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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认为人类解放之实现是通过种种自私与僵化的利益间的“对抗”，认为只有历经斗争的“纷争不和”才能实现统一：这样的观点给了席勒越发深入地钻研当时的复杂斗争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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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么做就有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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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导言处理的还是邪恶暴君与良善的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一边是“独裁者的臂膀”，另一边则是“勇敢的抵抗”，但随着叙事的进程，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方式便被放弃了，就仿佛历史的复杂性摆了作者一道。科尔纳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1788年11月底给席勒的信中写道：“对尼德兰人民的兴趣被弱化了，因为你不允许自己为他们举止中的愚蠢与卑劣开脱。”有时读者甚至想要“站在费利佩这一边”——对科尔纳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愤怒的无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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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段历史在某些地方读起来，的确像是在描述争取自由的运动是如何因为腐败与阴谋而走向衰亡。“乞丐军”（Geusen）[41] 中的密谋者看上去都是虚伪的骑墙派，明面上向国王宣誓效忠，私底下在煽动动乱，到了危急时刻却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席勒描述了导致反叛者分裂的狂热仇恨：路德教徒与加尔文教徒相争，贵族与市民相争，一省与另一省相争，追求虚名与自私自利互相矛盾。他将“捣毁圣像派”（Bilderstürmer）[42] 形容成“数不胜数的粗野大众，是一群来自最底层的乌合之众，因为遭到牲畜一样的对待，行事也如牲畜一样野蛮”。他们的动机：“狂热导致暴行的产生，但最终犯下暴行的，却是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满足的低级冲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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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伟大的主角，哀格蒙特[44] 、霍尔恩[45] 、布雷德罗德[46] ，都达不到历史进程的高度——可能只有威廉·封·奥兰治（Wilhelm von Oranien）[47] 是个例外。他们有性格却无洞见，没有长远的目光，总在黑暗中摸索，行动受到限制，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引导历史，却总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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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对手，费利佩二世、格拉维勒大主教[48] 、阿尔巴公爵[49] ，则显得器宇轩昂，令人畏惧，坚定果断。那种几个世纪以来的惯性所凝结成的权力，与他们融为一体。热心自由的席勒，却出乎意料地很能体会权力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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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他如何行动之前，必须先浮光掠影地瞥一眼他的灵魂”——席勒为费利佩二世所做的精彩肖像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从来不是个为人着想的人，因为他从自我出发，只会向上攀登，而不会向下体恤众生。他的信仰既残忍又阴暗，因为他信奉的神是个可怖的存在。他从神那里什么也得不到，然而却要敬畏神……他越是不能屈尊下降到众多类属与个体，就越是得心惊胆战地遵守普遍的规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相比于千篇一律的信仰与法律，费利佩二世没有更高的追求，因为他没有这两样就无法统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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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争取自由的斗争最终必将获胜，但这场胜利却不是某一个人所安排的。“但人们不能以为，在这场行动之前对各种力量曾有过如此精密的测算，或是这些力量在踏足这片未知的大洋前就知道他们未来将会靠岸的海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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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雾就在于，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以行动者的目的为转移。对此，康德曾写过：“个别的人，甚至于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在为他们自己也不自知的、作为主线的自然意图……而工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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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康德笔下的“自然意图”称为“不可见的手”。这个引导历史并赋予意义的权威不为人知、令人生疑且不受支配。席勒认为，将之视为偶然或是一个“更高级的理性”在插手，是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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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逐步但不间断地在历史中实现自由的愿景，难道不会蒙上一层阴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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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导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时代带来的那块原石，人们加工、平整、塑形；瞬间与地点属于人类，但世界历史却是偶然所驱动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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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人而言，在属于他的那个瞬间、那个地点践行自由，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却要听从一个任何历史主体都无法参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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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可是人类却无法按照计划控制或引导历史。但席勒在意的是，即便人类不是历史的主人，也要这样去描写，仿佛自由是可能的——不单单是个人的自由，更是作为人类的历史使命的自由：这种信念知道无法依赖号称客观的历史进程，而必须将其富有活力的契机带入历史，才能使自己成真。追求自由的意识没有成功的保证，最多只能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发挥作用。然而，它也可能遭遇可怕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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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用阴暗的笔调形容了宗教裁判所的残暴。宗教审判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任意动用暴力，而且在于它毒害了整个社会的机体。“（宗教法庭）将它违背自然的裁判力一直扩展到人最隐秘的思想领域。每一种激情都被它收买；它懂得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友谊、正直的爱与自然的一切冲动；它的圈套遍布生命的每一种欢愉。而它的耳目所不能及之处，就用恐惧确保良心的服从，一种认为它无处不在的模糊想法束缚住了意志的自由，即便是在灵魂深处也不例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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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宗教裁判所描述成这样一个机构：不光毒害社会，更诱发出在社会机体内循环的种种下作与丑恶。它搜集着毒药，将之与宗教混合，就这样织成了一张恐怖的大网。它从卑鄙与崇高的结合中创造了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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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于欧洲得势的一个半世纪前，席勒就借助宗教裁判所的例子预见了极权统治的本质。但这样一种直抵“灵魂深处”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它正是来自“灵魂的深处”？席勒在《尼德兰独立史》中触及了这个将会困扰他一生的问题。他最伟大的戏剧《华伦斯坦》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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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原本想要将这部历史著作分为六卷，但在1788年10月出版了第一卷之后，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在他停笔时，阿尔巴的恐怖统治即将开始，哀格蒙特被捕入狱，威廉·封·奥兰治仓皇出逃，宗教裁判所正在肆虐。尼德兰的自由跌落在谷底。全书就这样以阴暗的前景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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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清楚，至少这段历史会有一个还算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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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 Ⅱ，S.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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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席勒未完成的戏剧断篇《和解了的愤世嫉俗者》（Der versöhnte Menschenfeind ），参见席勒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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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luge 1989，S.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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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卡洛琳娜与夏洛蒂·封·伦格费尔德姐妹，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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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Ⅰ，1670～1733），又称“强者奥古斯特”，于1670年登基成为萨克森选帝侯。他大兴土木，改建了茨温格宫（Zwinger）、建造了历代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 alter Meister），并组织能工巧匠仿制瓷器，将德累斯顿打造成“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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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luge 1989，S.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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