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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对《威廉·麦斯特》所做的反思中,席勒遭遇了充满悖论的哲学形象:正是哲学思考能够阻止哲学攫取权力。这是借助哲学手段在思考中反抗完美透明之理想的哲学诱惑。为了照顾生者的任性,哲学反思的作用就在于自我限制。这是第二层的思想,思想借此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伤害。这一思想之思想正是潜能中的哲学:它回转向自身,意识到追求清晰之意志的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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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第二层的哲思捍卫生命的意志免遭思想的任性之侵害。席勒恰恰在从哲学再度转向宏大的戏剧、从理性归因的世界转向美学断言的世界之瞬间发现这一点,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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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他在日历中的记载,席勒自1796年10月22日起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他下决心给准备工作画上句号,决定是时候开始写作定稿了。但仿佛是他的决心给了他过分的要求似的,他在第二天即10月23日就写信给歌德说:“虽然我已经着手写作《华伦斯坦》,但我还在徘徊,在等待一只强有力的手把我整个儿推入其中。”[17] 没过几天,他真的开始动笔,却再度停滞,重新沉浸在历史资料中。1796年11月13日,他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我越是修改我对剧本形式的想法,就越觉得需要掌控的材料庞杂得可怕,说真的,要不是我有某种对自己的大胆信任,我几乎无法继续写下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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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6年11月28日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席勒更清楚地点出了他还需克服的种种阻力:并不只有浩如烟海的素材需要克服,或者说需要被纳入戏剧的形式之中。素材本身便“极其不可塑造”,本来完全不适合被打造成戏剧。其中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但还有什么会比这种阴谋、四分五裂的行动、花招、磋商和算计更缺乏诗意呢?其中还有军队,这是华伦斯坦权力的基础。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平面,我无法把它呈现在读者眼前,只能用不可言传的艺术领它出现在想象力跟前”。华伦斯坦以军队为依靠,却因为政治阴谋而倒台;但军队与政治这两者都难以搬上舞台。然后还有华伦斯坦的形象。“他的性格从不是高贵的。”但他却依旧“高大”,没有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席勒如此夸张地描绘了他的困难,以至于人们不禁问,他为何偏偏要将这一“不可塑造”的题材写成一部戏剧。“所有按照我惯常的方式能助这个题材一臂之力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我的联系;我在题材的内容中几乎没有任何期待。”那么,他究竟为何要选择这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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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藏在他在歌德面前使用的概念中:他要“掌控”数量大到惊人的材料。这关系到力量,具体地说是艺术的力量,是形式的力量:“一切都必须通过一种恰到好处的形式实现。”(致科尔纳,1796年11月28日)最终胜利的必须是作为权力意志的艺术形式的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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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席勒的《华伦斯坦》工程就在三个层面上与权力意志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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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凌驾于观众之上的权力意志。席勒迫不及待地要重返剧场,重回那伟大的瞬间,“当千百颗心仿佛听从着一根魔杖威力无比的敲打,跟随着诗人的想象而震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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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作为艺术形式对一种棘手而庞杂的素材之掌控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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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作为全剧主题与困境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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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凌驾于观众之上的权力:他提前享用了它,而也正是这种权力推动他最终完成剧作。他将会在之后成功的演出中享受这种权力,在魏玛,但主要还是在柏林。通过《华伦斯坦》,他将奠定自己作为“德意志莎士比亚”的名声。这场史无前例且广受敬仰的成功,将会给他力量、振奋和自信,也将使他能用更加紧凑、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将他那几部伟大的“古典主义”戏剧搬上舞台:从《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到《威廉·退尔》和《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 )。通过《华伦斯坦》和之后一系列剧作,他将创造德国戏剧艺术的典范,后世必须以这些作品为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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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过艺术迫使庞杂可怕的材料就范的权力,席勒发明了一种艺术手段,使他得以将复杂的事件浓缩到屈指可数的情节线索中,并且令政治氛围与社会背景和基础清晰可见。这里尤其需要提到《华伦斯坦的军营》,作者本人也对此颇有几分自豪。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楔子,而是对华伦斯坦的崛起、伟大与垮台所做的预先说明。“只有他的军营才能解释他的罪行”[20] ,序诗中如是写道。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可见那个“整体的世界”。这出伟大的戏剧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上演。倘若席勒将单独的军营场景插入剧本之中,其所受的关注将会支离破碎。“是精神塑造肉体”[21] ,席勒这样描述华伦斯坦。而华伦斯坦所创造、反之又创造了华伦斯坦“肉体”的,正是他的军营。但悲剧恰恰在于,肉体最终将会抽身离去,跟随自身的律动,成为其“创造者”的灾难。属于席勒的艺术手段的,还包括他让情节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开启:由盛而衰的真正转折早已定下,只有华伦斯坦自己没有注意到。他还完全沉溺在权力感中,然而他的坠落已经开始。席勒从华伦斯坦漫长而纠葛的生平中选取了寥寥几日,也就是他被谋害前的一小段时间。华伦斯坦的轰然陨落,正发生在他相信自己通过背叛皇帝、转投瑞典,已开启了人生全新的甚至可能是最为精彩的一章之时。然而,他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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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1634年初,距他于1634年2月24日惨遭毒手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周时间。元帅前无古人的职业生涯已在旁人的对话中有所暗示。华伦斯坦本是东波希米亚的一个贵族,在“三十年战争”伊始站在哈布斯堡皇帝这一边反对波希米亚的叛军;他因为军事与政治上的效劳获封广袤的土地,并得到了波希米亚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在1625年凭空为皇帝招募出一支当时那个时代还从未目睹过的强大军队;他在当时就践行了“以战养战”的原则:部队不分敌我地抢掠补给。华伦斯坦夺取了西里西亚(Schlesien)、荷尔施泰因(Holstein)、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面对曼斯菲尔德和丹麦人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华伦斯坦现已身居弗里德兰(Friedland)和梅克伦堡大公,跻身最有权势的帝国王侯,因为受到皇帝宠幸而与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帝国公侯成敌。这个暴虐的人也让皇帝心存芥蒂。在1630年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选帝侯大会上,皇帝在天主教王侯的压力下罢免了华伦斯坦的指挥权。然而,当天主教军队在梯利[22] 的指挥下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新教联军毁灭性地击溃之后,皇帝不得不于1631年向华伦斯坦求助,请他第二次出任总司令。华伦斯坦再次聚集起一支由他本人不受限制地指挥的大军。他的部队成了一座移动的国中国。皇帝还没有强大到能拒绝华伦斯坦所要求的军事战略、司法和政治上的广泛授权。在1632年吕岑(Lützen)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华伦斯坦取胜;此战之后,再度出现了华伦斯坦初任元帅时的情况:皇帝的第一仆人像是要登堂入室,成为皇帝的主子。华伦斯坦对皇帝的愿望充耳不闻,于1633~1634年的那个冬天和大军一起留在波希米亚,拒绝帮助巴伐利亚公爵与瑞典人作战,也拒绝向西班牙国王胞弟正从米兰开往佛兰德的大军增援。维也纳人起了疑心,怀疑华伦斯坦正奉行自己的政治策略。他会改换门庭,与瑞典结盟,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帝国的和平并创立波希米亚王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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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33年末至1634年初这个决定命运的冬天,华伦斯坦和他的部队一起留在皮尔森(Pilsen);而此时维也纳的宫廷已决定将他革职驱逐,只不过在他还没有踏出人们预想的叛变的那一步之前,暂时不公之于众。这就是全剧剧情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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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斯坦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席勒很懂得用他的大师手笔,让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开放状态。华伦斯坦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角色,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都捉摸不透。他对麾下的将军特尔茨基(Terzky)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戏弄你们大家?/你对我的了解就这么深?/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曾向你/敞开过心扉……我很乐于看看我自己的力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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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充斥着对元帅计划的谣言和揣测,尽管他本人在这三部曲的第一部中根本没有登场。他在远处发挥作用,因此他不在场的在场使他的影响力越发强大。显而易见,他无须亲自出现,就能将士兵们的想法、愿望和想象力联结到自己身上。在华伦斯坦真正登场之前,他已在那个听他号令因而属于他的世界上,投下了出离巨大的阴影。这第一部戏本来要叫作《华伦斯坦的兵》。正是华伦斯坦卡里斯玛式的个人力量才创造了一个力场,所有人都不免受其影响,许多人甚至因此而变化。马克斯·皮科洛米尼(Max Piccolomini)说出了这种影响力的秘密:“人们高兴地看到,他使周围的人奋起,/使他们生龙活虎,坚强无比,/在他身边每股力量都得以表现,/每种天才都变得更加明显。/他调动每个人的精力,/使之壮大,那原始的精力,/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他善于把众人之力凝结成他自己的力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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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量不仅使人对他唯命是从,更能鼓舞人前行:“他调动每个人的精力。”正如人们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可以发现的那样,这一点对各种不同的性格都能成立:军曹模仿着元帅走路、站立、清嗓子以及说话时的姿态;而其他人则和第一猎骑兵一样,在华伦斯坦的鼓励下干出胆大妄为的事情:“我在这里勇敢地迈步向前,/可以大胆地迈过市民的脑袋,/就像咱们统帅不把各个公侯放在眼里。”[25] 在一个一步登天之人所率领的部队中,谁有本事,谁就得到赏赐。和之后拿破仑军中一样,这里算数的不是古老的尊卑等级,而是新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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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军营就听命于他的旗帜和他意志的魔力,尽管人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第一猎骑兵解释说:“他曾想建立一个士兵的王国,/把全世界都纵火烧个精光,/他天不怕地不怕,敢干敢闯——”[26] 军曹却认为这太过狂野,也太雇佣兵气。元帅帮他招募了个“新人”,这个“新人”则可以加入一个“很有尊严的群体”。[27] 他们二人都感受到了华伦斯坦的号召,其中一个认为是要建立士兵当道的无政府,而另一个则要建立高贵的秩序。所有人只有在一点上才能统一:战争、军营生活和暴力对他们而言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是应当哀叹的生活阶段,而是其所期待的生活形式,是自由之人的存在目的:“士兵可以直视死神,/只有士兵是自由人……倘若现在不拼死舍命,/就永远不能赢得人生。”[28] 但他们拼死舍命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祖国”,不是为了“皇帝”[29] ,不是为了帝国,而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华伦斯坦——他们的“士兵之父”[30] 。他们不愿将“尊敬、热爱和信任”交给皇帝派给他们的任何一人[31] ;连接他们与他们的指挥官的是一种私人关系:他们是身体,他是头脑,二者合一方可出击。当托钵僧用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Abraham a Sancta Clara)[32] 的语调责问他们的良心时,士兵们任凭他斥责他们酗酒、嫖妓、盗窃、对皇帝大不敬、对宗教三心二意;然而,一旦托钵僧开始攻击他们的元帅:“这些罪孽全都来自上峰!/四肢如此,脑袋也不高明!/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信的哪个神明!”,士兵们的容忍就到了头,堵上了托钵僧那张“胡说八道的臭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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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愿意为华伦斯坦而战,但华伦斯坦自己却又为何而战?对他而言,军队与战争并非自为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但目标究竟是什么?士兵们不知道,他身边的将军们也不知道。在三部曲之二的《皮科洛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s )中,特尔茨基、伊洛(Ilo)和伊索拉尼(Isolani)催促元帅速下决心。他们支持他拒绝服从皇帝的无理要求(即派大军护卫西班牙王子),但华伦斯坦是否真的要冒险与皇帝决裂,是否会改换门庭,加入瑞典人和新教徒这一边?他的连襟特尔茨基敦促他这样做。但华伦斯坦却这样回答他:“全国上下必须尊敬我,是我把他们捍卫,/我要证明我是帝国的豪门显贵,/和帝国的君侯平起平坐当之无愧。/不得有外国势力扎根在帝国的版图之内,/尤其不能让瑞典人这些饿殍待在这里,/他们凶狠贪婪,以嫉妒的目光/觊觎我们德意志国土的肥沃美丽。/让他们襄助我的通盘计划/但是不得让他们从中渔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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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华伦斯坦的这段宣言出发,产生了对全剧的所谓“爱国”阐释。根据这种解读,华伦斯坦在四分五裂、互相倾轧的德国之中代表着帝国理念,作为缔造和平者、作为和平的王侯,却受到百般阻挠,深陷天主教与瑞典—新教两派的政治阴谋的灌木丛中,与他可敬的意图一起悲剧地失败了。这样的阐释以为能从华伦斯坦在特定场合的言语中读出他的意图。然而,在其他场合,华伦斯坦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不再大谈和平与帝国,而是说起了自己的权力野心:“我很乐于看看我自己的力量。”[35] 他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波希米亚王国,知道正是一条“罪恶的”道路将他引向了他的大军,带他来到今天这个大权在握的位置,也知道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必须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皇帝利用我的手臂/在国内做的事情,/按照常理不该发生。/即便是我身披的这件公爵的大氅,/也归功于我的功勋,其实都是罪行。”[36] 旧秩序的法律判他有罪,但他却要缔造新的秩序;这种新秩序只有一点是明确的:要确保他的权势地位,并在事后为他夺取权势的恶劣手段辩护。也就是说,华伦斯坦在某些瞬间确实知道自己是个篡位者。他虽然是自己手下胡作非为的兵将们眼中的神,却是余下人类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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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尔茨基伯爵夫人(Gräfin Terzky)出于个人野心,在犹豫不决的华伦斯坦耳边煽风点火:他和别人不同,自己就有成为掌权者的权利。他的强大正在于他与内心自我的同一。你是对的,她对华伦斯坦说,“当你在八年前,/以火与剑横行德国各地,/向其他国家挥舞皮鞭,/蔑视帝国的各种秩序,/只是施行可怕的强力权利,/践踏每个国家的主权”。[37] 当时的他为了皇帝让各个邦国吃尽了苦头,现在的他更要为自己这样做。她说,如果他不带着他的部队叛逃另一边,皇帝就会剥夺他的兵权。他只有为了自身权力的完整而背叛,或者在维也纳面前屈辱地俯首称臣两条路。她在华伦斯坦眼前描绘了一幅原先不可一世之人现在无力的模样,没有半分野心,在自家庄园里颐养天年。这将会证明他华伦斯坦不过是众多“新人”中的一个,“随着战争应运而生”,在战后又重新跌回无足轻重之中。这幅可怕的画卷有了效果。华伦斯坦:“可是在我陷入虚无沦亡之前,/在我轰轰烈烈开始,卑微渺小终结之前,/趁世界还没有把我和那些被时势造就,/又被时势毁灭的悲惨人物混为一谈,/我宁愿让当代和后世的人/憎恶地说出我的姓名,让弗里德兰/代表一切该诅咒的行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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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华伦斯坦不再谈什么和平或者帝国统一的崇高理念;现在他只在乎守住自身的权力。但对华伦斯坦而言,“权力”和权力意志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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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权力”对于华伦斯坦首先不是别的,正是让他的意志统治政治与社会的力量。权力意味着能够施加影响。华伦斯坦:“我要是没有影响,就和死了一样。”[39] 但他的犹豫不决却暴露了权力的另一层意义。追求权力的华伦斯坦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样,也是一个追求可能性的人。他要一直做他行动可能性的主人。与之相比,现实是一种束缚,它缩减了可能性;现实就是当可能性的丰富穿过决定的针眼后所剩下的东西。人们所选择的现实将人困住,把人纠缠进“事实”独立的逻辑,即便那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事实”。因此华伦斯坦才会踌躇,他要保留自己的选项。作为追求权力之人,他要行动,却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而担忧。权力之人和可能性之人,他想要同时成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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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原本依赖情节的动力。但席勒的神来之笔就在于,他在全剧的顶点让华伦斯坦在一长段独白中袒露了他行动受阻的秘密。权力意志蜷缩回自身,变得疑神疑鬼:“这可能吗?我已不能为所欲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我已无路可退?/因为我曾动过这个念头,就非得将它实现?/……/我只是心里这样想想而已;/自由和财富,两者给我刺激。/做着皇帝美梦,心存迷人幻想,/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在我胸中意志不是曾自由自在?/我不是曾经看见旁边有条正道,/使我始终能够见机撤退?/可是突然间我看着自己被引向何处?/后退无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垒成一道铁壁铜墙,/高耸着阻止我转身后退!——/……/我的行动在我的胸中还属于我:/一旦脱离心灵的安全角落,/离开它母亲的土壤,/抛到人生的陌生地带之中,/它就属于狡黠诡异的力量,/人的任何计谋都对它们毫无影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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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决定一旦做出就无法收回:它们用“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构筑起一道“铁壁铜墙”,华伦斯坦说。决定封锁了返回可能性的道路,将自身的线织入现实那不可预料的纹理之中,因此把自己卷入“人生的陌生地带”。谁行动,就与自身疏远。他永远无法在他的行动中,更别提在由此产生的复杂后果中再度认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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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伦斯坦》三部曲是否可以算作一部悲剧,已有详尽的争论。席勒自己在一开始也有所怀疑。他在1796年11月28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悲剧的结构”尚未实现,“真正的命运对主人公的不幸还很少起什么作用,而他自己的错误所起的作用则还太大”。[41] 但它最终还是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悲剧,不过是在现代意义上;超验的命运之力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华伦斯坦对占星术的迷信虽然不是盲目的主题,但也不起到建构性的作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让自己的决定依赖于星象。席勒是依照歌德的建议运用占星术学,将之作为人类行为与“庞大的世界整体”之间关联的象征(1798年12月8日)。席勒认为,这一“庞大的世界整体”正是在其与人类的缠绕纠葛中展现自身。施动者与其行动的异化,以及行动假这一“世界整体”之手最终给施动者以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席勒眼中的悲剧主题。华伦斯坦是在与背叛游戏,这场背叛一半还在他心中,一半却已是现实。然而现实随后却这样将他紧紧缠绕,使他不再是自己游戏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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