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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者的行动是一个螺旋：他们要保卫自己的世外桃源，不得不进入历史，最后又返回更为丰富的田园世界。这一循环结构在退尔身上再度重复。他的行动是一场可怕的历史之旅，但他却得以在之后重回田园。虽然炉上燃烧着的依旧是原先的灶火，妻子和孩子正等待着父亲，父权世界得以保留，但退尔却已不是原先那个人。他失去了自己的纯真。谋刺暴君给他留下了阴影。因此才在最后一幕中有退尔与谋杀皇帝的帕里西达之对立。帕里西达原来是约翰·封·施瓦本公爵（Herzog Johann von Schwaben），在1308年杀害了他的伯父、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Ⅰ）。与之相反，席勒让他的退尔再一次作为光明的形象登场，为他动机的纯洁辩护，仿佛必须要扫清任何怀疑似的。退尔对帕里西达：“不幸的人啊！/你能把因为争权夺利犯下的血腥罪行/和一个父亲的正义自卫相提并论？/你可曾捍卫过你儿子亲爱的头颅？/保护过你家炉灶的神圣？/抵抗过令人发指的极端暴行，不使家人受损？/——我向上天举起我洁净的双手，/诅咒你和你的行径——/我为神圣的自然复仇，而你/却将之玷污——我和你毫无共同之处——/你弑君杀主，而我则捍卫了我最珍贵之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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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为了清除每一丝认为退尔的行动不过是出于可疑动机的卑劣暗杀的怀疑，席勒花了不少工夫。对于主人公“高贵的单纯”与“淳朴的男人的尊严”[51] ，不应留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歌德仍然有所疑虑。日后，他在谈话中说，让一个谋杀犯教育另一个谋杀犯，实在“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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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退尔之行为辩护的困难在于，谋刺暴君是一个政治范畴，其正当性在18世纪已有详尽的讨论。但是席勒自己却坚持，“退尔的事是一桩私事”（致伊弗兰，1803年12月5日）；如果这样看，谋杀就会与一桩私人恩怨无异。可席勒又要避免这一点。因此，退尔的形象必须被置于另一个维度，一个先于现代对私域与公域之区分的维度，在其中有效的是另一套规则。退尔所代表的是个人与自然在更基础层面上的统一，他是一个传说中的形象，某种意义上的圣人，要在绝对邪恶面前捍卫神恩的秩序。然而又因为故事的政治意义贯穿始终，于是退尔不得不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共和传统中布鲁图斯那样的弑暴君者，又是屠龙英雄圣乔治（St. Georg）[52] 。此外，他还因自己“高贵的单纯”而成了一个所谓的“高贵的蛮人”[53] ——但并非如卢梭的欧洲信徒所猜测的那样来自南大洋，而是来自瑞士的山间；一个高贵的蛮人，在不经意间成了保守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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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退尔》描绘的是一场合乎席勒口味的革命。他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这样评述法国大革命：“一个慷慨的瞬间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54] 但与法国人不同，仿佛出自神话世界的瑞士同盟者还尚未被现代性所腐坏，他们既不“粗野”也不“懒散”，既非纯粹“粗鄙”的自然，亦非精于钻营的“非自然”。革命正应以这样的素材构成。《威廉·退尔》是席勒歌颂一场成功革命的大戏。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乃是因为在这里守卫并争取外在自由的，是内心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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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戏，如席勒在给伊弗兰的信中所写，应“作为一部大众戏剧吸引心灵与感官”（1803年7月12日）。而它也的确在各处受到大众追捧，因为剧本运用宗教与共和的元素，充满传奇色彩地将集体的美好梦想搬上了舞台。席勒塑造的这个革命神话，将双重目标合二为一：保留优良传统的愿望，以及对新的开始的兴趣；既留在眼下的位置，却又启航前往新的彼岸。人们不必将这一神话祛魅，而是应当祝愿它能作为愿景长久地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不，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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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在魏玛的首演大获成功，但真正的胜利要等到1804年7月4日在柏林的公演才开启。这场演出后，剧院立马决定再演六场，观众的热捧就是如此强烈。尽管当权者百般阻挠，但德国各处的舞台却你争我赶，竞相争取演出这部戏的荣誉。曼海姆、法兰克福、布雷斯劳（Breslau）、汉堡是第一批。对该剧的普遍热情是如此有传染力，以至于连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都认为，“这种提振心灵的、呼吸着古老德意志的美德、虔诚与淳朴的英雄豪情的戏剧表达”，值得“在四林湖（Vierwaldstättersee）边退尔的小教堂的注视下，以阿尔卑斯山为背景，在露天”作为民族的庆典大戏上演。[55] 最终也的确如此。半个世纪后，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将会在《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 ）中动人心弦地描述一场这样的退尔盛会。[56] 他在一首致席勒的诗中写道，《威廉·退尔》这部戏用最圆满的方式实现了文学真正的天职，“它将既成之物神化为高贵的戏剧，/这部戏向着新生呼喊，振奋灵魂，/……/直到有朝一日，众生自己成了大师，/如诗一般行动，实现其运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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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书写神话，或许自己就会成为神话。席勒的声望便是如此。在他去世后成为19世纪固定的民族节日的“席勒庆典”，在他生前就已开始。但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却更多地让席勒觉得不舒服。即便他享受自己的名声，却依旧因为这种名声而浑身不自在。演员安东·格纳斯特（Anton Genast）[58] 曾在这位大名人身旁经历了他晚年的几次登场，发觉无论老少都更为席勒而非歌德痴狂。然而：“与歌德相比，席勒在人群中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不同：花花绿绿的社会着实让他感到恐惧，而他人的景仰在歌德看来理所当然，却让席勒难以忍受，叫他很不好意思；因此他总是寻找孤寂的小路以逃避永无止境的问候；但是一旦有人说，席勒出门了，人们必定会选一条能遇到他的路。他通常低着头穿过人群，友好地感谢每个问候他的人。可歌德在这群读者中间是多么不同……大踏步走来，高傲得像个皇帝，仰着脑袋，打招呼时只是仁慈地轻轻点一下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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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描述中，可以发现当时已然兴起的倾向，即将两位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相互对比，有时甚至相互对立。这种倾向发端于早期浪漫派，现在成了最受欢迎的社交游戏。在《威廉·退尔》于舞台上大获成功前两年，奥古斯特·科策布就曾试图将这一社交游戏搞成一桩丑闻，又借此机会不自觉地预先写出了一段针对后世席勒庆典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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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科策布是个很受欢迎的剧院作家，其一生充满冒险，甚至曾到过俄国，得了各式各样的头衔、勋章、年金和酬劳。他回到家乡魏玛，希望同样能在这里的社会上扮演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也立即得到入宫的许可。然而，歌德虽然乐意排演科策布的戏剧——因为票房收益相当可观——却拒绝他加入周三茶话会。于是科策布召集了一个自己的聚会，并开始热烈地向席勒献殷勤。他希望在席勒与歌德之间制造裂痕。为此目的，他计划在1802年3月5日办一场盛大的典礼以庆贺席勒的命名日。[60] 他计划要在隆重装点过的市政大厅中上演席勒剧作中的几幕戏，并朗诵《大钟歌》。他自己则想要在结尾作为浇钟师傅亮相，打碎一个纸做的钟模，显露出里面藏着的席勒的半身像；然后要有穿着摇曳白裙的年轻姑娘围绕着这尊雕像跳起轮舞，随后为它戴上月桂花冠。整个魏玛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这件大事。科策布已经与由上层妇女组成的戏剧爱好者剧团把一切都仔细地排演妥当。然而就在庆典前一个晚上，魏玛图书馆管理员却拒绝出借席勒的胸像，理由是人们还从来没有在一场庆典之后接回一尊毫无损失的石膏半身像。但事情还没完。当工匠们前来市政大厅搭建舞台时，却发现大门紧锁。魏玛市长派人声明，在一场“如此喧闹的活动中，无人可以为恐将产生的损害担责”。[61] 或许市长只是为了保护刚刚整修完毕的市政大厅，但有些人相信是歌德插手其中。有几位想在庆典上出一出风头的夫人怒气冲冲地脱离了歌德的周三茶话会。整件事让席勒非常不舒服，他向歌德承认，自己想要在那个大日子假称身体有恙。歌德则及时去了耶拿躲避风头，从那里带着些许幽默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席勒给他写信说：“我在3月5日过得比恺撒在3月15日要幸运得多[62] ……希望您回来时能发现大众的情绪已经平复。”（180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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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玛而言，那是一系列喧嚣的盛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有人谈起。但在参与者中间却留下了侮辱、嫉妒、敌意与幸灾乐祸。从这一天起，大众更加关注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友谊中间是否的确产生了裂痕。回想到这种情绪，歌德带着几分愠怒与极大满足在他的《年历》（Annalen ）中记录道：“但我和席勒……所计划的一切，都在既定道路上继续前行，不可阻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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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edermann 1974，S.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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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edermann 1974 S，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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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是瑞士民间传说中争取瑞士独立的英雄，关于其生平的记载见于收录有中世纪瑞士各州重要文献的手抄本《萨尔嫩白皮书》（Weisses Buch von Sarnen），以及瑞士民歌《退尔之歌》（Tellenlied ）。相传退尔是一位百步穿杨的弩手；哈布斯堡皇朝派驻的总督格斯勒（Gessler）曾将一顶帽子挂在长杆上，声称此帽代表皇帝权威，要求过往行人对帽行礼。退尔不从，被逼朝其子头上的苹果射弩，否则父子一道以死罪论处；退尔果然一击命中，虽得免死却被拘捕，但在被押往大牢的船上因突遭风暴得以逃生，在小道伏击暴虐的总督，用弩毙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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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吉迪乌斯·褚蒂（Aegidius Tschudi，1505～1572），瑞士历史学家，被称为“瑞士的希罗多德”，著有第一部系统记载瑞士历史的《赫尔维蒂编年史》，约成书于1534～1536年。赫尔维蒂人（Helvetier）是古罗马时期生活在今天瑞士境内的一支凯尔特人，被视为瑞士人的祖先；因此“赫尔维蒂”便成为瑞士的代称，无论是褚蒂的《赫尔维蒂编年史》还是今天瑞士联邦的拉丁语名“Confoederatio Helvetica”（缩写“CH”）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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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oethe MA 19，S. 568. 汉译参见〔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3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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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赫尔维蒂共和国”是存在于1798～1803年间瑞士的法国傀儡政权，成立于1789年4月12日。在法国军队的压迫下它试图改变瑞士传统的松散邦联制度而以法国为模板赋予普通公民政治权利并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但因无法调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因反法同盟战争给瑞士造成的创伤而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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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 Ⅱ，S. 959. 语出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第1274～1281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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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席勒《威廉·退尔》第五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341～354页。在这一场戏中，席勒虚构了退尔与帕里西达的会面。约翰·帕里西达（Johann Parricida），原名约翰·封·施瓦本（Johann von Schwaben，1290～约1313），因为其伯父、哈布斯堡德意志国王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Ⅰ，1255～1308）作为监护人不愿过早地交出属于他的遗产，约翰于1308年将之杀害，仓皇出逃，经瑞士前往意大利，几年后在一座本笃会修院中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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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iedermann 1974，S.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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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吕内维尔和约》是拿破仑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签订的和约，标志着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终结。和约承认法国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统治，奥地利通过承认附属于法国的巴塔维亚共和国（即荷兰）、赫尔维蒂共和国（即瑞士）、利古里亚共和国（即热那亚）与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即米兰与意大利北部）确认拿破仑对以上地区的事实统治。通过《吕内维尔和约》，法国取代奥地利成为欧洲中部最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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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 Ⅰ，459.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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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卡尔·弗里德里希·封·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爵（Carl Friedrich Herzog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783～1853），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之子，1828年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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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 Ⅰ，S. 461. 出自席勒的诗《致魏玛太子》（Dem Erbprinzen von Weim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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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oyle 1999，Bd. 2，S.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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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 Ⅰ，S.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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