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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A Ⅰ，S.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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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MA Ⅰ，S.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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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A Ⅰ，S.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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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A Ⅰ，S.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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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MA Ⅰ，S.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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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MA Ⅰ，S.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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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MA Ⅰ，S.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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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A Ⅰ，S.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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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MA Ⅰ，S.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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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MA Ⅰ，S.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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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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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34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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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阴影的国度》是席勒作于1795年的哲理长诗，后经两次修订，在1804年面世的第二版《诗集》中最终定名为《理想和生活》，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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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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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华伦斯坦——拖延——参与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为什么面对杰出的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多义性的礼赞——为什么只有哲学才能让哲思无害——华伦斯坦和三重权力意志——权力之人与可能性之人——友情的仪式：歌德和洪堡——告别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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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于1798年的《幸福》（Das Glück ）一诗中，席勒将创作的过程描述为“从无限海洋中的晦暗降生”。[1] 但《华伦斯坦》这部伟大剧作的产生却绝非晦暗的降生。席勒让他的朋友们，尤其是科尔纳、歌德和洪堡，参与作品创作的每个阶段，无论是怀疑和危机还是成功的狂喜。“在创作这部最为重要的三部曲时，”歌德在三十年后对《华伦斯坦》英译本的书评中写道，“我从不曾离开过作者。他有那种天赋，能将他的意图甚至是他刚刚写出的内容与朋友讨论。一种奇妙的让步与坚持藏在他永远反思着的精神之天性中，绝不干扰他的创作，而是约束之并赋予其形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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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席勒在日历中将1796年10月22日作为《华伦斯坦》创作工作的开始，那么看起来他并没有把1791年以来所做的种种准备算进真正的工作时间。事实上，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伟岸形象”及其戏剧呈现的可能性，他已钻研了十年。他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在经历了1791年1月的初次重病后，他决定创作一部关于华伦斯坦的戏剧，但尚未真正动笔：“我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面前仍感到恐惧，因此很怀疑是否马上轮得到华伦斯坦。”（致科尔纳，1792年9月21日）在前往施瓦本的旅途中，他又重新取出了为计划好的剧本所准备的材料；1794年3月17日，他带着几近自大的自信，在信中谈起《华伦斯坦》工程：“只要敲定计划，我就毫不担心，一定能在三周之内实现。”计划里的三周最终成了五年——直到1799年春三部曲最终完成，确实过去了这般长的时间。根据他之后的计算，他全身心创作这部戏的时间一共有20个月。席勒怀着些许惊讶说起这个数字：他感觉自己奉献给《华伦斯坦》的时间似乎比20个月要更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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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瓦本回来后，席勒在1794年5月暂时将《华伦斯坦》搁置一旁。《审美教育书简》和《季节女神》的创作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但他也注意到某种对鸿篇巨制的畏惧，踌躇着，再次一头扎进历史素材中，研究索福克勒斯（Sophokles）与埃斯库罗斯（Äschylos）[3] 以使他的戏剧技巧臻于完善。他无休止地“武装”自己，而正如他在1796年3月18日给歌德的信中所写，这让他的情绪“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运动”。他之所以写得很艰难，是因为他感到只要小心谨慎，就能创作出一部完美的作品。这种近乎恐惧的谨慎在他身上是全新的。他希望在大纲完全成熟之后再动笔，于是就这样打磨剧情纲要。此时距他上一部作品《唐·卡洛斯》已过去了十年。他还能找到最初几部作品中偶尔显得恣意痴狂的自信吗？他在1794年9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但这个新人能够在一部新的宏大剧作中证明自己吗？在某些瞬间，他曾怀疑过自己。1794年9月4日，他写信给科尔纳：“在这部作品面前，我真真切切感到害怕与不安，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最不像一个诗人，而即使我能算得上诗人，充其量也只是当我想要作哲学思考时诗意精神忽然给我惊喜。我现在该怎么办？”科尔纳试图劝他不要怀疑，让他想到他可以相信自己的天才。席勒应该放松紧绷的神经，相信人们瞄准时不紧张，才能打得更准：“如果你不是刻意地钻研《华伦斯坦》，而是全凭偶然，静观幻想是否会自发地给你带来足够的诗意素材，你觉得如何？”（1794年9月10日）席勒回信说：“你的意思是，我写《华伦斯坦》时用的理性太多，用的热情太少。但这只适合那些盘算得不够严格的大纲。它必须由想象力与转瞬即逝的感觉来实现。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当想象力的国度降临时，它将会离我而去。”（179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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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对自身想象力的信任，又因为歌德让席勒参与《威廉·麦斯特》的创作过程而更加艰难。1794年末，席勒收到了《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一卷的清样。在之后数月，小说后几卷的手稿被源源不断地寄给席勒审阅，直到1796年7月。席勒在近处体验了他的朋友是如何看上去轻松写意地成功实现了伟大的诗意之举。这个天神的宠儿像被想象力托举着，而他席勒却不得不担忧想象力恐将置他于不顾。《威廉·麦斯特》先是让席勒深陷自我怀疑，导致他的《华伦斯坦》停滞不前。在他眼中，歌德的想象力引领读者进入了一场充满游戏意味的丰富而完满的生活，这是饱含秀美与聪慧的杰作，既展现出吸引人的表面，又承诺更深层的意义。席勒写道，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健康之感”在他心中流淌。因此，“从这样一部作品出发窥探哲学的本质”是多么叫他为难。“那儿的一切是那样明朗，那样生动，那样和谐舒展，那样人性真实，而这里的一切却是这样严酷、这样僵硬和抽象，极不自然，因为所有的自然都是合题，而所有的哲学都是反题。”在这一契机下，他完全理解了“生命与理智之间无尽的距离”，也因此理解了更多的作为哲学头脑的自己与懂得运用想象力塑造完整生活的歌德之间令他痛苦的距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诗人是唯一真正的人，而最优秀的哲学家和他相比只不过是一幅漫画罢了。”（1795年1月7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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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席勒并没有在盲目崇敬中迷失自身；歌德珍视的恰恰是席勒在技术层面的艺术理解，才请求他的指正并提出修改意见，而席勒也照办了。但至少在一开始，席勒批评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例如，他批评对剧院阶层的描述过于详尽，建议用额外的情节元素使关于哈姆雷特的对话更加松散。歌德很感激朋友对他正在诞生的作品的关注，也鼓励席勒继续《华伦斯坦》的创作。他希望将朋友重新引向舞台，因此请求他为《哀格蒙特》在魏玛的再度上演改编剧本。席勒同意了，而1796年春的这项工作也确实让他对自己的诗学能力尤其是戏剧实践能力重拾信心。他这才可以于1796年3月21日告诉科尔纳，他终于“严肃地”下定决心，要开始动笔撰写《华伦斯坦》。然而因为突如其来的病情，也因为对双双病重的父亲和妹妹南内特[5] 的担忧，剧本创作再一次推迟了。3月底，南内特离世，而父亲也在几个月后的1796年9月撒手人寰。席勒深受触动，却依旧镇定，因为他自己的病史教会他像对待熟人一样对待死亡。但悲伤还是使他无法进入适合创作新作品的情绪。此外，《季节女神》也让席勒分心。杂志的订阅量越来越少。包括赫尔德和费希特在内的不少知名作家已和杂志分道扬镳。渐渐地，这份杂志不再是文化精英们的代表性刊物。席勒必须转而寻找质量更低的文章，只为了填满每期的版面。他希望现在就停刊，而不是再拖延，即便他要因此失去一笔丰厚的酬劳。为了不依赖于这份收入，席勒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编辑的《缪斯年鉴》：他前不久刚凭借在上面刊发的《赠辞》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他充分利用当时少得可怜的“诗意”情绪，以便能给下一期的《缪斯年鉴》添上几首自己的诗歌。所以说，席勒还被琐事缠身，这让他无法持续而全身心地进行《华伦斯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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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6月底，席勒收到了《威廉·麦斯特》的最后一卷，再从头到尾连贯地读了整部小说。他被震撼了：“对这整部艺术品作恰如其分、真正美学上的评价是一项大工程，我非常乐意为此献出接下去的四个月时间。”[6] 他在1796年7月2日给歌德的信中如此写道。于是又得拖延四个月：《威廉·麦斯特》挤开了《华伦斯坦》。虽然最后没有用四个月，但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席勒完全是从事这项工程，写下了那一系列著名的长信——这是这部划时代小说的影响史中第一份也必定是最重要的一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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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用这段评价开启了第一封长信：“不管怎么说，我经历了这部作品的完成，作品大功告成之时恰逢我进取心旺盛有力的阶段，我还能从这个纯洁的源泉中汲取力量，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幸事之一；而我们之间的美妙关系促使我将之当作一种信仰：我要把您的事业看成我的事业，用我内心的一切真情实感铸成一面活在这尊躯壳内之思想的最纯净的明镜，并以此在这个词的更高意义上，无愧于您‘朋友’的称号。”接着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席勒以此框定了他与好友歌德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席勒写道，“我多么生动地体会到，杰出是一种力量，也只能作为一种力量施加在言必称我的人身上，让他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1796年7月2日）[7] 歌德将这段话视为席勒的遗言，因此在他去世后又在《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中再度引用。[8] 正是“爱”制止了对杰出者的怨恨以及使人丧失动力的嫉妒。席勒必须爱歌德，才能为《华伦斯坦》保留自由和自信。的确，尤其是这第一封关于《威廉·麦斯特》的信有着极富爱意的语调。席勒在信中所做的分析虽然严格、犀利而实事求是，但润色得恰到好处，行文风格也如此华丽，以至于这段分析有着极为罕见的文学水准，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爱意的表达，而歌德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这些信件是给朋友的厚礼。席勒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他第一封关于《麦斯特》的信：“祝您身体健康，我亲爱、我敬爱的朋友。一想到我们平素只能在一个受偏爱的古典世界的遥远远方寻找却难以觅得的东西就近在咫尺，就在您的身上，我总不免感慨万千。”[9] 这一系列信件一封接一封几乎不停歇地寄到歌德手中，让他起初竟没有空闲详细回复。他喜悦得不能自已，于1796年7月5日简短地写信道谢：“您的信是我现在唯一的消遣……”两天后：“请您继续介绍我和我自己的作品认识吧。”[10] 直到一周之后，歌德终于从对席勒信件的研习中抬起头来，能够深思熟虑并保持距离地做详尽的回应。他的回应尤为值得关注，因为歌德在其中揭示了他称为自己“最本质的天性”的东西。只有在好友席勒面前，他才能承认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怪癖”：“出于这种怪癖，我总喜欢把我的生活、我的行为和我的作品移出人们的视线。所以我总是喜欢匿名旅行，宁穿粗布不穿华服，此外在和陌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谈话时，宁可谈些无关紧要、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话题，装作比实际上的我更加轻浮，可以说是把我自己搁在介于本真与自身的表象之间的位置。”（1796年7月9日）[11] 他之所以不遵从席勒的建议，不愿将小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盘托出，就归结于这种“现实主义怪癖”——一种倾向隐居的愿望，一种对过度暴露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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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认为，小说的哲学内涵就在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两种根本性的态度，在小说中显得可以调和，也确实得到了调和。席勒在这里引用了他刚刚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阐释的一种区分。根据这篇论文，现实主义在理论中是“冷静观察的精神”和对感官证据的“信任”；在实践中则是“无可奈何地遵从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共同生活的必然性。而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在理论中则是“在一切人士中要求绝对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实践方面就是在意志行为中坚持追求绝对的道德严肃主义”。[12] 席勒强调，片面地发展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失态与异化，而只有其合题才算与人类的尊严相称。现在，他在《威廉·麦斯特》中看到这一合题得到艺术上的完美呈现。他用一段极为简短的表达概括了小说主要人物的意义，而后世的阐释与评注不过是用长篇大论在重复这个观点而已：“他从一种空洞而不确定的理想踏入了一种明确而积极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却没有失去理想化的力量。”（致歌德，1796年7月8日）在席勒看来，不单是主人公，甚至小说本身也充盈着这种现实理想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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