斐耶斯科》，想要将之改编得适合舞台演出，于是又一次因为结尾想破了脑袋。到最后，他还是给了全剧一个乐观的转折。斐耶斯科放弃了公爵头衔，与凡里纳握手言和，莱奥诺蕾仍在人世，甚至连贝塔与尤丽亚的情节都有明显的缓和。这部剧更讨人喜欢了：显然，12月阴冷潮湿的日子要求晴朗与敞亮。达尔贝格也再三提醒他，一定要考虑观众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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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段小小的暧昧也有助于让日子变得明亮。首先是和女演员卡塔琳娜·鲍曼（Katharina Baumann）。在斯图加特甚至有传言说二人马上就要成婚。谣言甚至传到了父亲耳中：他质问儿子，儿子则把此事说得无足轻重。但他对另一位女演员卡洛琳娜·齐格勒（Karoline Ziegler）的倾慕则更加认真。这个芳龄十八、家境殷实的金发少女，不顾父母的反对加入了剧院。相比起她的才华，席勒更敬佩她的勇气。但她应该对席勒的爱意少有回应，因为她在1784年与演员贝克结了婚。对卡洛琳娜的父母而言，这桩婚事就把丑闻推向了顶峰。因为贝克不单是个演员，还是个新教徒。严守天主教戒律的一家人暴跳如雷，而神父们则从旁煽风点火。席勒很关注这一系列事情，因为卡洛琳娜与贝克不得不忍受的种种敌意与阻挠，让他想到了自己剧中路易丝与费迪南所要经历的内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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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谋与爱情》1784年4月15日于曼海姆的首演中，卡洛琳娜饰演路易丝一角。她最擅长饰演温柔却要承受痛苦的富于美德的角色。她懂得展现出充满灵魂的和谐，不仅是在舞台上，更在家中；在这儿，安静的她就是社交生活的中心。席勒常去她家做客，剧院的其他成员也乐意经常过来串门。有时候别的客人都走了，只留下席勒一个人还在那儿。卡洛琳娜准备好葡萄酒与咖啡，而诗人则泼墨挥毫，写了一整个晚上，直到晨光熹微。她偶尔发现席勒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有一次她问席勒，这样不停地写一整晚，想法会不会用完。“可不嘛，”席勒带着浓重的施瓦本口音回答说，“但您瞧，要是想法用完了，我就画几匹小马。”在他的手稿中还真有几页，潦草地画满了小马驹和小人儿。若是席勒的文字中有几处让卡洛琳娜不太满意，她就开玩笑似地问席勒：“您这儿大概画了小马吧？”[13] 但她无法一直问下去，因为这个年轻的姑娘于1784年7月便不幸早逝，让留在世间的丈夫贝克悲痛欲绝。席勒与贝克一直保持着友谊，即便他后来对演员“这类容易激动的人”评价并不高。回首往事，贝克把他和席勒共同度过的岁月称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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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末，《斐耶斯科》终于改编到能上舞台的程度了。由于作家显然因为剧本而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收尾，在演员中间已经有人开始嘲讽他了。当《斐耶斯科》于1784年1月11日首演时，曼海姆剧院的气氛相当压抑。因为莱茵河结冰造成的巨大损失，曼海姆人根本没有进剧院消遣的心情，所以台下的观众寥寥无几。同时，这部戏对于当地的戏剧品位而言也太过政治化。席勒在之后给莱因瓦尔德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曼海姆观众的反应：“观众根本不懂斐耶斯科。共和的自由在这个国家就是个没有意义的回声，一个空洞的名字罢了——在普法尔茨人的血管中流淌的不是罗马的血液。”（1784年5月5日）没过多久，《斐耶斯科》便在法兰克福与柏林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政治上已经觉醒的观众群体，自然会喜欢一部关于密谋、颠覆和保卫共和自由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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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的人们期待着《强盗》的作者再写出的是一部配乐独白剧式的震撼，而不是冷冰冰的阴谋、政治倾轧或共和主义激情。上演两次之后，《斐耶斯科》就被排除出了演出计划，而达尔贝格也在剧院委员会中发泄了他的尖锐批评。他宣称，这部剧太长，语言太激动，主题太牵强。他也让人明白，自己对作者拖拖拉拉的工作方式非常不满。这就促使席勒立刻开始着手改编舞台版的《路易丝·米勒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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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斐耶斯科》不同，这一次的结尾就没有那么多反复。改编工作很顺利。伊弗兰提议把题目改成《阴谋与爱情》，席勒不仅接受了建议，作为回报，还给伊弗兰的新剧起了个夺人眼球的名字：《沽名钓誉的犯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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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兰的戏也是一部市民悲剧，先于席勒的戏登台，一上演便在观众当中大获成功。这部戏很讨巧，没有什么政治上碍眼的内容，人物角色也都性情温和。席勒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剧在和伊弗兰的直接竞争中败下阵来，在曼海姆观众中取得的效果恐怕要差得多。但《阴谋与爱情》4月15日在曼海姆的第一次上演（两天前全剧已在法兰克福首演）就取得了巨大成功：每一幕结束后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全剧终了，席勒从他的包厢中站起身来，向观众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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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成功首演，这部戏在当年只加演了一次。席勒和演员们的不睦在排练时就已经初露苗头，现在更显出影响。有一次，席勒大声地对拜尔饰演乐师米勒时的那股粗俗气表示非常不满，感到受了侮辱的演员则在一场戏中把下场太快的米勒太太给叫了回来，并且说：“按照作者的指示，我还得在您屁股上狠狠踢一脚。”[15] 同样让席勒火冒三丈的还有演员们背诵台词时的漫不经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删减、即兴发挥、说些陈词滥调。可演员们却不吃席勒这一套，反而抱怨剧本太矫情、太做作，就算诚心诚意地花大力气也背不下来。他们说，和作家合作实在太难，他总是太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不懂作品为演员服务而不是演员为作品服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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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演员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反对席勒的小团体。既是演员又是作者的伊弗兰也站在演员这边，在剧院总监面前说席勒的不是，指责他对演员要求过高，忘了他们每晚都要登台，因此无法按单独一个作家的心情去表演。“必须照顾到演员的体力，”伊弗兰在给达尔贝格的信中写道，“我不是在夸张，但如果要在一场狂欢节中饰演弗朗茨·莫尔和凡里纳，我不可能不彻底告别我的健康或者作为艺术家的感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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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认为席勒的举动简直是蹬鼻子上脸。所有人的不满终于在1784年夏天找到了发泄口。人们趁着剧院总监与席勒不在曼海姆的大好机会，于8月3日上演了一出由高特[17] 创作的两幕滑稽剧《黑人》。这部剧当中有个丑角叫卜丁化[18] ，也是个可怜的剧院诗人。这个填不饱肚子的家伙倒是很懂得骂人和赊账，却写不完他的剧本草稿。最主要的是，他从来找不到合适的结尾。“这第五幕啊，”他高喊道，“你这该死的第五幕！你是我那些不幸遭了海难的同事的悬崖峭壁，难道我竟也要栽在你的手里？——我的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让阴谋大白于天下——皇帝战胜了自己——逆贼得到宽恕……不成！这么着就和另外20部剧太相似了。我可不偷不抢。我是原创。我得让美德失败。越不道德，就越恐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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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应是一段针对“狂飙突进”（Sturm-und-Drang）时期那些“强力天才”（Kraft-Genie）的讽刺，可是人们却添油加醋，明摆着要针对席勒。谁都知道他处理起自己剧本的结尾来有多挣扎。排演《强盗》与《斐耶斯科》这两部戏时，演员们曾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在上演的这出滑稽戏中，还有其他影射席勒的地方；而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发现这段讽刺究竟针对的是谁，伊弗兰在饰演卜丁化一角的时候，还刻意模仿席勒的动作、手势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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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剧院就这样嘲弄着在这儿有个固定职位的剧场作家。整个阴谋的幕后黑手伊弗兰在不久后给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我们从来就不该去演（《黑人》）那出戏，出于对席勒的尊重就更不该了。我们在观众眼皮底下（他们本来就不能完全理解席勒）冲着他丢了第一块石头……于是席勒不再‘永不出错’，不再如伟人般不可侵犯。他现在又该如何带着他的作品出现在台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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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兰的悔意不过是装装样子，只不过是为了铺垫他给达尔贝格的建议：在下个演出季完全放弃席勒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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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夏天，还有续签席勒合同的问题。合同8月就要到期，单是出于经济原因，席勒肯定希望能续约。他原本期待着达尔贝格主动提出再给他一个职位，但他也清楚，自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满足别人对他的期望。这一年的成果并不乐观。因为疾病，席勒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应当交出的三部剧作中，只有两部被搬上了舞台：《斐耶斯科》没能成功，《阴谋与爱情》没能延续首演的成功；第三部剧《唐·卡洛斯》的完工还遥遥无期；他和演员关系紧张，在后者面前，作家丢了不少颜面。席勒觉得自己得主动出击才行。于是，他在7月向达尔贝格提交了一份《曼海姆剧评》的撰写计划，给的理由也很讨好剧院总监：莱辛的《汉堡剧评》所开启的工作，只有在曼海姆才能继续完成。可是达尔贝格不仅无动于衷，还通过剧院医生、宫廷顾问迈伊（Mai）向席勒建议，还是转回医学为好。席勒一开始还没听明白，其实这个建议就意味着解除他在剧院的职务。他还以为，如果他在剧院工作之外要完善自己的医学训练，达尔贝格就会间接地支持他。席勒以为，达尔贝格虽然还想把他留在剧院，但建议他通过行医来确保额外的收入。在危机四伏的那几周，这也正是席勒眼中所看到的出路。因此他才在拜访过宫廷顾问迈伊之后，于1784年6月末给达尔贝格写道：“大人，您昨日让宫廷顾问迈伊对我说的那番话，再次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您这样一位杰出男性最温暖、最真挚的敬仰，因为您是如此宽宏地关注我的命运。即便回归我的主专业早已不是我内心中的唯一愿望，但单是您高贵灵魂如此之美的举动，就要求我必须不加思考地服从。然而我的内心也早已在吸引我往那里去；我并不是在杞人忧天，而是真的担心了很久，如果诗艺竟成了我的饭碗，我对它的热情之火早晚就会熄灭，但反过来，一旦我只是把诗艺当作消遣、只把最纯洁的瞬间奉献给它，它就必然又会对我产生新的刺激。只有那时，我才能带着全部的力量，怀着永远活跃的热忱做个诗人——只有那时，我才能期望这一生中都延续着对于艺术的激情与能力。请您评价看看，我是多么欢迎您使的这个眼色，允许我在您面前吐露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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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求达尔贝格给他些经济资助。他希望能再次到海德堡学习一年医学，通过一场整个世界都承认的博士考试，然后再回到曼海姆，扎根做个医生，并作为作家为剧院出一分力。他请求达尔贝格能为这一年的学业给他一份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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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达尔贝格可不愿给他什么钱，只想把他一脚踢开。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警告过他的好友，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达尔贝格身上，别给他写信，别向他袒露自己的困境，因为人们只能收到一份“打着官腔、推三阻四的回复”。在施特莱歇尔看来，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此人总是抽身而去。可惜席勒并没有听朋友的劝。“他那高贵而纯洁的心，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评价他人。”施特莱歇尔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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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还在期盼着回复时，人们在幕后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达尔贝格并不想和席勒做赔钱的买卖；席勒并没有证明自己是吸引票房的磁石。《强盗》一开始的成功或许给人以过高的期待。演员们也对驻场作家百般抱怨。达尔贝格需要的，是一个笔头极快，而且一写就能有舞台效果的作家；他很可以期待，终于找到了三年写成三部热门大戏的伊弗兰这样一位写手。而达尔贝格愿意倾听的那些戏剧圈内人，早已在他的耳边讲了不少对席勒的怨言。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特这个来自戈塔的流行剧作家，曾给达尔贝格写信说，他会“在‘恐怖’这个门类中”给席勒的戏剧颁个大奖；他生怕收信人没读懂这个提议的讽刺之处，还特意加上一句：“但求老天保佑我们，别再有更多这个门类的作品了。”[22]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施罗德[23] ，汉堡和维也纳的剧院总监，曾在1784年致达尔贝格的信中提到《强盗》和《斐耶斯科》：“皇帝不要什么狂飙突进的戏，他是对的……可惜了席勒的才华，他选的发展道路，正是德意志戏剧的废墟。后果很清楚。要是人人都喜欢这种狂飙突进剧，那么一出戏如果不像个万花筒似的，每隔五分钟就变个花样，就没有一个观众会看……我也厌恶这种毫无规则的戏剧，它们会毁了艺术和品位。我厌恶席勒，因为他又重新开启了那条本已被风吹散了的道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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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场政治阴谋。18世纪80年代初，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出现了一场针对“光照派”（Illuminatenorden）这一共济会（Freimauerei）干训学校的运动。[25]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慕尼黑宫廷中的天主教圈子，他们要求强有力地镇压国内的启蒙运动和反教士运动，以此回应1773年取缔耶稣会的决议。[26] 1784年6月24日，一道敕令禁止了巴伐利亚及普法尔茨境内所有的光照派分会。就在这个夏天，当席勒正为了继续得到剧院作家的任命而奋斗时，曼海姆城内笼罩着一股疑神疑鬼的风气。什么东西只要和“启蒙”或者“狂飙突进”沾上一点边，就被扣上“光照主义”的帽子，被斥为革命与颠覆。整个戏剧圈子都遭到怀疑，甚至有传言说，达尔贝格也属于某个光照派分会。很可能是为了自证清白，也为了使他的剧院免遭怀疑，达尔贝格决定暂时与席勒断绝联系，因为在上头看来，席勒在政治上颇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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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夏天，就在人们背地里准备要辞退席勒的时候，他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德意志协会”做了一场题为《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的演说——之后刊印时将题目改为《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Die Schaubühne als eine moralische Anstalt betrachtet ）。[27] 他研究了戏剧在道德上、审美上与政治上的伟大未来，尽管就在此时，连他自己在剧场的未来都已岌岌可危。然而正因如此，他更要为自己的职位奋斗，为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名望奋斗，更是为了他在“德意志协会”这个会聚着来自市民与贵族阶层的名人、以改善道德与纯洁语言为目标的小圈子当中的声誉而奋斗。席勒觉得自己十拿九稳，能当上这个协会的秘书。这事一旦成了，就会是一份报酬丰厚的副业；此外，他还能在这个岗位上确保“协会”致力于剧院事业。这样一来，他就能在要求更高的那部分观众那儿为剧场争取到更强有力的后盾。席勒知道，对于“协会”的多数成员而言，纯文学、艺术和戏剧不过意味着一桩令人愉悦但无关紧要的事罢了。他们喜欢看戏，但只把戏当作纯粹的消遣，而绝不会将之视为严肃之人的严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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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想要把这个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协会”争取过来，让它致力于维护“作为一种道德机关”的剧院。“协会”受启蒙精神的熏陶，想要“改善”——无论是人、习俗、语言，还是社会机构。因此他必须在那些先生们面前清晰地说明，剧院有益社会、有益启蒙。整篇演说的目标就在于此，只可惜好事做过了头。从来没有人怀着如此高涨的热情与决心强调过舞台的社会政治作用与道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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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被奉为社会生活中除国家与宗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半年之后给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一封信中，席勒将会谈起他“喜欢夸张的不幸倾向”，以及“只要有一点儿苗头，就常常能让我的期待神往到九霄云外”（1785年2月10日）。在“德意志协会”的演讲中，席勒在描述剧院的社会角色时就试演了他热衷夸张的倾向，令人印象深刻，人们还可以从旁观察到，他是如何被自己的激情所裹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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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展现了对剧院效力的无限信任。还有什么是舞台不能做或做不到的呢！它揭示罪恶并激起观众的义愤；它让愚蠢受到讥笑嘲讽；它令观众了解到其灵魂的迷宫；它揭露了恶人的伎俩，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我；它教导观众设身处地地体会不同人物、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权利——也就是在实践中练习宽容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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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要为了剧院争取“协会”中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并为自己争得一个秘书的职位。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多么放任自己“喜爱夸张的倾向”，只消与两年前的旧文《论当前的德意志戏剧》（Über das gegenwärtige teutsche Theater ）做个对比，就能看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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