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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高目标是一份“充满热情的方案，要创造人类社会可以企及的最幸福状态”。[86] 所有一切都要服从这一目标，无论是与卡洛斯的友谊、对王后的尊敬，还是国王对侯爵的信任。侯爵对待他的朋友就像对待一个懵懂的少年：不仅得防止他伤到自己——事实上，波萨为了保护他，也的确把他关进了监狱——还得向他“解释”对王后的爱[87] ，将他的情感引向为了自由的斗争。而王后对卡洛斯的温柔情感，也同样被用于政治，心凉了一大半的王后抗议：“您大概没有考虑到，倘若我们/用这种名字来美化我们的激情，/将有多大的风险，威胁着我们的心？”[88] 至于国王的信任，波萨两三句话就打发了：“我对国王/又能有什么用处？——在这僵硬的土地上/我的玫瑰花已经不再生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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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爵以为自己算准了一切：要怎么保护王子免遭其父的怀疑；如何争取王后，让她令卡洛斯泛起爱情、燃起对自由的热情；还有如何帮助王子奔向佛兰德。这些计划都失败了；从中作梗的有意外、误解，以及生命与激情人尽皆知的晦涩不清：“谁竟那样自不量力忘乎所以，/妄想把命运沉重的船舵驾驭，/而自己并非全知的上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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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侯爵只能牺牲自己：他将与王后私通的怀疑引向自己，以换取卡洛斯的清白。然而，为卡洛斯前往佛兰德铺路的信件被人发现。王子被交到了宗教法庭大法官手里，波萨白白牺牲了。最终胜利的是传统势力，他们一开始就监视着侯爵，只等时机一到，就把精心织成的反叛之网撕个粉碎。与革命的密谋相比，宗教裁判所证明自己才是更强的那个秘社。宗教法庭大法官谈起波萨侯爵时说：“他扑腾在绳子一端，/这根绳子很长，可是撕扯不断。”[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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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波萨侯爵这个角色，席勒在大革命爆发三年之前，就揭示了革命道德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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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萨爱着人类，也为自己那些服务于人类幸福的行动而倍感振奋。他自然也爱他的朋友卡洛斯，但把卡洛斯当作全体的代表：“在我的卡洛斯的灵魂里/我为千百万人创造了一个天堂。”[92] 对人类的爱吞噬了对个体的爱。这就导致侯爵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干涉他人的自由，置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于不顾，行事还时常任意专横。”[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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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道德在个体身上出卖的，正是它力图为全人类所争取的：自由。一方面，革命道德要求人自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却将之作为实现自己大计的工具。“暴力”、“秘密”与“统治欲”[94] 时常隐藏在自由斗争的面具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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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席勒在他的《〈唐·卡洛斯〉通信》中特别提到了光照派的阴谋实践。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95] 就会以理性与自由的名义让真正的人头落地。波萨侯爵的战略行动中，便已预示了革命恐怖。普遍理性想要“抄捷径，把任务简单化，将零落而迷惘的个体性转化为一般性”[96] ，而侯爵没能经受住诱惑。“抄捷径”意味着：利用人类；谁要使人类幸福，就不能在芸芸众生面前止步不前。而将个体性“转化为一般性”则意味着：牺牲个体。然而侯爵连牺牲自我也毫无畏惧，这彰显了他人性的高贵，更以悲剧的方式重塑了原初的友谊。尽管如此，侯爵的自我牺牲依旧让人有所怀疑，正如王后对他说的：“是您自己投身到这个您称之为/崇高的事情。您不要否认！/我了解您，您早就渴望做这件事情，/——哪怕千百颗心为之破碎，这和您有什么相干，/只要您的高傲得到满足就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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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探讨了道德与超道德之间的棘手关系。他揭示出，与个体的具象的人际交往相关联的自然道德直觉，要比空想出的关涉整体的道德原则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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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福的梦想，当然生发于卡洛斯与波萨亲密无间的友情；侯爵在自己牺牲前不久，让王后转达给朋友的话，是多么美妙：“请您告诉他，如果想做一个大丈夫，/应该尊重他青年时代的梦境。”[98] 不放弃梦想，但也不忘记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人——这就是波萨侯爵未尽的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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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宏伟之作所展现的“无论如何铭记都不为过的经验”，席勒在《〈唐·卡洛斯〉通信》中是这样表述的：“为了在道德事物中上升到一般抽象而远离自然的实践情感，不可能毫无风险；人们信任心灵触动或是眼下已有的个体的正义感，要比信任人为构想出的普遍理性观念之引导更加安全——因为不自然之物绝不会导向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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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预示着席勒之后对康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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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萨·维查德·德·圣·雷亚尔（César Vichard de Saint-Réal，1639～1692），法国作家、历史学家，其作品并非严格的历史著作，而是包含着文学虚构，在当时广受欢迎。席勒在创作《唐·卡洛斯》时曾参考了他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之子唐·卡洛斯秘史》（Histoire de Dom Carlos，Fils de Philippe Ⅱ Roy d’Espagne，1672 ）（1691年版），参见Friedrich Schiller：Don Karlos. Hg. von Gerhard Kluge，Frankfurt a. M. 2009，S.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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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瑟夫·奥古斯特·封·托林伯爵（1753～1826），巴伐利亚政治家、剧作家，巴伐利亚科学院成员，著有《阿格尼斯·贝尔瑙厄琳》（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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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59年，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Felipe Ⅱ，又译腓力二世，1527～1598）与出身瓦卢瓦家族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i Ⅱ，1519～1559）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1533～1603）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结束了法西两国自1459年以来为了争夺在意大利的霸权而发动的意大利战争。为了确保和约的履行，亨利二世将时年14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德·瓦卢瓦（Elisabeth de Valois，1545～1568）许配给费利佩二世，尽管她之前已与卡洛斯（Carlos de Austria，1545～1568）订婚。卡洛斯同情信仰新教的西属尼德兰的起义，本期待父王任命他为尼德兰总督并和平地平息动乱，但费利佩二世拒绝，并委任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起义。卡洛斯因此与其父不合，性情乖张，最终被剥夺继承权并遭软禁，在因叛国罪受审前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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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特·沃特森（1730～1781）于1771年出版了其著作《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执政史》，1778年被译为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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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威廉·罗伯逊（1721～1793），苏格兰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其著作《皇帝查理五世执政史，及欧洲社会生活自罗马帝国覆灭至十六世纪初之兴盛与发展概况》于1769年在伦敦出版，1771年被译为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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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席勒于1788年出版了其历史著作《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统治独立史》（Geschichte da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第一卷（一般简称为《尼德兰独立史》），参见本书第十三章。遗憾的是，席勒未将这部历史巨作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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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 Ⅰ，753. 语出席勒为《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在曼海姆的演出而作的宣传材料《给观众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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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 Ⅰ，S.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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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 Ⅱ，S. 1101. 这几行诗是席勒发表于《塔利亚》杂志上的断篇，并未收入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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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 Ⅱ，S. 10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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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佛兰德（荷兰语Vlannderen）泛指尼德兰地区，也包括今天比利时的弗莱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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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treicher 1959，S.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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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德意志水星》是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及几位同僚于1773～1789年编纂出版的文学评论杂志，一开始为季刊，自1785年起改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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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唐·卡洛斯〉通信》是席勒于1788年发表于《德意志水星》上的一系列阐释自己剧作的信件，共12封，分别发表于1788年第三期（7月出版，含第1～4封信）与第四期（12月出版，含第5～12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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