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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当时还是拜罗伊特(Bayreuth)的高级矿山顾问,偶尔也会到访耶拿。席勒起初对他没有特别的印象,觉得他很“平庸”。但当他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59] 之后,便称赞他的“钻研其学科的热情与精神”,不过却批评他身上“某种急切和苦涩的特质,这是人们在立下伟业的男子汉们身上时常发现的”(致科尔纳,1797年7月21日)。尽管如此,为《季节女神》赢得亚历山大·封·洪堡这位撰稿人,还是让席勒很自豪。“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席勒在1794年9月12日写信给科尔纳说,“期待几篇关于自然国度之哲学的绝妙文章。”或许亚历山大“在头脑上要更胜过他兄弟一筹”,但席勒出于友情的原因,依旧还是偏爱威廉。当时,亚历山大已经为他宏大的南美之旅定下了计划。威廉在去世前不久回顾往事时那个关于自己一生之原则的表述,对亚历山大也成立:“谁若在死时能对自己说:‘我已理解了我所能理解的全部世界,并将之转化成了我的人性’——他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60] 和弟弟不同,在威廉对理解世界的好奇与兴趣中,特别注重“自我教育”这一点。威廉追求的与其说是广泛的不如说是更深刻的经验之富足。对他而言,重要的并非知识的扩展,而是其“转化”。他坚持早年立下的计划,要平衡地发展他的丰富天赋,实现内心与理智的和谐,将自己“塑造”为个体,最重要的是将生命塑造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殷实的贵族家庭之子,又娶了一位同样家境优渥的女子为妻,他有资本这样做,可以免于担忧生活来源和职业工作。威廉和他弟弟一样喜爱旅行。于是他就这样很快又离开了耶拿,先是于1797年动身前往巴黎,住了两年,随后又前往西班牙。1801年,他成了普鲁士在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一段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席勒去世后,他将会成为普鲁士内政部的枢密国务参事,身居要职,并成为普鲁士改革者中的一员,作为核心人物于1809年参与建立了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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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认为,塑造人格是一个人最高的任务,故而以此安排他的生活。用这一句打着席勒烙印的原则,洪堡在好友去世后依旧守着对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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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堡离开耶拿之后,二人间的通信曾停滞过一段时间。但这并未中断他们的友谊。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曾写信给洪堡说:“仿佛已有一段无尽漫长的时间,我没有给您写过一行信,但我总是觉得,我们的精神始终相互联结。一想到我在这样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还能怀着一如当初我们共同生活时的信任依靠在您的心上,就让我着实喜悦。我们的相互理解不害怕任何岁月,不在乎任何空间。无论您发挥影响的范围有多么分散,无论我的圈子让我多么片面、多么受限,我们总能够在高贵与正确的事情上相逢。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人们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是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180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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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于1797年夏天的离开是席勒创作《华伦斯坦》期间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则发生于1798年。在这一年中,席勒让《季节女神》“安静而轻声地”停刊,一如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越来越难以筹集到有分量的稿件,他所追求的杂志水准无法再保持下去;另外,席勒也不愿意再向读者做更大的妥协。《季节女神》的停刊意味着经济上的极大损失,但席勒期待着可以通过剧院的收入加以弥补,因为他也被《华伦斯坦》在经济上的成功所折服。他的期待并未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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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8月,席勒搬进了耶拿的一个花园小屋。他希望在这个秀美的环境里最终给他宅居屋中的生活画上句号。人们现在的确能看见他带着熟悉的急切姿态在花园里来回奔走,就像要完成步数的定额似的。尽管他已经动了迁居魏玛的念头,却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耶拿。他想要有两处住所:在为剧院创作期间住在魏玛,而若是哲思的兴趣再度降临,则要搬到耶拿。歌德帮他在魏玛找合适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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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当人们在魏玛四处寻找住处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1799年10月末,洛蒂因为伤寒病重。或许这是她于10月11日艰难产下女儿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61] 所导致的后果。10月23日,洛蒂失去了意识,随后是一连几天神志不清,类似痉挛的发病,恶心呕吐,高烧。除了交替守夜的席勒和她母亲,她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身边。著名的医生、宫廷顾问施塔克让席勒做好最坏的打算。失去洛蒂或者她再也无法清醒,对席勒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念头。他绝望了,充满着恐惧,因为守夜而筋疲力尽。是歌德给了他支持。“我们的处境如此紧密相连,”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写道,“以至于我自己能切身感受到您所遭遇的一切。”10月30日开始,洛蒂的烧退了,但始终还是处于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直到进入11月第一周,她还是像失了魂一样,昏昏沉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歌德把所有的公务都丢在一旁,于11月10日赶来耶拿,每个白天都花几个小时陪伴着席勒,让他振作起来,并和他谈论工作以使他分心。渐渐地,洛蒂的状态终于好转,她的记忆回来了,逐渐又参与到生活中来。11月21日,她第一次再度给姐姐写了信;对席勒而言,这是她的重生。他们现在可以考虑搬去魏玛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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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假发匠人穆勒(Müller)的宅子中找到了一间相当可观的住处,先前归夏洛蒂·封·卡尔普所有。1799年12月,终于到时候了:席勒一家四口带着几车行李离开了耶拿。“所有关于之前八个月的记忆,尽可以留在耶拿山谷中,我们要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灿烂生活。”(致夏洛蒂,179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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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全新开始的兴趣,席勒开启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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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 Ⅰ,S.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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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ethe MA 18.2,S.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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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索福克勒斯(约前497-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杰作《安提戈涅》(Antigone )、《俄狄浦斯王》(König Ödipus )及《俄狄浦斯在科洛努斯》(Ödipus in Colonus )合称“忒拜三部曲”(Thebaner Trilogie),不仅是后世悲剧作家的典范,也激发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对悲剧哲学的思考。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其著作《波斯人》(Die Perser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Der gefesselte Prometheus )、《七将攻忒拜》(Die Sieben gegen Theben )均是戏剧史上的不朽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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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30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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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洛琳娜·克里斯蒂安娜·席勒(Karoline Christiane Schiller,1777~1796),席勒最小的妹妹,家人爱称她为南内特(Nannette),1796年3月不幸因伤寒在索里图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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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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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89页,有改动。关于席勒这一句名言的翻译,参见本书序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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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亲和力》是歌德于18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两对恋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在小说第二部第五章《奥蒂莉日记摘抄》(Aus Ottiliens Tagebuche )中,歌德化用了席勒的那一句名言:“对付他人的巨大优点,除了爱别无良药。”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六卷),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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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9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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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1~10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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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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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 Ⅴ,S. 770.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4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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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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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0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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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1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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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14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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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2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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