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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这几行字，席勒为他的科尔纳引入了二人友谊的基本旋律：他们都会致力于激发一个更好的、更成熟的作家席勒。这完全不是自私，因为席勒感到自己的灵魂属于大众：对他而言，让自己有所成就乃是某种任务。于是友谊便是在为共同塑造那客观上有效之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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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博尔纳（Borna）坐落于莱比锡与德累斯顿之间。1785年7月1日，席勒与科尔纳终于在博尔纳的卡恩斯多夫农庄（Gut Kahnsdorf）第一次见到彼此。整个朋友圈，胡博、葛勋、施托克姐妹和其他人都在场，这一大群人让两位朋友无法深入交谈。第二天，胡博、葛勋和席勒再度动身前往戈利斯，在路上的一家酒馆稍做休整。这一天阳光明媚，他们点了些酒，情绪渐渐高涨，开始谈论起将来，每个人都必须起誓，要忠于自己所选定的目标。一种无可比拟的兴奋笼罩着整张酒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席勒是这样描述给他的朋友科尔纳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提到你一个字，但我却在胡博的眼中读到了你的名字——不由自主地将它说出了口。我们的目光交会，而我们神圣的目标就在神圣的友谊中交融……哦，我的朋友！只有我们最紧密的联结，我必须再这样称呼它一次，唯独我们最亲密的友谊，才能让我们伟大、善良而幸福……我们将来所实现的完美不能也不应建基于另外的支柱，除了我们的友谊。”（178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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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来还会多次让朋友想起或自己回忆起这个瞬间，他曾三次称这个瞬间是“神圣”的，对他而言，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圣餐礼的开始”。但这不是为了准备献出生命或忍受苦难，而是预示着轻盈自由的人生。在这段友谊中，即便是重负也很轻，而席勒正是在这里实现了他之后用文字所描绘的愿景：“你要架着她的翅膀高高飞扬，/就要把尘世的忧苦摆脱，/从狭隘、阴沉的现实生活中逃亡，/进入那座理想的王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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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当秋天来临时，席勒已搬到了科尔纳在德累斯顿的住处，头几周先是住在城外，就在科尔纳坐落于洛施维茨的葡萄庄园的一栋房子里。科尔纳已和明娜成亲，组建了新的家庭。几个人再一次沐浴在秋日金色的阳光中，在花园里的一棵核桃树下坐到了一起。他们喝着酒，席勒大声说，要为这快乐的相聚干杯。“酒杯相碰，”明娜讲述道，“发出清亮的响声，但席勒却在高昂的情绪下如此用力地与我碰杯，以至于我的杯子竟碎成了碎片。红葡萄酒洒满了第一次铺上的锦缎布，让我惊恐万分。席勒大喊：这是对天神的祭酒！让我们把杯中酒倒尽……随后，他抓过所有倒空了的酒杯，一把掷出院墙，落到外面的石子路上，让它们通通碎了一地，同时充满激情地呼喊：不要分离，不要孤独！愿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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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情绪下，诞生了那一首后来因为贝多芬的谱曲而如此闻名于世的《欢乐颂》。席勒虽然因为这首诗创作的那个瞬间而喜爱它、珍视它，但当他在一段时间后以更冷静、更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时，就觉得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因此一开始并不愿意将这首诗收入他的诗集中。但在最后一版诗集中，这首颂歌经过修改，终于蒙恩，当之无愧地被收录在内。“亿万生民，一起相拥！/这一吻给全世界！/兄弟们呵——星空之上/必有慈父居苍穹。/谁能拥有，如此大幸，/成为朋友的朋友；/谁能迎娶，一位贤妻，/就来加入这欢唱！/谁只要有，一个灵魂，/可在世间称知己！/谁若不能，就请快走，/哭着离开这团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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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炽热友谊的瞬间，让席勒回想起他在《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阐发的爱之哲学。用两位好友间的书信形式撰写一部哲学小书的计划，又被他重新拾起。席勒真的考虑过由自己扮演尤里乌斯，而让科尔纳扮演书中拉斐尔（Raphael）的角色。然而，小说终究还是没有写成。席勒于1786年在《塔利亚》中发表的，只有尤里乌斯的两封信、拉斐尔的回信，以及尤里乌斯的一篇长文。因为科尔纳没能完成，拉斐尔的回信是席勒自己写的；而尤里乌斯的长文中则包含了1780年就已成文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整个文本的结尾是尤里乌斯的后记，现在的他已冷静了下来。两年之后的1788年4月，科尔纳终于以拉斐尔的口吻写成了一封信，席勒虽在《塔利亚》第七卷中将之发表，但他早已疏远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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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收到科尔纳的来稿时，他向好友承认，哲学思辨着实让他伤神，他也因此放弃了原先的书信体哲学小说的计划。“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完全放弃，因为这个问题的的确确在某些瞬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但如果你想一想，关于这些内容我读得有多么少，而相关的杰作又已经有那么多，以至于人们要想不叫人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读过，脸上就不得不羞得通红。这样一看，你就会相信我说的，写一封尤里乌斯的信，总是比创作最好的一幕戏剧还要困难得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而且你得承认，这种感觉傻透了——只有在写作这类文章的时候，才最强烈地侵扰着我。”（1788年11月14日）但是，他为什么在1786年重又拾起了这项“困难得多”的工作，特别是当时他还得迫切地写完《唐·卡洛斯》？这是因为，正像他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当时他的脑海中又有一阵“理念的无政府”，又有一种“思辨与热烈、想象与天才、冰冷与热情”的混杂。他在80年代初写作医学哲学论文、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时所冒出的那些困境，又再次浮现，要求得到解答。这主要也是因为精通哲学也热衷于此的科尔纳常常把二人的谈话引向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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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当时正着手研习新近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对他来说，康德乃是伟大的精神导师，而他也曾几次三番地鼓动席勒与自己一起研读康德。但席勒却有些犹豫。为什么？他在1788年4月15日致科尔纳的信中给出了答案：“我从（自己曾读过的那寥寥几本）哲学著作中，只取那些富有诗意感觉也能用诗去处理的内容。”但对他而言，康德的哲学暂时只是“对人类认识的枯燥研究”，因此也就不适合让人“富有诗意感觉，同时也能用诗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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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可以从《哲学通信》，尤其是导读的《前言》（Vorerinnerung ）之中察觉到，作为德国哲学之理论良心的康德，已开始在席勒背后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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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12月5日，《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 ft）刊登了康德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 ）。[22]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的公开讨论，远远超出哲学圈；而定期阅读《柏林月刊》的席勒，若说没有读到这篇纲领性的短文，恐怕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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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3] 和他一样，席勒也在“启程”的比喻意义上运用“启蒙”概念。他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承认无知的幸运断念已开始为一种半桶水的启蒙腾出地方，只有极少数人停留在出生的偶然给他们规定的位置。”[24] 如果康德要求人们自己寻找一条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出路，同时还要“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席勒则是要与这一号召相呼应，但他却力图描绘每一个发现了运用理性之乐趣与痛苦的人，究竟是什么处境，他们又得走怎样的弯路、陷入怎样的迷宫。他要一边反思自己迄今为止的精神发展，一边讲述理性自身的种种命运。“理性，”《哲学通信》的开头写道，“和心灵一样，有自己的时代与命运，但它的历史却罕有人记叙。”理性自身的命运——对席勒而言，这就是那种既可以思考，亦可以让人“富有诗意感觉，同时也能用诗去处理”的哲学视角。康德要求理性启程上路，而席勒则想在他的书信小说中，讲述理性在路上所遭遇的种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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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乌斯与拉斐尔是一对好友，但二人间的关系却并不对称。拉斐尔更年长，是导师，也是心理疏导者，他引导年轻的尤里乌斯，在不经意间便将其引入了一场教育大计。这里就显露出席勒日后不再认同的共济会精神。科尔纳所作的拉斐尔的回信于1788年姗姗来迟，信中批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认为这是生命中那个热衷抽象推论、太过于激动的阶段所必然犯下的错误。席勒对这封信却回应说，“知道真理在人世间也有潮起潮落……知道人在这儿和你们共济会的社团一样，第一第二级可以相信乃至应当相信的事，第三第四级会将之当作没用的外壳给剥去”，对他算不得什么“宽慰”（1788年4月15日）。这些话，席勒是在完成《唐·卡洛斯》后写下的，那时的他已借由波萨侯爵与唐·卡洛斯的关系，理解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意志去操控一颗善感之心的灵魂，究竟会造成怎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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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6年的文章中，尤里乌斯是个年轻人，经历了“思想之革命与时代”的三重发展阶段。他曾有一段“天堂般的时光”，感觉让他眼前的世界栩栩如生，一种信仰为万物赋予了意义；这是安逸的封闭空间。这时，拉斐尔出现了。他教会尤里乌斯“思考”，教会他康德的sapera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25] 他本已准备好把自己托付给理性，却发现还年轻的理性尚没有那么可靠。理性首先将他引向或不如说诱惑他进入一种热烈的抽象思考：作为这一时期的见证，尤里乌斯与拉斐尔分享了他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这篇文章的确是青年席勒在卡尔学校时的哲学自白，在《哲学通信》的背景下由席勒自己首次发表，反映了他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思想。尤里乌斯将这些思想的展露与一段评论联系在一起：“我研究着精神的法则——将自己提升到无限，却忘了证明精神确实存在。物质主义的一次大胆攻击就能摧毁我的创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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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骄傲兴奋”的幸福时光后，作为第三阶段的“冷静”便紧跟着到来。但这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冷静，不是理性通过证明自身的界限理智地限制自身（科尔纳在他姗姗来迟的拉斐尔的信中才会提到这一点）。这种冷静是由席勒在卡尔高等学校时就已熟悉的医学生理物质主义所引发的。在他当时写作《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一文的时候，就曾不得不应对物质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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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尤里乌斯不同，在席勒自己的精神发展历程中，热烈的爱情哲学与物质主义的冷静并不是相继而至，而是同时到来。这两种思维方式互相角力，热情与冷静的思想作为两种相反的心境，在席勒身上交替出现。矛盾的同时性让席勒的精神生平有别于尤里乌斯。后者只是忧郁地回顾他的热情，就像在回望某种完全“逝去之物”。但在席勒那里，正因为爱情哲学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生理物质主义泼的冷水，它才成为一种经得住批判的选项。这种爱情哲学绝不会彻底消失，只是会失掉它迷狂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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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一次回忆尤里乌斯在他的《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中所阐述的这种热情的爱之哲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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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上帝的一个念头。自然饱含意义，自然现象是符号，可为人类精神所解读。自然的意义并非如康德所言，只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投射，而是从自身出发，向人类精神展现出一种意义。在“整个自然中”，没有一处缺乏意义的“荒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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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回答着人类关于起源、方向与目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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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可以像一件内在完满的艺术品一样被人阅读。所谓内在完满的艺术品，是指其内部就蕴含了所有的合目的性。或许在表面还有些许不和谐或是差异——还有邪恶、腐坏、死亡与弱肉强食——但在更深的层面上，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协调，是一种和谐。如果目光钻研得足够深，深入这个宇宙的存在，各个世界的和谐就会显现。从意识的角度出发，这种和谐会被发现，但从存在的角度出发，是这种和谐展露自身。于是就导致了伟大的合一。因此认知是交融的行动，也就是爱的行动。谁若是深入探究这种存在，就会发生一种变形：他自身的状态就会趋近于整体的和谐。变形的瞬间便是理念实现的瞬间。“我坚信，在理念的幸运时刻，艺术家、哲学家与诗人就会真正成为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伟人与善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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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读为爱之行动的认知，并不寻求把握一个对象以便控制它，而是为了——让其存在。被认知的客体应能在认知主体的眼前展露自身。在认知的意识与其对象之间，有一种善意在游戏。人们怀着善意望向世界，而世界则同样怀着善意回望。在主客体两边都发生了力的解放。爱着的人有了新知，而求索的人也感到自己被人所爱。在给予和索取之间就有了一种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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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关于起源、方向与目的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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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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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爱，因为作为上帝思想的宇宙是出自爱的创造：“伟大的世界主宰，/没有朋友，深感缺憾，/为此造了不少精灵，/作为他极乐的极乐之镜。/最高的本质，不曾找到/任何东西和他品级相若，/从整个存在王国的圣杯中/无限为他泛起波澜。”[29] 这个远景影响确实很大，毕竟黑格尔日后也将用出自《尤里乌斯的神智学》的这几行诗来为他的《精神现象学》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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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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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都已内在完满，但人类精神却肩负任务，要通过认知和爱同整体融合，以实现自我完满，也就因此有意识地与整体相契合。但正是这种发自个人意识与意愿而实现的契合与自我完善，是世界向有意识且有自信的存在所要求的特殊成果。这样一来，第三个关于目的的问题便也得到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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