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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差别在70年代中期就已可见。当时正值赫尔德的著作《人类最早的文献》（Älteste Urkunde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 ）出版。正如他自述的那样，他在书中是作为一个“神学浪荡子”出场的。他相信自己在《圣经》的起源中找到了流传下来的一种更古老的神话秘符。它强有力地将赫尔德引向了历史记载的起源。而康德则对此不屑一顾，他在一封致哈曼[19] 的信中以略带讽刺的谦虚写道，哈曼得给他解释一下，他的朋友赫尔德究竟想的是什么。“但如果可能，请用人类的语言。我这个可怜人，”康德继续说，“还没有按照直观理性的神性语言准备好。人们按照逻辑规则、用平庸的概念给我一个词一个词拼写出来的东西，我大概还能理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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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尔德不会就此停止在人类历史的伟大叙事中参考“直观理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没过几年，赫尔德就发表了《人类历史哲学随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 e der Menschheit ）。[21] 当席勒于1787年见到赫尔德时，这部巨著的前三部分已经出版。它开启了德国的历史哲学，立刻引发了极大轰动。现在，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对立就彻底明朗了。赫尔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读出了“空洞的辞藻”或“警察式的禁令”。与一代人之后的黑格尔一样，他也批评康德，害怕错误本身也是一种错误。他不想被认识论的先决条件束缚住手脚，而是直接面对“事物”。在他看来，“事物”就是：人类自动物界的进化，通过躯体结构阐明精神，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文化，以及人类生活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认识的器官，对赫尔德而言是直观、直觉和语言，而康德则认为是经过规整的知性之范畴以及理性之原则——被认识的世界正是凭借这些范畴与原则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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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见到赫尔德前不久，康德发表了对赫尔德《片论》第一部分的批判。康德的批评言辞讽刺，内容更是毁灭性的。在康德看来，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写道，书里谈到“完全超乎可观测的自然学说”的自然力[22] ；赫尔德不如观察一下“定义概念时的逻辑准确性”，给他的“想象力”套上缰绳[23] ，对不可思议的事就别用更不可思议的方式去解释。康德认为，赫尔德没有理解哲学的真正任务，即“剪除而不是催生过于繁茂的小树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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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席勒在记叙他拜访高等教会监理会时才会说：“赫尔德憎恨康德。”（1787年7月24日）就对历史的理解而言，席勒更偏向于赫尔德这边。但这并不会阻止他研习康德，并从中为自己的历史著作汲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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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初到魏玛的头几周，主要是妇女们追问他《招魂唤鬼者》的后续，可他眼下却没什么兴趣接着写下去。写作《尼德兰独立史》这部历史书籍倒很对他的胃口。到了1788年10月，写好的文稿就已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建议出版商克鲁休斯[25] 干脆出个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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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让他着迷。不只是尼德兰独立这段历史，更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经济动机，一个是心理动机。科尔纳劝他别写历史，催促他回归文学；但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对此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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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机：早在创作《唐·卡洛斯》时，席勒就曾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即便是在最好的土地上，野蔷薇也结不出梨子，但梨树在空荡荡的土壤中同样无法生长。我们的灵魂不过是培养瓶，天地元素必须先往其中加入物质，才能让这种物质生长出饱满多汁的绿叶。”而这种物质便是他每天都越加珍视的“历史”。之所以选择历史，是因为它为席勒提供可以依赖的“事实”；他已经注意到，“我们想象力的虚构远远不具有权威、得不到我们的信任，因此无法提供……长久的坚实基础”（178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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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作《唐·卡洛斯》，他详细学习了历史，但到头来还是得依靠自己的想象。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历史里找不到，只能自己幻想。这让他筋疲力尽。“现在的我，是我经常性不自然地绷紧自身力量的结果。每天的工作都很沉重——因为我写得多。我的产出与接收到的不成比例。这样下去，我有把自己写到油枯灯灭的危险。”（致科尔纳，17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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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唐·卡洛斯》以后，席勒觉得自己被掏空了。他一开始不愿相信，因为新生活、新环境和魏玛的“众神与偶像崇拜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让他兴奋。“首先，”他在1788年1月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真的越来越少关注自己，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当他终于意识到已经把自己“写空了”的时候，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能使产出与接收之间、想象与接受之间、思考与学习之间的比例更为协调。所以他才选择写历史：“有些工作，学习占一半，思考占一半——写一部戏剧我用不着书，却需要我的整个灵魂和全部的时间；而写一部历史作品，书籍就贡献了一半的材料。我为这两者投入的时间几乎一样多，但写完一部历史作品，我能扩展既有理念，接收新理念；写完一部剧，却要失去不少。”（17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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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机：因为他要一边写作一边学习，就必须注意“让学习本身也帮我赚些钱”。故而他得想出一部历史作品，能吸引更大的读者群体。到目前为止，整个德国还没有这样的书籍。于是席勒便创立了一种文学上高要求、学术上又富有内涵的历史书写方式。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的前言中写道：“只要我的这次尝试能让一部分 读者相信，一段历史可以写得既忠于史实又不必考验读者的耐心，只要它能让旁人相信，历史既能从一门相关的艺术中获得借鉴又不必因此变成小说，就可算是非常成功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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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担心，席勒会因为与现实过于紧密的联系而无法再度诗意地振翅飞翔。但席勒十分自信地回应道：“在一个伟大的头脑中，每一种对象都能够变得宏伟。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头脑，就能在历史学中实现伟大。”（17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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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10月24日，席勒在夏洛蒂·封·卡尔普家中朗诵了手稿的选段。维兰德也在场。10月26日，席勒在给胡博的信中写道：“他被书稿深深吸引，断言我生来就是写历史的。他热情地拥抱了我，宣布在历史的体裁中没人在我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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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兰德的热情给了席勒一针强心剂，也证实了他的预感，即或许能借助这项工程完成一桩大事。他不假装谦虚，在给胡博的信中点明了自己作品的优点：文笔“优美而高贵的风格”，整理材料时“像驴一样勤恳”，对发挥作用的历史之力的“清晰分析”——以及“哲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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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席勒历史作品独一无二的特征。关于“优美而高贵的风格”：在席勒之前，还没有人用这种文学大师的笔调写过历史。他把《唐·卡洛斯》的诗行中那种对韵律的感觉带入了散文之中，只要读一读下面这段关于尼德兰人民的句子就能发现：“这个民族在富足的幸福闲暇摆脱了需求缩手缩脚的小圈，学会了追求更高的满足。”[27] 说《尼德兰独立史》是德语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一点儿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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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成，得感谢“驴一样勤奋”地对当时可以取得的资料的彻底整理，即便席勒理所当然地参考过先前的著作。他在前言中写道，自己自然乐意从“一手材料”中得出一切，“重新创作”这段历史，“独立于那些有思想的前辈将之流传至今的形式”。[28] 但这样一来，他要花在上面的就不是短短几年光阴，而是整个生命。席勒想要讲述的是自由在过去的胜利；但他不想做个编年史家，成为历史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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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清晰分析”，席勒以古典时期的历史写作，尤其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29] 作为标杆。像修昔底德一样，席勒也将历史之趋势与动力浓缩到若干突出人物身上，为他们作了精彩的肖像画。正是这些人物间的对话展现了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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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席勒得意的还是“哲学阐述”。之所以具有哲学性，是因为他以理念之光阐释历史。这些理念中有一部分是他在历史中发现的，另一些则是他在时代精神的启发下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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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历史哲学野心让他身处众多志同道合者之中。自从维柯[30] 、培尔[31] 、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最近的赫尔德与康德以降，历史已经得到了哲学的升华。虽然在一代人之后，浪漫派将会声称启蒙运动对历史没有任何概念。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对。当席勒着手对尼德兰独立史作“哲学阐释”时，可以依靠一种历史哲学思考的传统。这一传统有两种基本倾向，最近在德国表现为赫尔德与康德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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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即赫尔德的倾向，是从人类的自然天性出发；而康德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则将理性，也就是自由置于中心。但二者均在历史中看到一种发展，只不过一种是人类的自然史，而另一种是人类的理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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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学校求学的岁月，作为医科学生以及弗格森读者的席勒首先接触的是人类自然史的理念。其出发点是坚信人类乃是一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本能更弱、意识更明朗。自我保存的冲动、与自然交换和斗争的必要，都将人类等同于其他生命体。但在人类身上，自我保存的斗争发展了他的意识的自然基础。他变得富有创造力，成了一个会制作工具的动物，能够改变自己、改变自然，同时塑造他的文化。人学会了用社交的形式约束并优化自我保存的天然冲动。正因为他不再被本能牵着鼻子、在生命的实现中来回绕圈，人就有了历史，就开始创造历史。创造他的历史与他创造的历史——二者共同形成了人类的自然史。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自然史？年轻的席勒在他的毕业论文中，用短短几句有力的话做了描述：“一种内在而积极的自然冲动，以及对母性环境的需求，教会我们的祖先想得更大胆，帮他们发明了房屋……这儿又是新事物、新危险、新需求、精神的新奋斗。动物冲动的碰撞让部族与部族反目，将生铁打造成刀剑，诞生了冒险家、英雄和暴君。城市得到加固、国家得以建立，随着国家又产生了市民的义务与权利，产生了艺术、数字、法律、狡猾的牧师——和神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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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物质主义的方法教会席勒，在撰写尼德兰历史时同样要关注气候、地理、经济、文化与政治事件的相互交织。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为主线来阐释历史，也是赫尔德的方法。因此席勒才会在二人初次见面时，就感受到他们之间有“共同点”（致科尔纳，178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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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认为人类是一种动物，而自然或上帝——二者在赫尔德看来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则赋予了人类任务：“你从天性中能创造出那些高贵与杰出之物，就创造吧；我不能借助奇迹为你撑腰，因为我已将你作为人的命运交到你作为人的双手之中。但我所有神圣而永恒的自然法则却会助你一臂之力。”[33] 成为人的任务是作为自然的升华而得以实现的。对赫尔德而言，人性就是真正的自然性，是人类亲自开启的一场进化的成果。在这里，人类的整个历史不过是宏大的自然史中的一章，或许是胜利的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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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人性”的思想还很模糊。赫尔德谈的都是“自行起作用的自然”、“自由行动的范围”、“可理解性”、“恰当”与“优雅”。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幅各种力量和谐共生的有机图像。而正是康德在他对赫尔德《片论》的书评中，批判性地指出这种将人性理解为有机体的表述。康德写道：“人类灵魂的精神性质、它的持久性以及趋向完善的进步，都应从与物质的自然构造尤其是与它们的机体进行类比而得到证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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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对人性的有机理解，席勒并不陌生。创作《尤里乌斯的神智学》书信时期的爱之哲学，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但在初次见到赫尔德后不久，席勒就读了康德本人的历史哲学纲要，即《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Ideen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35] 。维兰德的女婿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36] 是耶拿著名的康德哲学传播者。当席勒告知他自己正在专攻历史时，正是莱因霍尔德让席勒注意到了康德的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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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历史哲学论文是第一部对席勒产生长远影响的康德著作。或许他是在读了这第一部康德的著作后，才体会到了把一篇历史论文写成一部大书的兴趣和挑战。康德的作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对席勒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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