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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曾被魏玛的文学光芒迷住了眼，那么他快到魏玛的时候就会恼怒地发现，不管从哪个方向来，都得离开方便通行马车的大路而拐上小路。这个德国文化的秘密首都完全处于交通上的死角。通往魏玛的最后一段路，路况差得可怜。席勒在“太子客栈”（Erbprinz）落脚时，全身脏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在车里摇晃得都快散架了。他在当地唯一的熟人就是夏洛蒂·封·卡尔普。他几乎每天都去见她，而她则把席勒引入了城里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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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魏玛的一共约有6000人。虽然在文化上声名斐然，但这里依旧没有失去乡村小镇的风貌。穿着丝绸长袜的剧院观众还能在街上碰见猪群，在陵园的草地上还放牧着牛群。各家门口的粪堆也是市景的一部分，在夏天吸引着成群的蚊虫，因此条件更好的市民才会逃向周边的温泉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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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更好的市民”都围绕着公爵的宫廷：首先是宫中官员、大臣、内廷顾问、宫女、有头衔的教士，然后还包括政府与警察等部门的公务员，宫廷乐团及剧院成员，教师、医生、药剂师、律师——他们有别于手工业者、农民和短工。无论社会分层如何细致，对一个带着很高期望踏入这座著名城市的外人而言，原先的大世界倏然缩水成了乏味的小地方。“在魏玛，”一份当时的游记写道，“人们徒劳地寻找一座都城中应有的欢快纷繁或是喧闹的感官之乐；这儿喜爱闲暇的人太少，家境殷实、可以在无用的消遣中自我放纵的人也太少；根本不需要警察，更不需要什么秘密警察，整座城市之小，以及惯常的生活方式，就把每个人都置于宫廷的监管之下……只求享乐之徒很容易把魏玛视为一个悲伤的地方。人们白天都在工作，即便是那些不用干活的少部分人，也羞于被当作游手好闲之徒……一到六点，人人都赶去剧院；称之为一场大家族的聚会，倒是很恰当……演出大概九点结束；可以想见，到十点钟，每个酒馆老板都已睡得很深，至少也是在他的四面墙内安安静静地度过整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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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魏玛在定期举办的集市中回归它的乡村本真，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才会活跃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洋葱集市，还有席勒初到不久便赶上的丰收节。人们用绿叶装点屋子，畅饮美酒，在街上载歌载舞，到处都能闻到大葱和芹菜的味道。而木材集市也办得很热闹。来的甚至还有富有的荷兰造船厂主——对于正在创作《尼德兰独立史》的席勒而言，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会面。每个月都会在雅各教堂门前举办一场猪集，让住在边上的高等教会监理会顾问赫尔德很是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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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才刚到魏玛不久，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在这些定期举办的乡村欢庆集会的间歇，魏玛从近处看就是一个“蜗牛壳内的世界”。贵族的小团体为其社会地位而骄傲，不与旁人来往；市民与小市民的圈子亦是如此。人们到处炫耀荣誉，这些荣誉或许是因为表现听话或者在要求之前就服从，从社会的上空像雨一样掉下来的。对头衔的癖好和乱封顾问的现象，魏玛比别处更加严重。“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访客说，“始终只听见宫廷顾问维兰德、枢密顾问歌德、副首相赫尔德。”[13] 幸好，席勒现在也可自称“顾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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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世界就夹在宫廷与市民世界之间——而即便是这里，也有蜗牛壳、党争和派系。到处都树起了旗帜，同一派的就在旗下集合。维兰德与赫尔德分别是两派的头目，二人互不来往。只有仍在意大利的歌德，遨游在所有人上方：克内贝尔是他的代理人，定期把朋友们聚集到歌德的花园别墅中来纪念他。维兰德则总向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14] 献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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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夏洛蒂·封·卡尔普，席勒在最初几天就结识了好几位伯爵、内廷大臣和宫中贵妇，其中就包括封·伊姆霍夫夫人[15] ，她是封·施泰因夫人[16] 的妹妹。伊姆霍夫夫人为席勒介绍了一个住处。他和夏洛蒂一起游走于魏玛的上流社会。在7月2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自己像“晕头转向”了一样：“我不得不把整个人分散到这么多人际关系中，在每一段关系中还都必须完全在场；这些关系吓跑了我的勇气，让我感到自己本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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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终于见到“魏玛众神和偶像崇拜者”时，也像初次登台一样忐忑不安。“我拜访了维兰德，”他在7月24日的信中写道，“穿过一群可爱的孩子和小不点，才能见到他。我们初次见面就仿佛早已相识。一个瞬间就决定了一切。我们得慢慢开始，维兰德说，我们要多花些时间，成为对方需要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中，就为我画好了我们未来关系的走向；而让我高兴的是，他不是将之作为短暂的相识，而是一段为了将来而延续并成熟的关系。我们二人直到现在才认识，让他觉得非常幸运。我们要这样做，他对我说，谈话要互相诚实而坦率，就像人和他的守护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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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与他的大家庭一起生活在魏玛附近的奥斯曼施泰特（Oßmannstedt）镇上的一座庄园里。他是温和的一家之主，总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他膝下子女众多，而当他情绪不错或是谈话的主题吸引他时，他自己也表现出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气。他对席勒说，他俩的年纪也没差太多：席勒比实际年龄要成熟10岁，而他则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维兰德的情绪变化无常，这也是孩子气的一部分。他可以几乎带着哭腔抱怨，人们在他“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忘记他了。席勒不得不安慰他，让他想起他的重要意义一直持续至今。维兰德毫不羞怯地坦承自身弱点与自我怀疑。尽管他有时也会惊诧、否认乃至自傲，但他的调侃缓和了这一切。这是一种友好的而非恶意的讽刺。维兰德说话还带着些施瓦本口音，让席勒听着很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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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自打学生时代起就崇敬维兰德。这位诗人、杂志主编、记者、翻译家、檄文作者和太子太傅为德语文学带来了广度，教会它法国的优雅与精神、古典的造型与生活艺术。他可以一边轻浮，一边又具有教育意义。他不理会精神上的分工，用哲学方式对待文学，用文学方式对待哲学。正是他的著名译本，才让莎士比亚在德国真正家喻户晓。他不害怕命运与性格的黑暗深渊，但接近它们之时却带着轻松淡然的意识，就好像一个懂得传播光明的人，不介意偶尔被人批评肤浅。他憎恨蒙昧主义，厌恶任何一种局限，颇为自信地称自己是个“世界主义者”。他是个优雅的启蒙者。他不允许宗教教条主义者或粗鄙的物质主义者破坏他的自由理念。他喜爱可以亲身体验的真理，因此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才会在1772年将此时已声名远播的教育小说《阿迦通》（Agathon ）的作者召至魏玛，辅导太子学业。于是他便在魏玛为接着到来的伟大精神——尤其是歌德与赫尔德——铺好了路。维兰德才是古典主义魏玛的真正奠基人。他领着一笔可观的终身年俸，是公爵出于对他的感激与尊重而首肯的。这位充满智慧与善良的老人在魏玛社会的活动畅通无阻，甚至能被允许在公爵夫人的沙发上酣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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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位来自比贝拉赫（Biberach）的前市政文员显然已登上了德国精神生活的奥林匹斯山巅，卡尔学校的学生们自然充满了同乡的自豪。维兰德就是他们的英雄、他们的榜样。对于席勒亦是如此。他曾将《强盗》寄给维兰德，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他从旁人口中听说，维兰德觉得这部剧很差，但作者却很有才华。至于之后的作品，席勒同样非常重视维兰德的评价。因此，他才会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盼望着与维兰德的见面。于是他现在便能亲身体会维兰德是如何平等地对待他。他骄傲地对科尔纳说，“与魏玛巨人们的深入交往”甚至改善了他对自己的评价（1787年7月28日）。而另一个帮助他改善自我感觉的巨人，正是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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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初次接待他时就没有说那么多好话。“他招待我，”席勒在1787年7月24日的信里说，“就完全像在招待一个只略曾听闻过的人一样。我估计他自己还没读过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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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很有礼貌，不久更是相当热心。不过，他还是维持他的尊严，注意与人保持距离。他的谈吐很有思想，说起话来是这样流畅而美妙，就如同他的行文。人们可以发现，他也爱听自己说话。即便是在某个瞬间的灵光一闪，他即兴发挥的意见，听着也像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样。他的知识多得令人惊讶，但绝非半瓶子醋。他把一切相互关联起来的能力堪称大师，尽管这种联系更多的是音乐性而非系统性的。让他感兴趣的是事物间的共鸣而非逻辑推导。席勒承认能一连几个小时听这个男人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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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讶异的是，这个通晓一切的人，这个共情的天才，这个言外之意的阐释者，居然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中是如此的极端。“他的感情，”席勒写道，“只有恨或爱。”（1787年7月24日）他“以一种近乎神话的方式”爱着歌德这位斯特拉斯堡时代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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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1770年的秋天，两人在“精神之家”（Zum Geist）客栈的楼梯间偶然相遇。歌德之后会在《诗与真》中描述，此人的头发扑满了粉，用别针一直别到发髻，看上去仿佛一位教士；他登楼梯的样子相当优雅，潇洒地把黑色丝绸大衣的下摆塞在裤兜里。[17] 彼时的歌德还是听讲者，是学生。在这个长他5岁的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他。但是这并没有让歌德感到不快，因为赫尔德举手投足间充满智慧，并没有好为人师，而是热情洋溢，甚至有些过度激动。正是赫尔德为天才正名，鼓励人们更多地追随“自然”而非规则。赫尔德对语言的爱极富感染力，在与歌德共登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时，这两位朋友萌生了出版文集《论德意志的特色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18] 的念头。后来，这部作品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奠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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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比克堡（Bückeburg）宫廷牧师的赫尔德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于是歌德在1776年将他聘到魏玛，担任首席牧师。歌德以为自己给他找了份闲差，但事实上，首席牧师的工作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赫尔德要负责公爵领地内的牧师、教师、掘墓人、唱诗班领唱和管风琴手。他是学校教学计划的最高监督，人们期待他的视察、监督和检查。他是行政管理者，是精神导师，是牧师，却更想成为一位作家、哲学家、神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和批评家。他的确也喜欢与他的职位和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但他更爱思想的权力与雄辩的魔法。于是，他整个人就渐渐地被烦闷的阴影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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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在席勒面前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的糟糕处境。他有一回曾说，教会的人觉得他思想太过自由，而有思想的人却觉得他太像个教士。他没法让任何人满意。他爱歌德，但也嫉妒他。歌德才用不着为这么多小事烦心，而且如果工作真的太辛苦，他还能跑去卡尔斯巴德，或者就像现在一样跑到意大利。赫尔德敬佩歌德敢踏出如此大胆的一步，同时也很生气。他自以为歌德离了他不行，可现在歌德居然把他一个人丢下。当歌德于1788年夏从意大利返回魏玛时，赫尔德做好了安排，自己也立马动身前往意大利了。他非得和朋友扯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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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赫尔德都爱着歌德——同时厌恶康德。这一点，席勒在二人第一次见面时也同样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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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曾跟着康德学习，起初也是他的好友。只要前批判时期的康德讲授的是关于宇宙起源、太阳系和地球的宇宙学猜想，以及人类学、民族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赫尔德就觉得自己与他精神相通。可是当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开始为知性划定界限、降低直觉的意义，二人便逐渐分道扬镳。康德严肃地捍卫理性的原则，赫尔德则青睐直观的富足，让他的直觉引导自己。康德要求、也给出了严格的概念，赫尔德则沉醉于譬喻和类比。在赫尔德那里是语言的盛典，而康德则尖刻地扯碎了招魂唤鬼者的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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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差别在70年代中期就已可见。当时正值赫尔德的著作《人类最早的文献》（Älteste Urkunde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 ）出版。正如他自述的那样，他在书中是作为一个“神学浪荡子”出场的。他相信自己在《圣经》的起源中找到了流传下来的一种更古老的神话秘符。它强有力地将赫尔德引向了历史记载的起源。而康德则对此不屑一顾，他在一封致哈曼[19] 的信中以略带讽刺的谦虚写道，哈曼得给他解释一下，他的朋友赫尔德究竟想的是什么。“但如果可能，请用人类的语言。我这个可怜人，”康德继续说，“还没有按照直观理性的神性语言准备好。人们按照逻辑规则、用平庸的概念给我一个词一个词拼写出来的东西，我大概还能理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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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尔德不会就此停止在人类历史的伟大叙事中参考“直观理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没过几年，赫尔德就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随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 e der Menschheit ）。[21] 当席勒于1787年见到赫尔德时，这部巨著的前三部分已经出版。它开启了德国的历史哲学，立刻引发了极大轰动。现在，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对立就彻底明朗了。赫尔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读出了“空洞的辞藻”或“警察式的禁令”。与一代人之后的黑格尔一样，他也批评康德，害怕错误本身也是一种错误。他不想被认识论的先决条件束缚住手脚，而是直接面对“事物”。在他看来，“事物”就是：人类自动物界的进化，通过躯体结构阐明精神，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文化，以及人类生活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认识的器官，对赫尔德而言是直观、直觉和语言，而康德则认为是经过规整的知性之范畴以及理性之原则——被认识的世界正是凭借这些范畴与原则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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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见到赫尔德前不久，康德发表了对赫尔德《片论》第一部分的批判。康德的批评言辞讽刺，内容更是毁灭性的。在康德看来，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写道，书里谈到“完全超乎可观测的自然学说”的自然力[22] ；赫尔德不如观察一下“定义概念时的逻辑准确性”，给他的“想象力”套上缰绳[23] ，对不可思议的事就别用更不可思议的方式去解释。康德认为，赫尔德没有理解哲学的真正任务，即“剪除而不是催生过于繁茂的小树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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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席勒在记叙他拜访高等教会监理会时才会说：“赫尔德憎恨康德。”（1787年7月24日）就对历史的理解而言，席勒更偏向于赫尔德这边。但这并不会阻止他研习康德，并从中为自己的历史著作汲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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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初到魏玛的头几周，主要是妇女们追问他《招魂唤鬼者》的后续，可他眼下却没什么兴趣接着写下去。写作《尼德兰独立史》这部历史书籍倒很对他的胃口。到了1788年10月，写好的文稿就已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建议出版商克鲁休斯[25] 干脆出个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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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让他着迷。不只是尼德兰独立这段历史，更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经济动机，一个是心理动机。科尔纳劝他别写历史，催促他回归文学；但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对此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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