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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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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Kant，Bd. 11，S. 45.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3页。所谓“千年福祉王国学说”（Chiliasmus，从希腊语表示一千的“Chilia”一词而来）是指在基督教中对耶稣基督再度降临并在人世间建立起如天堂般美好的千年王国（Tausendjähriges Reich）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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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A Ⅳ，S.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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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564年，信奉新教的尼德兰贵族上书西班牙总督玛格丽特·封·帕尔马（Margarethe von Parma，1522～1586），要求取消宗教裁判所并停止迫害新教徒。玛格丽特·封·帕尔马身边的侍从轻蔑地将他们称为一群乞丐。上书者得知后，便提议以“乞丐”（Geusen，荷兰语作geuzen）自称，并改着乞丐常穿的灰布衣。在之后爆发的尼德兰联省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中，义军也延续了“乞丐军”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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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以来，信奉“唯独圣言”（solo verbo）的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教徒视天主教教堂中的圣像画为洪水猛兽。一方面，圣像违背了“摩西十诫”（Zehn Gebote）中的第一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另一方面，圣像也是教会骄奢淫逸的体现之一：对《圣经》人物形象的描绘凸显了人的肉体性，同时这些艺术作品也花费了教会大量钱财。1566年，“捣毁圣像运动”（Bildersturm）席卷尼德兰，而在教堂中打砸艺术品的狂热信徒便被称为“捣毁圣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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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 Ⅳ，S.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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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拉莫拉尔·凡·哀格蒙特伯爵（Lamoraal van Egmont，1522～1568），尼德兰贵族，虽被视为尼德兰联省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却并未真正投身革命，于1568年被新任总督阿尔巴公爵以叛国罪名逮捕，并于同年6月5在布鲁塞尔遇害。歌德在悲剧《哀格蒙特》（Egmont ，1788）中以文学化的手法重塑了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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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菲利普斯·德·蒙莫伦希·凡·霍尔恩伯爵（Filips van Montmorency，graaf van Hoorn，1524？～1568），尼德兰贵族，致力于尼德兰独立运动，同哀格蒙特一起于1568年被阿尔巴公爵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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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亨德里克·凡·布雷德罗德伯爵（Hendrik van Brederode，1531～1568），尼德兰贵族，曾为尼德兰宗教自由而斗争，“乞丐军”之名正是由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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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威廉·封·奥兰治，荷兰语作威廉·凡·奥兰治（Willem van Oranje，1533～1584），又称“沉默者威廉”（Willem de Zwijger），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领袖，被尊为尼德兰国父，在1584年即将加冕为尼德兰国王威廉一世前两天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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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安托万·皮埃诺·德·格拉维勒大主教（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1517～1586，其名有时亦作“Granvella”，如席勒在其著作中的拼法），费利佩二世宠臣，曾任西班牙属尼德兰联省总理，积极镇压新教徒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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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阿尔巴大公爵（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 Gran Duque de Alba，1507～1582），费利佩二世麾下大将，于1567至1573年任尼德兰总督，血腥镇压尼德兰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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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A Ⅳ，S.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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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MA Ⅳ，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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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Kant，Bd. 11，S. 34. 语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之观念》，汉译参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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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A Ⅳ，S. 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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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MA Ⅳ，S.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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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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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艺术家的困扰——想象力的危险——自我鼓励——古典之梦——《希腊的群神》——重新赢回的自信：《艺术家》——坠入爱河的鲁多尔施塔特之夏——夏洛蒂与卡洛琳娜姐妹——与歌德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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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他的历史著作时，席勒有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做的是件有用的事。人们需要学习历史；无论如何阐释，历史始终属于关涉人类所在的现实世界的必要知识，为世间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指引。历史事实虽然偶尔晦暗不明，但毕竟比想象力创造出的一切都更加可靠。历史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谁沉浸其中，不必总是给予，还能有所收获，更能在所谓的客观事物中找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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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他的新作，席勒每晚都写到深夜，在工作的重压下叹息。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在历史中总归也得到了休息，因为历史在他眼中是一份踏实的工作，不光是经济上，更是心理上的踏实。历史给了他素材和坚实的基础，而他感觉到自己是多么需要这些东西，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一场危机当中。“你不知道，”他在1788年1月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的内心是多么荒芜，我的大脑是多么昏暗——这一切不光是因为外在的命运，因为就这个方面而言，我在这儿过得真的不错；还因为我的情感内在的过度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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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觉得作为作家的自己被“写空了”；对艺术之于生活的功用的怀疑，也悄然侵袭着他。诗人除了“给你端上些你可以省去的美好”，又能做些什么？美是一种富足，难道不也因此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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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人们能用美来装点某种必要与有用的东西，例如对历史的认识与传承，那就没什么可以指摘的了。这就像是人们在必经之路上发现了一张“舒适的长凳”。正因为它能为必须之事助力，才比位于“人们可以从旁经过的大花园”中的一张同样舒适的长凳更受人欢迎。处于艺术自留地中的“美”避开了生命的艰苦，因此算不得有什么本事。难道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一条歧路？难道它不是在浪费力气？难道人们不应优先去做那些“在人们以为只能收获辛劳的地方播撒享受”的事？那将会是这样一种艺术，即谦卑地将自己限定于从属性、服务性的角色，不逃避必然，而是装点必然，将之变得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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