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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细致地关注着他朋友的健康状况,也知道精神上的工作和富有启发性的谈话对朋友来说最好,因此才能毫无顾虑地向他提要求,并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他向席勒展露了每个新念头,和他讨论了自己的颜色学以及叙事文学和戏剧的基本法则。二人合作敲定了区分半吊子与“真正的”艺术实践的纲要,还考虑要继续《赠辞》的创作。1797年,他们在高贵的竞争中开始创作叙事谣曲[53] ,互相交流主题和想法。作品在正式发表之前都经过二人充分的讨论。歌德虽也创作了《科林斯的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 )和《掘宝者》(Der Schatzgräber ),却毫无妒心地承认席勒在这一体裁上要更胜一筹。《潜水者》(Der Taucher )、《波吕克拉忒斯的戒指》(Der Ring des Polykrates )、《伊比库斯之鹤》(Die Kraniche des Ibykus )以及《手套》(Der Handschuh )都是当时产生的——席勒用这些作品证明了精神的高要求和通俗化完全可以融为一体。这些作品是如此奇妙地清晰,以至于根本无须多作阐释。这些叙事谣曲和歌德于同年创作的作品一起,刊登在了《一七九八年缪斯年鉴》上。接下去的一年,席勒还完成了《大钟歌》这首日后举世闻名的诗歌。和哀歌《散步》一样,这首诗既是对文明历史的诗意呈现,也是一曲市民文化的雅歌。施莱格尔家的人哈哈大笑,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而歌德却对此诗充满敬意:他在其中认出了他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精神。与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相同,席勒的《大钟歌》也是一次将充满怜爱地塑造起的小市民世界与外在的大世界相连接的尝试;诗中详细描述的浇铸大钟的过程,成了人类文化工程的象征。“现在让我们用心注视,/微薄的力量能建何等大功,/对自己行事从不深思,/这样的庸人受不到器重。”[54] 这首诗独具匠心地将崇高与朴实结合在了一起,故而引发了无数讽刺滑稽的仿作;但歌德却也因此发自内心地说,这首诗在积极的意义上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全诗使人对正确尺度的认知更加清晰,更激起人们热爱一种对形式心中有数、处于界限之内的生活。歌德是如此喜爱这首诗,以至于在1805年将他为朋友之死所作的哀歌定名为《席勒〈大钟歌〉跋》(Epilog zu Schillers Lied von der Glocke ):“他的脸上越来越红光满面,/现出那从不离开我们的青春,/现出那一种勇气,迟早之间,/总要击败迟钝的世人的抗衡。”[55] 女演员阿玛莉·沃尔夫(Amalie Wolff)在1805年8月10日的一场庆典中朗诵了这首跋;她后来讲述说,与她一同排练这几行诗的歌德,在某一处发出一声长叹,抓着她的手臂说:“我不能,我并不能把这个人忘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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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钟歌》中歌德尤其喜爱引用的是如下这一段:“手腕熟练,时间恰当,/可以由师傅打破钟膜;/可是烧得通红的铜浆,/如听任自流,那就闯祸!/它狂怒起来,声如惊雷,/冲破炸开的牢笼,/就像打开地狱大门,/吐出毁灭一切的火焰。/哪儿有暴力盲目统治,/哪儿一切就无法成器。”[57] 重要的是将炙热的生命素材塑造成型。没有形式,生命将在无意义中荒废,或是如火山一般喷发,毁灭一切。席勒在《华伦斯坦》中塑造了这样一个火山般的人物的魔力与恐怖;而在《大钟歌》中,他从华伦斯坦那个令人恐惧的世界中缓过神来,却并未完全将之摆脱。他在拿破仑的崛起中发现了同一类人卷土重来的预兆。当《华伦斯坦》上演时,拿破仑在埃及不见了踪迹。没过几个月,他就在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中攫取了全部的国家权力;从现在起,席勒就等待着,想要看看历史天际的这颗彗星是否会与他笔下的华伦斯坦有着同样的命运,是会建立一个新秩序,还是摧毁整个世界。席勒没能亲历拿破仑的覆灭;当他去世时,拿破仑还在其权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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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历史,席勒的生活也在创作《华伦斯坦》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797年夏,威廉·封·洪堡离开了耶拿。自1794年起,他就属于席勒最亲密的朋友圈子:席勒说,自己在写作时总想起歌德、科尔纳和洪堡。洪堡自1791年起便无官一身轻地住在他太太位于埃尔福特城外的庄园里,于1794年为了席勒迁居耶拿,没过多久便和席勒结成了热烈而友好的工作同盟。席勒则在1798年5月1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兴奋地说:“认识洪堡让我有说不尽的快乐,同时也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在和他的对话中,我的理念发展得更好也更快。他的天性中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完整性,除了他,我只在你身上看见过。和你相比,他所具有的……那种轻快要多得多;不过,这种轻快,人们在他那种环境中倒是比在我们这儿更容易获得。”不光是两个男人之间有频繁的往来,洛蒂和洪堡的妻子卡洛琳娜这两位女性也同样自打青年时代起便结下了友谊。两家比邻而居,几乎天天相见;当席勒有时无法入睡,洪堡还在晚上到他家来,洛蒂甚至曾一大清早看到两个男人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谈得很深入。两人都是谈话的大师。对洪堡而言,这种被他称为“社交的思考”是他本真的生活元素。在这一点上,他与席勒英雄所见略同。关于席勒的谈话艺术,他曾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精神持续而自主的思考几乎从不会离开他,只会在身体受病痛更严重的侵扰时才暂时退却。对他而言,思考是一种休憩而非操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那些席勒像是专为此而生的对话中。他从不刻意寻找意义重大的谈话素材,而是更多地听任偶然为他带来谈话的对象;但他从每个对象出发,都将对话引向一种普遍的视角,于是人们在插了几句话之后,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场启迪精神的谈话之中心。他对待思想,总是像对待需共同赢得的成果一样,看上去总是需要一个与他对话的人,从不让与谈人自觉多余,即便后者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接受席勒的理念……席勒的语言不能说优美,但他的精神却总保持着敏锐与坚决,总是在追逐思想上的新收获;他掌控着这种追逐,全然自由地飘浮在他的对象之上……自由却并不会打断探究的进程。席勒总是紧紧地把握着通往终点的红线,只要谈话不被意外搅扰,他不会轻易地在抵达目标之前半途而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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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谈话天才的席勒,发现洪堡是个与他相配的搭档。他称赞洪堡“对事物本身的纯粹兴趣”,以及他令人刮目相看的“理解并验证他人想法的熟练技巧”。此时洪堡的才华还更偏向于接受而非创作。席勒写道,对洪堡“最为必要的是……被外力推入游戏,并为他智识之力的锋利刀刃获得素材;因为他无法创造,只能切割和组合”(致科尔纳,1797年8月6日)。他心怀感激地接受了洪堡对他作品的详尽分析与评价。洪堡甚至先于科尔纳成为席勒的第一位书评人。而歌德也同样懂得将洪堡的分析洞察力、受过教育的艺术品位和对古典世界的知识为自己所用,于是席勒与洪堡的友情很快就加入了歌德,成了三人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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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当时还是拜罗伊特(Bayreuth)的高级矿山顾问,偶尔也会到访耶拿。席勒起初对他没有特别的印象,觉得他很“平庸”。但当他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59] 之后,便称赞他的“钻研其学科的热情与精神”,不过却批评他身上“某种急切和苦涩的特质,这是人们在立下伟业的男子汉们身上时常发现的”(致科尔纳,1797年7月21日)。尽管如此,为《季节女神》赢得亚历山大·封·洪堡这位撰稿人,还是让席勒很自豪。“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席勒在1794年9月12日写信给科尔纳说,“期待几篇关于自然国度之哲学的绝妙文章。”或许亚历山大“在头脑上要更胜过他兄弟一筹”,但席勒出于友情的原因,依旧还是偏爱威廉。当时,亚历山大已经为他宏大的南美之旅定下了计划。威廉在去世前不久回顾往事时那个关于自己一生之原则的表述,对亚历山大也成立:“谁若在死时能对自己说:‘我已理解了我所能理解的全部世界,并将之转化成了我的人性’——他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60] 和弟弟不同,在威廉对理解世界的好奇与兴趣中,特别注重“自我教育”这一点。威廉追求的与其说是广泛的不如说是更深刻的经验之富足。对他而言,重要的并非知识的扩展,而是其“转化”。他坚持早年立下的计划,要平衡地发展他的丰富天赋,实现内心与理智的和谐,将自己“塑造”为个体,最重要的是将生命塑造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殷实的贵族家庭之子,又娶了一位同样家境优渥的女子为妻,他有资本这样做,可以免于担忧生活来源和职业工作。威廉和他弟弟一样喜爱旅行。于是他就这样很快又离开了耶拿,先是于1797年动身前往巴黎,住了两年,随后又前往西班牙。1801年,他成了普鲁士在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一段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席勒去世后,他将会成为普鲁士内政部的枢密国务参事,身居要职,并成为普鲁士改革者中的一员,作为核心人物于1809年参与建立了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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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认为,塑造人格是一个人最高的任务,故而以此安排他的生活。用这一句打着席勒烙印的原则,洪堡在好友去世后依旧守着对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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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堡离开耶拿之后,二人间的通信曾停滞过一段时间。但这并未中断他们的友谊。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曾写信给洪堡说:“仿佛已有一段无尽漫长的时间,我没有给您写过一行信,但我总是觉得,我们的精神始终相互联结。一想到我在这样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还能怀着一如当初我们共同生活时的信任依靠在您的心上,就让我着实喜悦。我们的相互理解不害怕任何岁月,不在乎任何空间。无论您发挥影响的范围有多么分散,无论我的圈子让我多么片面、多么受限,我们总能够在高贵与正确的事情上相逢。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人们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是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180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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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于1797年夏天的离开是席勒创作《华伦斯坦》期间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则发生于1798年。在这一年中,席勒让《季节女神》“安静而轻声地”停刊,一如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越来越难以筹集到有分量的稿件,他所追求的杂志水准无法再保持下去;另外,席勒也不愿意再向读者做更大的妥协。《季节女神》的停刊意味着经济上的极大损失,但席勒期待着可以通过剧院的收入加以弥补,因为他也被《华伦斯坦》在经济上的成功所折服。他的期待并未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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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8月,席勒搬进了耶拿的一个花园小屋。他希望在这个秀美的环境里最终给他宅居屋中的生活画上句号。人们现在的确能看见他带着熟悉的急切姿态在花园里来回奔走,就像要完成步数的定额似的。尽管他已经动了迁居魏玛的念头,却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耶拿。他想要有两处住所:在为剧院创作期间住在魏玛,而若是哲思的兴趣再度降临,则要搬到耶拿。歌德帮他在魏玛找合适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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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当人们在魏玛四处寻找住处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1799年10月末,洛蒂因为伤寒病重。或许这是她于10月11日艰难产下女儿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61] 所导致的后果。10月23日,洛蒂失去了意识,随后是一连几天神志不清,类似痉挛的发病,恶心呕吐,高烧。除了交替守夜的席勒和她母亲,她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身边。著名的医生、宫廷顾问施塔克让席勒做好最坏的打算。失去洛蒂或者她再也无法清醒,对席勒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念头。他绝望了,充满着恐惧,因为守夜而筋疲力尽。是歌德给了他支持。“我们的处境如此紧密相连,”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写道,“以至于我自己能切身感受到您所遭遇的一切。”10月30日开始,洛蒂的烧退了,但始终还是处于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直到进入11月第一周,她还是像失了魂一样,昏昏沉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歌德把所有的公务都丢在一旁,于11月10日赶来耶拿,每个白天都花几个小时陪伴着席勒,让他振作起来,并和他谈论工作以使他分心。渐渐地,洛蒂的状态终于好转,她的记忆回来了,逐渐又参与到生活中来。11月21日,她第一次再度给姐姐写了信;对席勒而言,这是她的重生。他们现在可以考虑搬去魏玛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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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假发匠人穆勒(Müller)的宅子中找到了一间相当可观的住处,先前归夏洛蒂·封·卡尔普所有。1799年12月,终于到时候了:席勒一家四口带着几车行李离开了耶拿。“所有关于之前八个月的记忆,尽可以留在耶拿山谷中,我们要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灿烂生活。”(致夏洛蒂,179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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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全新开始的兴趣,席勒开启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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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 Ⅰ,S.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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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ethe MA 18.2,S.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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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福克勒斯(约前497-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杰作《安提戈涅》(Antigone )、《俄狄浦斯王》(König Ödipus )及《俄狄浦斯在科洛努斯》(Ödipus in Colonus )合称“忒拜三部曲”(Thebaner Trilogie),不仅是后世悲剧作家的典范,也激发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对悲剧哲学的思考。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著作《波斯人》(Die Perser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Der gefesselte Prometheus )、《七将攻忒拜》(Die Sieben gegen Theben )均是戏剧史上的不朽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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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0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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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洛琳娜·克里斯蒂安娜·席勒(Karoline Christiane Schiller,1777~1796),席勒最小的妹妹,家人爱称她为南内特(Nannette),1796年3月不幸因伤寒在索里图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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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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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关于席勒这一句名言的翻译,参见本书序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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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亲和力》是歌德于18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两对恋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在小说第二部第五章《奥蒂莉日记摘抄》(Aus Ottiliens Tagebuche )中,歌德化用了席勒的那一句名言:“对付他人的巨大优点,除了爱别无良药。”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六卷),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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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9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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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1~10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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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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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 Ⅴ,S. 770.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4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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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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