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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里亚斯》通信中一样，席勒用一幅政治图像描述了秀美与尊严之间的区别：“因此，在尊严那里，精神在躯体内是作为统治者在活动，它面对专横独断的内心冲动必须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因为内心冲动总是想在没有精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摆脱精神的枷锁。相反，在秀美那里，精神却是以自由思想进行管理，因为在这里是精神使自然本能动起来，而且没有必须要战胜的反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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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的灵魂”就仿佛一个自由的国度。人们不会预设普遍敌对或是人的狼性[44] ，而是相信众人能在其任性的甚至是自私的追求中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暂时还是个隐喻。但没过多久，席勒就会将这一审美自由的思想继续引申，使之成为一种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政治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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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强盗》，席勒成了“狂飙突进”运动中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凭借他的历史杰作，他又成了最重要的历史作家；而凭借这篇《论秀美与尊严》，他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德国最权威的艺术哲学家。甚至必定感到被文中的批判所击中的康德，也毫无妒心地承认了席勒的地位。他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的第二版中称席勒的文章有大师风范，认为自己需因此弱化他关于道德之构想的几个方面。席勒立刻自豪地告知了好友科尔纳：康德“非常尊重地谈起我的文章，说它出自大师之手。我没法告诉你，这篇文章能到他手中、给他留下这样好的印象，叫我有多么高兴”（179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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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康德的赞美，更因为康德随即修正了他的道德哲学（尽管他声称所谓“修正”只是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席勒觉得自己很受恭维；但他依旧怀疑自己是还追随着康德轨迹，还是说已在论证时与康德背道而驰。1795年6月29日，在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的回信中，席勒写道：“我在单纯地破旧、攻击其他教条思想时，是严格的康德式的；只不过当我在立新时，却发现自己与康德相对立。但现在他给我写信，说他对我的理论很满意；我真是说不清楚，在他面前我究竟身处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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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文章《论秀美与尊严》开启了一系列美学—哲学鸿篇，它们影响了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45] 那一代人。对于仍在幕后候场的年青一代而言，这一系列论著就是一种审美思想的学派。但歌德对此还显得很冷淡而拒斥。回首往事，他在作于1817年的《幸运的事》（Glückliches Ereignis ）一文中写道，席勒还没有归还自然属于它的所有权利，还是在复述康德式的理性统治。歌德认为，席勒在“自由与自我规定的高昂情绪中”还不感恩“伟大的母亲（即自然），它一定不曾像继母一样亏待过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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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价令人吃惊，因为相比起歌德在这里所描述的，席勒事实上要更站在自然那一边。歌德本人之后也将会在《威廉·麦斯特》中重拾席勒关于自然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美的灵魂”之理念。[47] 歌德的抗拒可能有别的理由。他自己暗示道：“我甚至可以将若干不留情面的段落联系到自己身上，它们将我的信仰置于一种错误的光线之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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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若干段落”指的是席勒那几段批判所谓“自然天才”的文字。哪一种更值得人尊敬，席勒问，是精神那种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自然拢入其游戏的力量，还是一个天生的天才，不必与任何抵抗搏斗就能完成其作品？对席勒而言，更值得尊敬的是那为自己塑造身体的精神。和在社会中一样，席勒写道，功劳应当比与生俱来的特权和自然的青睐更受重视。歌德倒是可以把这段评论联系到自己身上，因为他的确觉得自己是“自然的宠儿”。[49] 这段话是否真是针对歌德，已经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歌德是把它联系到了自己身上。尽管他出于其他原因欣赏《论秀美与尊严》并将之为己所用，但这篇文章暂时还是二人相互接近路上的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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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需再过一年，歌德与席勒就将结下他们划时代的友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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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ethe MA 19，S. 341. 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于1823年初次拜访歌德，很快成为其忘年交；歌德在遗嘱中嘱其编辑自己的遗稿。由爱克曼编辑出版的《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1836/1848）是了解晚年歌德思想世界的重要文献，汉译（选译本）参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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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 Ⅴ，S.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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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tersen 1904，Bd. 3，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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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文作者并未给出此句出处。经查，席勒的担心出自他于1784年1月1日致亨莉埃特·封·沃尔措根的信，因此前句“1784年冬”应为“178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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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 Ⅰ，S. 242. 语出席勒的名诗《挽歌》（Nän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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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Ⅰ，S. 242. 语出席勒的名诗《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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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钟歌》是席勒作于1799年的名诗，于1800年发表于《一八零零年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 für das Jahr 1800 ）。全诗以民歌式的诗节用浇铸大钟的过程作喻，描述了社会的发展过程及最后实现和谐之理想的过程——诗中的大钟最后即被命名为“和谐”（Concordia），其中不乏对法国大革命的隐射。因其形式简约、内容明了，《大钟歌》也是在文学史上被戏仿最多的德语诗歌之一。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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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尼古拉·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1473～1543），欧洲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生于今属波兰的普鲁士，于1543年发表著名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通过观测与数学演算认为行星绕太阳公转而地球则绕其自转轴自转。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中世纪教会认为的地心说，引发了史称“哥白尼转折”（Kopernikanische Wende）的天文学革命。后用“哥白尼转折”指称学科中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由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将认识论研究的对象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了认识主体，因此也被称为哲学上的“哥白尼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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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ant，Bd. 3，S. 25. 语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导言，汉译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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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 Ⅴ，S.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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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准确来说，这一系列书信的标题应译为《人之审美教育书简》，译文则取汉语学界通行缩写；而原书作者在提及席勒这篇名著时，无一例外均误将标题中（作第二格）的“人”（des Menschen）一词写作“人类的”（des Menschengeschlechts）。已更正，此后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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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 Ⅴ，S. 642. 语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三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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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信亦是席勒与科尔纳的《卡里亚斯，或论美》（Kallias，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 ）通信的一部分，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8页。“卡里亚斯”在希腊语中表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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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ant，Bd. 3，S.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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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ant，Bd. 3，S. 149.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120注释部分，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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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先验统觉”这一概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107，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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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Kant，Bd. 3，S. 136.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B134注释部分，汉译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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