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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夏天，荷尔德林带着些许骄傲，将已经完成的《许佩里翁》第一卷寄给了席勒；席勒从中可以读出，当荷尔德林习惯性地退却并沉默时，他的思想是多么晦涩不清：“有一种遗忘是遗忘一切存在，有一种沉默是对我们本质的沉默；此时的我们就好像发现了一切。有一种对一切存在的沉默和遗忘，此时的我们就好像失去了一切，我们的灵魂陷入了黑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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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与席勒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799年6月，他计划出版一份诗歌月刊，于是求助于他的老朋友谢林和黑格尔，当然也还有席勒，却到处碰壁。计划失败了。他打算重回耶拿，算着是否有得到一份教职的可能。就在这一年，苏赛特·龚塔尔德在旅途中经过耶拿，非见席勒一面不可；她已从情人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席勒的故事。她在1799年8月23日给荷尔德林的信中写道，自己在席勒的花园别墅里有一种“奇妙的忧伤”，只在那儿逗留了一小会儿。她也有同他一样的感受：“我不想让自己在这个美丽的灵魂中显得渺小。”她希望使荷尔德林打消重返耶拿的念头。她嫉妒，知道席勒是她情人爱慕的男人。“你肯定忍不住会去拜访他，这肯定会让你不好受，而我到时将是什么心情，我已在怦怦直跳的心头感受得足够了。”（179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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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苏赛特分手之后，荷尔德林于1801年6月或许是最后一次转向席勒。又是那先前的渴望：“我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在耶拿生活在您的身边；现在这个愿望几乎已成了必要。”我们不知道席勒是否曾回信。无论如何，这一年年末，荷尔德林踏上了前往波尔多（Bordeaux）的旅途，步行穿过了白雪皑皑的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这应当是一场与德国的告别：“但他们用不上我。”［致博伦多夫（Böhlendorff）[31] ，180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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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像当年离开耶拿一样仓皇地离开波尔多返回家乡，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地回到纽尔廷根的母亲家中。她将会问他：“你上哪儿去了？”他将会在暴怒之下把老母亲赶出门外，她于是站在夜晚的街上呼喊：“这个好孩子疯了！”街巷远处回声四起。不久之后，他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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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多年之后，当别人提起席勒的名字时，他还会嘟囔着说：“我的席勒，我美好的席勒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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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费希特和荷尔德林的例子表明，席勒既可以通过《季节女神》将一些人吸引到身边，又可以激起另一些人的拒斥乃至敌意。杂志使人两极分化。《审美教育书简》是他给“美学世界的法典”，却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不少人对歌德的《德国流亡者闲谈录》只能摇摇头，觉得它没有力量，在背后窃窃私语议论什么“危机”；有些人认为《罗马哀歌》很不检点。歌德与席勒曾宣誓结为同盟，现在他们充满着并肩作战的高亢情绪，好斗地对此做了回应。他们觉得，只有在进攻中才有叮当作响的游戏。曾几何时，席勒还在《〈莱茵塔利亚〉发刊词》中写道：“读者现在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研究、我的主宰、我的知己。我现在只属于他一人。”[33] 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不再打算认读者为他的主宰，人们必须得培养读者的品位，否则就要与之斗争。应该如何着手？叱骂读者不是个好主意，而是必须象征性地攻击惯常的品位，也就是集中火力打击据说代表这种品位的批评家。席勒与歌德的神圣愤怒主要针对的是他们估计为大众审美摇旗呐喊的批评家；他们要和日常读者大部队的领军人做斗争。难道在文学的公共空间不是也有一场大众的反叛，难道这场反叛不是败坏了品位吗？至少魏玛双子星是这样看的，因此席勒说，《季节女神》必须成为真正的“争战的教会”（ecclesia militans）[34] 。但要与谁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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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乱读书本身。这是那个“舞文弄墨”的世纪造成的。乱读滥写的时代已然开启。在18世纪末的市民与小市民圈子里，乱读书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教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开始为此哀叹。在读者心中发生的过程很难掌控，总会有隐秘的冲动与幻想。沙发上读着书的女性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读小说，难道不是把自己送到隐蔽的纵欲手中？而读着书的中学生，难道不是在参加那些有资格教导他们的人想都不敢想的冒险吗？1750～1800年间，能够阅读的人数翻了一番。到世纪末，总人口中几乎有25%属于潜在的读者群。阅读行为慢慢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读一本书很多次，而是读很多本书，却每本只读一次。人们多次阅读并详细研习的伟大而重要的书籍——圣经、修身文学、日历书，其权威性均在消失；人们要求更大量的阅读材料，要求那些写出来不是为了细读而是为了被读者贪婪地吞噬掉的图书。1790～1800年间，市场上出现了2500种小说，和之前90年的总和一样多。不断增长的供给需要得到消化。于是读者学会了速读的技艺。阅读生活当然不能没有闲暇。但当时的市民生活却不缺闲暇。人们将阅读时光一直延续到了深夜。不单单是启蒙，阅读狂热也需要更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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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狂将写作狂带上了舞台，这是一批懂得为了速读而写作的作者。席勒在创作他的连载小说《招魂唤鬼者》时，也稍稍练习了这门手艺。拉封丹[35] 一生共写了超过100本小说，人们说，他写得比读得还快，所以还没能读完他自己写的所有小说。小说的泛滥已让职业批评家几近绝望。“无数的小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797年写道，“随着每一场书展让我们的书目越来越肿胀，其中大多数很快就能结束其不值一提的存在的循环，随后就回归遗忘和图书馆旧书的灰尘中去，以至于艺术评论家只要不想体验那种把评论写到一部其实已不再存在的著作上去的郁闷，就必须一刻不停地在新书后头紧追不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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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殊的社会政治与地理条件，让图书与报纸杂志产业在德国有了如此兴旺的发展。社交生活缺乏重要的城市中心，反而有利于分散化以及对书中想象的社交之兴致。德国没有能让幻想振翅高飞的政治权力，没有隐藏着迷宫般秘密的宏伟首都，没有能激起感受远方、感受外在世界之冒险的殖民地。一切都四分五裂，又窄又小。在耶拿，浪漫派和古典主义的大本营之间如此接近，一块石头就能扔到。英国的水手与探险家、驶向美国的先行者、法国大革命的斗牛士所完成的所有那些异乎寻常的事迹，德国读者一般只能后知后觉地在文学的替代形式中体验。在给默尔克[37] 的一封信中，歌德言简意赅地断言：“值得尊敬的读者只有通过小说才能了解一切异乎寻常之物。”（1780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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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读书读得多，就很容易有自己动笔创作的念头。几个朋友互相写信，随后就立马将信件送去出版社。谁在当地取得了荣誉与金钱，或者其实二者都没有，就在上了年纪之后写他的回忆录。“人们究竟写了多少，谁都没有概念。”[38] 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感叹道。让·保尔在他的《小老师乌茨》（Schulmeisterlein Wutz ）[39] 中讽刺了这种发展趋势。乌茨让人定期寄来书展目录，因为兜里没钱买不起预告里的小说，就按照题目自己写。渐渐地，他就以为自己写的书稿才是原著。当他随后得到了真正的原著时，竟将其当作盗版的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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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越来越多，就让生活和阅读融为一体。人们在读物中搜寻作者的生活；他与他的生平忽然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者如果作者还不够有趣，至少也在试图让自己变得有趣。这也属于天才崇拜的背景。尤为典型的，是当人们发现《强盗》的作者竟然是个懂得礼数而又友善的人、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匪气或野性时流露出的些许失望。反过来，人们又尝试像读过的书里那样生活：穿上维特式的燕尾服[40] ，或是像卡尔·莫尔那样怒目圆睁；根据分配好角色、描绘好氛围、制定好情节的文学剧本来亲身体验。从当时仍是新主流媒介的文学中，散发出一种令人着迷、将生活化成一出戏剧的力量。伟大文学所乐见的，对所谓消遣文学，即拉封丹的家庭小说、歌德内兄克里斯蒂安·乌尔皮乌斯[41] 的绿林小说，以及格罗瑟（或席勒）的秘社小说等而言就更是求之不得了，在两个层面都表达了追求更强烈的自我感觉的意愿。人们想要感知自我，向生活要求生命力，而如果外在的情状与人为敌，与文学模板的认同就必须从那在日常仪式中的几近干涸的生命之河中舀出饱含意义的瞬间。人希望在文学之镜的映照下让自己的生活更具价值，赋予其一种浓厚、一种戏剧性与一种氛围。寻找着他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的存在的阅读者，就是这样享受了自身。“我们是用文学做的”，年轻的蒂克抱怨道[42] ，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也常在生命中听见纸页沙沙作响：他逐渐看清，正是因为小说，“我们的不少行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决定，而女人在其生命的尽头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当地图书馆为她们提供的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的复制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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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文学与生活的这种跨越界限的密切往来，以及将生活文学化的倾向，促使当时的蒂克着手翻译《堂·吉诃德》，因为众所周知，这部小说的主题正是以阅读经历取代生活经历。人们可以将小说当作一部关于危险的文学帝国主义的史诗来读：正是文学使生活臣服于自己。文学化的权力甚至体现在政治之中。革命伟业的参与者们在自己与受过教育的观众面前，就仿佛饰演人们在古典文学中所熟知之角色的演员。古典主义教育使得一种特殊的似曾相识的经历得以可能：人们认识的恺撒、西塞罗和布鲁图斯，现在又作为“历史戏服”重归舞台。例如，布鲁图斯现在是由一个女人扮演：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这个来自诺曼底的温柔的狂热信徒，在1793年将“人民之友”马拉（Marat）刺死在浴缸之中。[43] 克洛卜施托克、维兰德和其他人纷纷为这桩大事赋诗：这是行刺暴君，正如书上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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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痴迷于文学的阶层，文学与生活的交融几乎已是日常；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展出早期浪漫派雄心勃勃的理论纲领。先是在耶拿，然后是柏林，这批年轻人被一种让自己与他人着魔的精神所启迪：文学要领着生活翩翩起舞。耶拿浪漫派的放松练习走得很远，他们希望彻底拆除文学与生活之间的隔墙。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这项事业创造了“浪漫化”（Romantisieren）这一新词。每一种生命活动都应附着上诗意的意义，都应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并揭示出一种造型力，和狭义的艺术作品一样都具有其风格。说到底，他们的艺术与其是说作品，不如说是一种体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用富于塑造性的能量与充满生机的活跃将其行动付诸实践，就能产生这种体验。诺瓦利斯坚信，甚至连“事务性工作”也能用诗意的方式处理。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而言，欢愉的社交就是实现了的“总汇诗”（Universalpoesie）。人们必须用诗歌感染生活。应该怎么做？最好是用浪漫派的异化技术。对此，蒂克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至少应当尝试一次，将我们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在遥远的远方费力寻找的那些教诲、那些欢乐，竟在我们近旁。奇妙的乌托邦往往就在我们脚边，但我们却盯着望远镜，对它视而不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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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阅读与写作承诺了近在转角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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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为何席勒“审美教育”的计划在浪漫派中激起了极大的共鸣：因为在浪漫派那里，生命的美学化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所以当席勒宣布进入美学的极端情况时，他们中不少人还讽刺地挤眉弄眼。因此，在席勒与歌德一起让其“争战的教会”进入阵地之时，他瞄准的不单是为那些没有头脑却读书很多的大众代言之徒，同样还有那些宣称已学完美学化教学资料的“自作聪明”的人。也就是说，这里针对的既是庸俗又是过度。席勒和歌德这两大魔法师结盟共谋，以反对自以为清醒的祛魅者与妄自尊大的魔法师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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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女神》是要代表更优秀的品位；而为了完成与糟糕品位斗争的任务，必须再找另一种形式。是歌德提出了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想法。当时的他正因为读者不把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他当一回事而发火，因此正是要挑事的脾气，和正因《季节女神》的批评者和下降的订阅数而生气的席勒一拍即合。他们一致认为：人们最终还是要主动出击，对付顽固头脑和自诩聪明的人、读书狂和写作狂这两种玷污文学圣殿之徒，以及自以为有些学问的自负大众；必须要“对半吊子们宣战，我们要让各个领域中的半吊子感到不安”（歌德致席勒，1795年11月21日）。一个月后，歌德提议，这次引战应使用“双行诗”（Distichon）[45] 的文学形式，就像“马提亚尔的《克塞尼娅》（Xenia ）一样”[46] ，也就是一种下了毒的赠礼。他们要一同在席勒的《缪斯年鉴》中装备好这支轻骑兵，将之投入战局。这个念头让歌德如此激动，以至于他在信中就附上了几首试作——是针对“牛顿教派”[47] 的“赠辞”。席勒立马回应：“赠辞这个主意妙极了，必须付诸实现。”[48] （1795年12月29日）1796年1月初，他喊出了“无一日不警句”（nulla dies sine epigrammate）[49] 的口号。他们俩就这样勤于创作讽刺警句，互相交换；而当歌德来耶拿时，他们就共同酝酿几句，极为享受，夏洛蒂只听见楼上传来爽朗的笑声。到1796夏天，二人已写了近900多首赠辞。席勒将之收集起来，为《缪斯年鉴》整理妥当。1/3被剔除，另有一部分不那么尖刻、更类似于格言的作品被归入《誓愿板》（Tabulae votivae ），也就是所谓的《温言辞》（Zahme Xenien ）当中。两位作家商定不透露每一首短诗出自谁手；这些赠辞的确有一部分是二人共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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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被席勒称为“我们文学中的小小猎兔之旅”，今天在我们看来已丧失不少尖锐和挑衅的力道。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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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扩张的图书市场：“先生们！这是规矩：谁从这条街过，/就给蠢货和弱者来点儿施舍”[50] ；“这儿是展会，快，装货、搭起铺子，/来吧，作者们，抓阄吧，每个人都碰碰运气。”[51] 针对通俗作家的写作手段：“你们是想同时讨好世间的孩子和虔诚的人？/描绘情欲吧——但记得再添上魔鬼。”[52] 那些正派的人也懂这种技巧，装作不正经的样子以吸引读者：“一切可怕事物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一个老学究，心痒痒地想要放纵活络。”[53] 在他们之中也有些高贵而精致的人，例如拉瓦特：“可惜啊，自然只从你身上造出一个 人；/成为可敬者与无赖的材料都有。”[54] 针对自作聪明的文学批评家，例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诗人，你们这些可怜人，都得听些什么，只为了/让学生快读他印出的讲义！”[55] 针对像莱夏尔德那样政治上很有思想、文学上却缺乏判断力的人：“愿你们用严肃的词语追踪糟糕的统治者，/但也别再拍糟糕的作者任何马屁。”[56] 对自称有健康人类理性的榆木脑袋：“你们到底有些用处，理性很乐意/忘记知性的界限，而你们则诚实地将之向我们展现”。[57] 下一条警句则将维兰德形容成了“处女”：“在魏玛的秀美处女面前低头吧，这是应当的，/虽然她总是孩子气——但美惠女神的脾气谁不能原谅？”[58] 维兰德大为光火，在气头上宣布今后再也不和席勒说一句话。维兰德虽不是《季节女神》的敌人，但他和他的《德意志水星》却是前者在竞争激烈的杂志市场上的对手，因此他才会进入席勒的视野。还有席勒曾经仰慕的克洛卜施托克也未能幸免：“克洛卜施托克，这是我的人，他用新潮的套话，/讲述他在地狱的泥淖听闻的高尚伟大。”[59] 尼可莱被当作一种无聊且没有启迪效果的启蒙运动的代表，多次遭到批判：“你用手抓不住的，在你这个盲人眼前就像怪物，/你要是触摸什么，此物就立马被玷污。”[60] 费希特也被照顾到了：“我是我，设定自我，如果我把自己/设定为未设定，好吧！我就再设定一个非自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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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施莱格尔对席勒《妇女的尊严》一诗的嘲讽也被收入了《赠辞》之中。是歌德安排的，还是席勒愿意接受自我批评？“从前往后这首诗读着并不好，我从后往前，/一段又一段，倒显得诗很可爱。”[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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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796年底出版的《一七九七年缪斯年鉴》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加印两次。对于编者席勒而言，这也是一桩好生意。谁觉得自己肚子里有点儿墨水，就参加了这场猜谜游戏。这些赠辞说的都是谁？哪些赠辞是谁写的？一个叫曼索（Manso）的文人兼学校校长也得了几句“赠辞”，于是和出版人戴克（Dyck）共同编写了一本《几位感恩的客人给耶拿和魏玛蹩脚厨子的回礼》（Gegengeschenke an die Sudelköche in Jena und Weimar von einigen dankbaren Gäste ），但因为太过乏味，基本没有什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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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阵热议过去之后，歌德于1796年12月7日表示，“这是一种了解、实施得都很不够的方针，即每个对身后荣誉有所追求的人，都应迫使同时代人对其和盘托出他们的意图，同时又用现实、生活与影响随时抹去他对这些意图的印象……我希望《赠辞》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作用，使与我们为敌的恶魔继续保持活跃；在此期间，我们则要继续我们积极的工作，让恶魔去承受否定的痛苦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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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歌德和席勒很满意；就算别人再怎么跳脚，两位好汉都会很快回到他们的本职工作中。歌德致席勒：“在《赠辞》这场大胆冒险之后，我们只能勤于撰写伟大而富有尊严的作品，将我们的诗歌天性转化为高贵而善良的人物形象，让所有的对手自惭形秽。”（1796年11月15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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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也是同样的想法。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哲学铺子”，剩下的哲学材料融入了1795～1796年的思想诗尤其是《阴影的国度》（Das Reich der Schatten ）[65] 和《散步》两首长诗中。怒火与挑衅的乐趣已找到了出气口，他因此可以在歌德的激励下怀着全部的力量转向《华伦斯坦》；而歌德此时正准备在席勒的积极参与下完成他的《威廉·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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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it. n. Koopmann 1998，S.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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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it. n. Koopmann 1998，S.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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