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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 Ⅴ，S.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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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坚定支持日心说，认为宇宙是开放的、无限的；同时坚持泛神论，批判教会僵化的教条，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宣布为异端、施以火刑而死。其经典著作包括《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De l ’infinito，universo e mondi ，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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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有著名演讲《论人类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 ）作为遗稿于1496年发表。后引文即出自这一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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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irandola 1940，S.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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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A Ⅴ，S.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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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德国著名启蒙主义哲学家，犹太人，莱辛至交，曾著有美学著作《论情感的通信》（Briefe über die Empfindungen ，1755），在其中探讨悲剧的心理学效应；此外还著有柏拉图风格的哲学对话《菲多，或论灵魂不死》（Phädon oder 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1767）等。门德尔松同时是柏林犹太启蒙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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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A Ⅴ，S.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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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 Ⅴ，S.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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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 Ⅴ，S.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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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A Ⅱ，S. 472.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三幕第十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第68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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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 Ⅴ，S.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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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A Ⅴ，S.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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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 Ⅴ，S.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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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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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洛斯》的诞生——行动的阻碍与人类的激情——波萨侯爵发迹史——粉墨登场前的踌躇——转向小说《招魂唤鬼者》——从左派阴谋到右派阴谋——密谋家、秘密结社和卡里斯玛——波萨侯爵与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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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洛斯》——席勒是1782年夏天从达尔贝格那里获得的灵感。达尔贝格把德·圣·雷亚尔神父[1] 1691年版的《唐·卡洛斯秘史》（Histoire de Dom Carlos ）留给席勒作读物，提示他说，从中很可以写出些适合剧院的东西。达尔贝格了解他的观众，知道催人泪下的古装家庭剧一定很受欢迎。例如，约瑟夫·奥古斯特·封·托林伯爵（Joseph August Graf von Toerring）的《阿格尼斯·贝尔瑙厄琳》（Agnes Bernauerin ）在曼海姆的演出就大获成功。[2] 达尔贝格相信，将费利佩二世之子的悲伤故事改编成戏剧，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圣·雷亚尔的叙述更像小说，基本不太注意史实的准确。费利佩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瓦卢瓦（Valois）家族的伊丽莎白（Elisabeth），原本是被许配给了储君唐·卡洛斯。[3] 这位法国作家想要让她的形象更加光明，于是把费利佩塑造成了恶人，而唐·卡洛斯则是无辜的牺牲品。圣·雷亚尔将王子与王后的情事推到了故事的中心，尽管历史上对此并无确凿记载。到最后，妒火中烧的费利佩让宗教裁判所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又让王后中毒身亡。这也是史料中所没有的。至少根据官方说法，宗教裁判所并没有什么动作。唐·卡洛斯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又因其举止狂躁易怒甚至有虐待倾向，而遭到监视，最终死于肠道感染。但当时人们便怀疑王子也和三个月后离世的王后一样，都是被人下了毒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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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雷亚尔始终是席勒主要的素材来源，尽管他之后还使用过其他一切更忠于史实的历史书籍，例如罗伯特·沃特森（Robert Watson）《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执政史》（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Philipps des Zweyten，König von Spanien ）1778年的德语译本[4] ，以及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皇帝查理五世执政史，及欧洲社会生活自罗马帝国覆灭至十六世纪初之兴盛与发展概况》（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Kaiser Carls V. Nebst einem Abrisse vom Wachstume und Fortgang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 in Europa，vom Umsturz des römischen Kaisertums an，bis auf den Anfang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 ）1771年的德语译本[5] 。若干年后，席勒还将为了他的《尼德兰独立史》（Abfall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6] 这部历史巨著而参考这几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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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之所以能毫无顾忌地以圣·雷亚尔为基础，是因为他所在意的并非历史真实，而是心理上的可能事件以及强有力的戏剧效果。至于他和历史真实的关系，席勒已在《斐耶斯科》的后记中把该说的都说了：“我敢说自己马上就能搞定历史，因为我不是……写历史的。在我看来，只要能通过大胆的虚构在我的观众胸中激起哪怕一次情绪大迸发，就远胜过最严谨的历史精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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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在圣·雷亚尔那里发现的历史，不仅会在“观众胸中”产生影响，更是首先让席勒自己的“情绪大迸发”。他在这儿也发现了在前几部作品中就深深吸引他的母题：父子冲突、阴谋诡计，以及一场致命的爱情。还有一个他在《强盗》中只是一笔提过的主题也能在此展开：宗教裁判所。它被视为邪恶的代名词，被时代的启蒙精神钉上了耻辱柱。今天的人们相信自己已克服了那段黑暗的时代，但他们之所以依旧回忆起早已不复存在的宗教裁判所，是为了作为警醒，在记忆中唤起那黑暗时代的反面图像。“此外我还要在这部剧中给自己立下义务，通过对宗教裁判所的描写为被逼为娼的人类复仇，将它的耻辱污点令人畏惧地钉在耻辱柱上。”（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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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斐耶斯科》时，席勒已经认识到，政治行为只有“出自人心”，才适合搬上舞台；而他也在剧作前言中断言，作为市民作家的自己尤其有资格将政治心理化、内在化。“我和市民世界的关系也让我更了解人心而不是内廷，或许这种政治弱点已转变为文学美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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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春在鲍尔巴赫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席勒极其用心地关注了不幸爱上继母的卡洛斯。他对待卡洛斯就像对待情人一样，席勒在给莱因瓦尔德的信中写道：“我和他一起，徜徉在鲍尔巴赫近郊。”（致莱因瓦尔德，178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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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正是在鲍尔巴赫的这个春天，当席勒漫步在鲍尔巴赫附近还浸着雨露的草地、还很松软的小路的时候，诞生了阿兰胡埃斯（Aranjuez）御花园中第一场戏的那几行诗。多明各（Domingo）对卡洛斯：“最美的春日——欢悦的花园——/周围是一片花海的田野——/甚至天空也与大地争艳，/艺术与自然斗奇——只为了博您开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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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鲍尔巴赫勾勒了剧本的大纲。他要用“五步”[10] 给这段危险的爱情系个死结，到最后解开时导致灾难。同样深爱着唐·卡洛斯的艾伯莉公主（Prinzessin Eboli）促成了一系列误会，一场针对王子的宫廷阴谋拉开了帷幕。妒心极盛的费利佩“决定了其子的毁灭”。波萨侯爵也已在大纲中出现，他为了保护朋友卡洛斯，将秘恋王后的嫌疑引到自己身上。但在第一份草稿中，这一设计并无后续，波萨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国王依旧怀疑他的儿子。王子和王后放弃了他们的爱情。或许席勒在初稿中就已考虑到，要用某种方式把宫中的爱情故事和佛兰德（Flandern）[11] 的起义联系到一起。在第四幕的笔记中有这么一句：“国王发现了王子的一场叛乱。”宫廷与宗教裁判所必须在剧末经历一场大失败。卡洛斯虽然死了，但控诉他的人却被揭穿，显露出罪犯的嘴脸。整部剧应当以“被欺骗的国王之悲痛”及对欺君之“始作俑者的复仇”结尾。也就是说，没有旧势力的胜利，但也没有新势力令人瞩目的登场。波萨侯爵的伟大密谋和自由之“暴政”的问题，虽然之后会成为全剧的思想核心，但在这里还未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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