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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突出了普遍历史兴趣的三个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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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场浩大的毁灭性战争同时也是现代欧洲国家联合的助产士。众多欧洲国家的彼此为敌、互相破坏，共同摧毁了他们相互间敌对行动的历史舞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便这样产生了。在这场大战之中——也作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欧洲“首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国家性社会”。[24] 这一点再次验证：作为万物之父的战争，同样处于一种欧洲共同意识的开端。到了战争结束时，满目疮痍的欧洲将其学习的过程编纂总结，就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n）。它订立了维护和平的规则，虽然不能阻止每一场战争，但保证了冲突规模有限，不会再度导致如此可怕的生灵涂炭的局面。至少在席勒开始写作的那个历史节点，情况依旧如此。再次使欧洲成为一片废墟的革命战争尚未打响。而当1792年战争真正开始时，席勒正写到作品的关键章节。他本来计划详细地赞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再也没有将之付诸笔下。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在150年后轰然解体之时，席勒也不再有耐心去把最初构想的对这部和约的神化改写为对逝去之物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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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三十年战争”中，有一种全新的激情登上了政治舞台：“宗教热忱”。[25] 大众与政治的惯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大众对政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相当害怕；他们像面对某种自然力似的，对政治逆来顺受，通常是政治的对象或是牺牲品。但现在政治却成了大众心头牵挂的事，这是因为政治已成为宗教事务。尽管这对于王公贵族并不成立——对他们而言，宗教依旧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工具；但对于人民来说却是如此。“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若是为了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意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了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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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宗教热忱，现代大众的政治得以实现；而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其在德国激发的热潮，这种政治化也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席勒看到了17世纪的宗教热情与眼前刚刚苏醒的民主热情之间的关联。一开始是宗教转化为政治，而现在则是政治转化为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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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认同这种发展。毫无疑问，热情是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可以激发不只会小心翼翼地算计着自保利益的强有力的个体。热情让人敢于牺牲，让人意识到“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财富”[27] ；但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引，热情也会堕落成盲目的狂热。解放的民主热情也是一样：在这里，席勒同样观察到了向着狂热的堕落。理性被夺权之后，解放的热情就成了盲目的狂人；而当解放的冲动只向外在而不向内心发挥作用时，理性就被剥夺了权力。在席勒看来，打着自由旗号的狂热分子，是个内心不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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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三十年战争”的“黑夜中”涌现出了不少伟人。席勒将之理解为一段教诲。指明未来的就是华伦斯坦如彗星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波希米亚的伯爵一跃而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掌权者，摆布皇帝、羞辱帝国王公，凭空就召唤出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庞大的军队。正当性的系统性危机，就是一无所有之人平步青云的好时机。当历史的土地被耕种过后，人们就必须想到，其中会生长出人类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可怕作物。历史的黑夜将诞下庞然大物。当席勒写到关于华伦斯坦的段落时，他预感到在革命的法国也将会诞生这种现代的怪物。当他在五年之后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三部曲时，正值拿破仑开始扶摇直上；而他搁笔时，拿破仑已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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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9月，席勒写完了《三十年战争史》的头两卷（最终一共是五卷），感觉像完成了一桩大事。他在1790年11月26日给科尔纳的信里写道：“要是我认真起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我成不了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作家。”而他已经是第一了。同样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封·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28] 也在技高一筹的席勒面前甘拜下风，在一篇书评中将他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穆勒写道，席勒所描写的历史不是写给女士们，而是写给整个民族，并且将激情与客观结合到一起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穆勒认为，席勒的文风值得赞叹，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一个在文学地位上与他旗鼓相当的历史作家。穆勒说对了。单就叙事的文学光芒而言，至今还无人可赶得上史家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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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销路极好，短短几周就卖出了近7000册，葛勋不得不赶忙加印。在重印数版之后，这本书能在每一户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家中找到。这是席勒第一本成为德国家庭读物的作品。当席勒的父亲从施瓦本给他来信，说斯图加特人都在读《三十年战争史》时，席勒带着心满意足的骄傲回答说：“之所以在历史学科上的名声对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全是因为公爵。最终也得让他听见，我在国外可没给他丢脸。”（179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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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就这样怀着高昂的情绪，轻松愉快地在年底前往埃尔福特（Erfurt）拜会卡尔·封·达尔贝格——美因茨的助理主教，也是美因茨选帝侯内定的继承者。他给席勒展示了若干颇具诱惑力的职业前景。席勒被人领着依次介绍给了埃尔福特的上流社会成员，更在一场盛大的会议中作为历史学家被接纳进入了“选帝侯实用知识科学院”（Kurfürstliche Akadamie nützlicher Wissenschaft）。然而随后灾难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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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1月3日，在一场为美因茨选帝侯庆生的奢华音乐会上，席勒忽然开始发高烧，像抽搐似的不住咳嗽。他瘫倒在地，暂时失去了意识，被担架抬回了住处。这是疾病的第一次爆发。当时的人们把这种病称为“伴随着干性胸膜炎的格鲁布肺炎（kruppöse Pneumonie）”。在经受了病痛的长久折磨之后，席勒将会在14年后因此病离世，可1791年1月3日的他就已经快撑不住了。但他康复了，在魏玛的封·施泰因夫人那儿停留了一天，然后回到了耶拿。1月14日，他再次高烧、吐血、咳嗽化脓、呼吸不畅、打冷战、胃痉挛，整整六天无法进食，因而是如此虚弱，只要稍稍一动就会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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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快不行了。学生们为他守夜。其中一个就是19岁的诺瓦利斯，他上了席勒关于“摩西的使命”与“十字军东征”的两门课程，发自内心地喜爱他的教授，也热烈地崇敬着他。他在席勒的床边守了几个晚上，为他擦去额头的汗水。席勒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几个月后，诺瓦利斯将会在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提到他：“哎！只要我一说起席勒的名字，就会有一大堆情感在我心中苏醒……而每当我被那折磨人的念头烦扰，想到他，席勒，这个千百万寻常之人都及不上的席勒，竟曾如此接近毁灭……我就不由自主地因为自己还活在世上而震颤，我的双唇间挤出一声叹息，叹息中刻印着对那只提着线的更高的手的所有信仰，以及对人类的全部爱意与同情……即便他从不曾和我说话，从未关心过我，从未注意到我，我对他的心意也依然会是如此；因为我在他身上认出了统御着几个世纪的更高的天才……令他喜欢，为他服务，让他对我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兴趣，就是我白天的创作与思考，也是我的意识在夜里消弭时的最后一个念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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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直到1月底，高烧终于退去了，席勒终于开始缓慢恢复。1791年2月11日，他向出版商葛勋保证会写完《三十年战争史》。2月22日，他又给科尔纳写了一封长信。他在1月12日的上一封信里还说：“我现在再一次觉得好极了”；六个星期之后，席勒冷静地实事求是，不忌讳令人反胃的细节，像专家一样描述了他的情况。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认为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但病灶还藏在他体内。他将带着病活下去，必须从病症那里夺过他的生命。深呼吸时，他能感觉到刺疼，咳嗽与胸闷又复发了。他在1791年4月10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告诉这儿的任何人，我对这种状况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得把这些牢骚留在自己心里……我的情绪挺乐观，就算最坏的事降临到我头上，我也不会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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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席勒和洛蒂在鲁多尔施塔特住了一段时间以恢复体力。他又可以重新享受社交生活，也开始骑马外出。但1791年5月8日，出现了第三次、也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症状：他每呼吸一口气就觉得肺像是要爆炸了，高热寒战，四肢冰冷，几乎摸不到脉搏。耶拿著名的医生施塔克被请了过来，他给席勒开了鸦片。他的诊断：横膈膜化脓，小腹也有脓液，或许是肺穿孔导致的。两天之后又是一次发作。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还以为自己熬不过今天；呼吸时费劲得可怕，我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要因此而死去；我已经失声了，只能颤抖着写下自己还很想说的话……但我的精神还算乐观。”（1791年5月24日）根据当时在场的卡洛琳娜的报告，席勒写下了这句话：“照看好你们的健康，人没了它可过不了好日子。”当他又能发出声音时，他开始和卡洛琳娜讨论起旅行计划。他希望能最终探访北极的遥远国度：“那里的人们为了生存要和一切自然元素斗争。”还有一次，卡洛琳娜按他的愿望，给他朗读了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中暗示灵魂不死的一段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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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缓缓恢复的同时，德国国内四处流传着他已经去世的谣言。6月底，谣言甚至传到了哥本哈根。以延斯·巴格森和丹麦首相恩斯特·封·席莫尔曼（Ernst von Schimmelmann）[31] 为首的席勒崇拜者们当时正想要在哥本哈根为他们最爱的诗人办一场盛会，以表达对席勒的敬意。于是喜事成了丧事。众人朗诵了《欢乐颂》，巴格森为之加入了一段告别的诗行：“我们逝去的朋友，万岁！/所有朋友齐声呼喊！/他的精神将把我们萦绕，/就在这希腊的天国之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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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丹麦的朋友们听说席勒还在人世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像死而复生了一样。这几位朋友，特别是首相席莫尔曼和奥古斯腾堡公爵，将会在这不幸的一年行将过去之际，于12月13日在一封动情的书信中给久病的诗人送去一份慷慨的提议：“两位朋友，因为世界公民意识而紧密相连，共同给您寄出了这封信，高尚的人啊！他们俩您都不认识，但他们都尊敬您、爱着您。他们都敬仰您的天才的高昂飞翔，它将您近年来的几部作品都标记成人类一切目的中最崇高的那一种……您的健康因为太过频繁的劳累与工作已受了损害，人们告诉我，若要使之恢复并预防威胁您生命的危险，您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只是您的处境和您命运的情况让您不能有片刻平静。您是否愿意赐我们一份快乐，准许我们使您更轻松地享受这种宁静？为此，我们将向您提供为期三年、每年1000塔勒的赠礼。”席勒很受触动，感激不已地接受了提议。一份如此高尚地呈敬的礼物，不会令受赠者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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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时，他定下了假使再次逃过一劫就要实践的计划与目标。而正是这份厚礼给了他将之变为现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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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球场誓言”（Serment du Jeu de paume），即1789年6月20日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因无处集会，便在凡尔赛一处无人的网球场上召开会议，宣誓在成功制定一部宪法前永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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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瑞士银行家，在1776～1781年的第一段任期后于1788年9月再度出任财政部部长，试图通过改革避免激进的革命。因向第三等级做了若干妥协，王室视其为引发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将之罢免并命令他限期离境。其女即著名的斯塔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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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巴黎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巴黎市政当局。7月17日，路易十六及整个宫廷扈从从凡尔赛前往巴黎向新产生的巴黎市政府表示效忠，并戴上了红白蓝三色帽花，以象征认可革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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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恐慌”（Grande Peur），指1789年夏因有传言贵族将镇压革命，而在法国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反对地主与贵族的特权。正因如此，贵族代表于8月3日至4日晚间承诺放弃其土地特权、司法权以及对农奴的人身控制，而仅保留作为法国人的平等权利；国民议会于4日午夜通过决议，废除了包括王室年金、贵族免税权与封建特权在内的所有封建制度，后又在5日至11日陆续通过法令，废除所有形式的农奴制、狩猎权、领主司法权及其他封建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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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1789年8月26日由国民议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共有17条，确立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政治原则，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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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89年10月5日，由于巴黎面包供应紧张，巴黎市民在一群妇女的带领下进军凡尔赛，要求国王解决温饱问题；路易十六在压力下被迫同意接受《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承诺提供凡尔赛库存的面包并前往巴黎，事实上成为革命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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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leichen-Rußwurm 1908，S.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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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德国博物学家、作家、政治家，曾随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 James Cook，1728～1779）环球航行并探访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原住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思想激进，作为德国雅各宾派的一员活跃于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受命出使巴黎以期将美因茨并入法国，但不得不目睹革命转向恐怖，于1794年在巴黎去世。关于福斯特，请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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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语出克洛卜施托克作于1788年、发表于1789年的颂歌《三级会议》（Die Etats Généraux ），参见Friedrich Klopstock：Ausgewählte Werke . Hg. von Karl August Schleiden. München 1962，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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