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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当时还是拜罗伊特（Bayreuth）的高级矿山顾问，偶尔也会到访耶拿。席勒起初对他没有特别的印象，觉得他很“平庸”。但当他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59] 之后，便称赞他的“钻研其学科的热情与精神”，不过却批评他身上“某种急切和苦涩的特质，这是人们在立下伟业的男子汉们身上时常发现的”（致科尔纳，1797年7月21日）。尽管如此，为《季节女神》赢得亚历山大·封·洪堡这位撰稿人，还是让席勒很自豪。“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席勒在1794年9月12日写信给科尔纳说，“期待几篇关于自然国度之哲学的绝妙文章。”或许亚历山大“在头脑上要更胜过他兄弟一筹”，但席勒出于友情的原因，依旧还是偏爱威廉。当时，亚历山大已经为他宏大的南美之旅定下了计划。威廉在去世前不久回顾往事时那个关于自己一生之原则的表述，对亚历山大也成立：“谁若在死时能对自己说：‘我已理解了我所能理解的全部世界，并将之转化成了我的人性’——他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60] 和弟弟不同，在威廉对理解世界的好奇与兴趣中，特别注重“自我教育”这一点。威廉追求的与其说是广泛的不如说是更深刻的经验之富足。对他而言，重要的并非知识的扩展，而是其“转化”。他坚持早年立下的计划，要平衡地发展他的丰富天赋，实现内心与理智的和谐，将自己“塑造”为个体，最重要的是将生命塑造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殷实的贵族家庭之子，又娶了一位同样家境优渥的女子为妻，他有资本这样做，可以免于担忧生活来源和职业工作。威廉和他弟弟一样喜爱旅行。于是他就这样很快又离开了耶拿，先是于1797年动身前往巴黎，住了两年，随后又前往西班牙。1801年，他成了普鲁士在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一段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席勒去世后，他将会成为普鲁士内政部的枢密国务参事，身居要职，并成为普鲁士改革者中的一员，作为核心人物于1809年参与建立了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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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认为，塑造人格是一个人最高的任务，故而以此安排他的生活。用这一句打着席勒烙印的原则，洪堡在好友去世后依旧守着对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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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堡离开耶拿之后，二人间的通信曾停滞过一段时间。但这并未中断他们的友谊。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曾写信给洪堡说：“仿佛已有一段无尽漫长的时间，我没有给您写过一行信，但我总是觉得，我们的精神始终相互联结。一想到我在这样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还能怀着一如当初我们共同生活时的信任依靠在您的心上，就让我着实喜悦。我们的相互理解不害怕任何岁月，不在乎任何空间。无论您发挥影响的范围有多么分散，无论我的圈子让我多么片面、多么受限，我们总能够在高贵与正确的事情上相逢。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人们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是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180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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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于1797年夏天的离开是席勒创作《华伦斯坦》期间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则发生于1798年。在这一年中，席勒让《季节女神》“安静而轻声地”停刊，一如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越来越难以筹集到有分量的稿件，他所追求的杂志水准无法再保持下去；另外，席勒也不愿意再向读者做更大的妥协。《季节女神》的停刊意味着经济上的极大损失，但席勒期待着可以通过剧院的收入加以弥补，因为他也被《华伦斯坦》在经济上的成功所折服。他的期待并未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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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8月，席勒搬进了耶拿的一个花园小屋。他希望在这个秀美的环境里最终给他宅居屋中的生活画上句号。人们现在的确能看见他带着熟悉的急切姿态在花园里来回奔走，就像要完成步数的定额似的。尽管他已经动了迁居魏玛的念头，却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耶拿。他想要有两处住所：在为剧院创作期间住在魏玛，而若是哲思的兴趣再度降临，则要搬到耶拿。歌德帮他在魏玛找合适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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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当人们在魏玛四处寻找住处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1799年10月末，洛蒂因为伤寒病重。或许这是她于10月11日艰难产下女儿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61] 所导致的后果。10月23日，洛蒂失去了意识，随后是一连几天神志不清，类似痉挛的发病，恶心呕吐，高烧。除了交替守夜的席勒和她母亲，她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身边。著名的医生、宫廷顾问施塔克让席勒做好最坏的打算。失去洛蒂或者她再也无法清醒，对席勒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念头。他绝望了，充满着恐惧，因为守夜而筋疲力尽。是歌德给了他支持。“我们的处境如此紧密相连，”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写道，“以至于我自己能切身感受到您所遭遇的一切。”10月30日开始，洛蒂的烧退了，但始终还是处于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直到进入11月第一周，她还是像失了魂一样，昏昏沉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歌德把所有的公务都丢在一旁，于11月10日赶来耶拿，每个白天都花几个小时陪伴着席勒，让他振作起来，并和他谈论工作以使他分心。渐渐地，洛蒂的状态终于好转，她的记忆回来了，逐渐又参与到生活中来。11月21日，她第一次再度给姐姐写了信；对席勒而言，这是她的重生。他们现在可以考虑搬去魏玛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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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假发匠人穆勒（Müller）的宅子中找到了一间相当可观的住处，先前归夏洛蒂·封·卡尔普所有。1799年12月，终于到时候了：席勒一家四口带着几车行李离开了耶拿。“所有关于之前八个月的记忆，尽可以留在耶拿山谷中，我们要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灿烂生活。”（致夏洛蒂，179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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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全新开始的兴趣，席勒开启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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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 Ⅰ，S.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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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ethe MA 18.2，S.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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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福克勒斯（约前497-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杰作《安提戈涅》（Antigone ）、《俄狄浦斯王》（König Ödipus ）及《俄狄浦斯在科洛努斯》（Ödipus in Colonus ）合称“忒拜三部曲”（Thebaner Trilogie），不仅是后世悲剧作家的典范，也激发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对悲剧哲学的思考。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著作《波斯人》（Die Perser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Der gefesselte Prometheus ）、《七将攻忒拜》（Die Sieben gegen Theben ）均是戏剧史上的不朽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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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0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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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洛琳娜·克里斯蒂安娜·席勒（Karoline Christiane Schiller，1777～1796），席勒最小的妹妹，家人爱称她为南内特（Nannette），1796年3月不幸因伤寒在索里图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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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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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关于席勒这一句名言的翻译，参见本书序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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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亲和力》是歌德于18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两对恋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在小说第二部第五章《奥蒂莉日记摘抄》（Aus Ottiliens Tagebuche ）中，歌德化用了席勒的那一句名言：“对付他人的巨大优点，除了爱别无良药。”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六卷），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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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9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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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1～10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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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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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 Ⅴ，S. 770.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4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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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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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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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1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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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14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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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2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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