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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此信修改后成为《审美教育书简》的第五封信，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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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格奥尔格·克里斯多夫·利希腾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18世纪德国启蒙主义学者，善写讽刺短文与箴言集。《哥廷根科学与文学杂志》是他与福斯特于1780～1785年间创立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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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Zit. n. Ueding 1987，S.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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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Lichtenberg，Bd. 1，S.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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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被煽动者》（Die Aufgeregten ）是歌德于1793年开始写作但未能完成的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戏剧，他在其中描写了一场针对地主的农民起义，既批判了封建压迫，又讽刺了所谓“革命者”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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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A Ⅴ，S. 972.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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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 Ⅴ，S. 446.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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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 Ⅴ，S. 46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6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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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A Ⅴ，S. 465.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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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Zit. n. Gulyga 1985，S. 186. 语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85）第一章《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汉译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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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A Ⅰ，S. 2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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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 Ⅴ，S. 477.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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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的“狼性”典出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中“人皆为他人之豺狼”（Homo homini lupus）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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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与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著有名篇《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 ，1799），认为宗教性与理性一样，同属人的天性；而他的遗稿《阐释与批判》（Hermeneutik und Kritik ，1838）则是近代阐释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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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Goethe MA 12，S. 87. 歌德在作于1817年5月22日的《幸运的事》一文中，回顾了他在1794年夏初次与席勒相识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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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六部《一个美的灵魂的自白》（Bekenntnis einer schönen Seele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333页及以下，译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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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oethe MA 12，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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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MA Ⅴ，S.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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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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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与病症——回施瓦本的旅行——荷尔德林首次来访——老希律王之死——丹内克的半身像——与科塔的计划——回到耶拿——费希特的革命——做自我的新兴致——自我的命运——耶拿浪漫派——歌德与席勒相互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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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初，席勒创作了《卡里亚斯》通信；由于病情加重，他在2月底暂时搁笔，直到5月初才重新拾起思想的红线，很快在六个星期之内便写完了《论秀美与尊严》，即便他的健康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先前的不适，”他在1793年5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多变的天气下复发得那么频繁，通常又持续得那么顽固，导致我三天里肯定要失去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在感觉不错的间歇中抓紧时间，才能完成我的工作中必要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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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不得不在与病痛的搏斗中思考的事实，也反映在他于此时开始创作一篇关于激情的论文这件事上。他之后会将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其一讨论的是“崇高”（Das Erhabene），其二则是“激情”（Das Pathetische）。[1] 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过分敏感之毁灭性后果的清算占了很大篇幅。“溶解性的美”（Die schmelzende Schönheit）不讨他喜欢，他嘲笑那种只是为了“挤干人们的泪囊”[2] 的文体。他现在所处的境地迫使他与身体病痛做斗争，而那种娇弱的美学完全不符合他在这一处境中的情绪。他很紧张，不愿失败，因此思考的更多的是“振奋性的美”（Die energische Schönheit）。[3] 他用康德所发展的“崇高”概念来解释这种“振奋性的美”，而康德本人则继承了思辨“崇高”的传统。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论崇高与美》（1773年被译为德语）[4] 以降，这一思想史传统在18世纪末推动着众多哲学、神学与文学头脑继续思考。在“崇高”这一概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的伟大，祂突破了一切维度的现实，人们不能爱祂，只能敬畏祂。随后，“崇高”从上帝过渡到自然的若干方面，过渡到宇宙、沙漠、高山与海洋令人害怕的美——人在这种自然面前必定觉得自己渺小而迷失。而正是康德开启了“崇高”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现在，“崇高”意味着主体在庞然大物面前的自我提振。“有两样东西，”康德说，“使内心充满……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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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继承了“崇高”的主体化。他也同样认为：崇高的并非对象，而是我们自身，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看上去过于庞大的强力面前不轻易投降，而是在我们心中发现某种不可战胜之物，发现一种力量，能够抵御那些让我们变得渺小甚至将我们消灭的强力。根据他的生存处境，席勒把这一从康德那里接受而来的“崇高”的主体化用到了自己的身体上。抵御身体的命运、在病痛的物质面前捍卫精神的自由，就成了他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则会赋予他崇高的尊严。他必须证明：“我们的生理状态可以被自然所决定，但我们却并不将之算作自我，而是视之为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不产生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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