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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zogen,Karoline von 135,260,293-296,299f.,304,328-330,332-338,344,403,484,490,494,508,52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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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zogen,Charlotte von 164-168,170,183f.,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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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zogen,Henriette von 135-138,160-170,183-185,200f.,20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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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zogen,Wilhelm von 135,152,166,293f.,332,50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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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edow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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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ürttemberg,Karl Eugen Herzog von 12,16-18,22-24,26-28,30-36,44-47,55f.,82f.,95f.,99f.,102-104,121-123,132,134-140,142-146,151-153,157,165,169,171,212,242,245,300,342,376,3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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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ürttemberg,Herzog von(Nachfolger Karl Eugens)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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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ürttemberg,Friedrich Heinrich Eugen Prinz von 24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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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rmb,Christiane von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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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gler,Karoline 18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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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mann,Johann Georg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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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steeg,Johann Rudolf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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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译后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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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理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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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于涅卡河畔的德国小城马尔巴赫。他自幼天资聪颖,口才过人,14岁时进入符腾堡公国军校“卡尔学校”,学习法学与医学。但年少的席勒却已显露出对自由的渴望,厌恶学院内刻板生硬的规章,更厌恶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独断,不止一次地想象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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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德国正是“狂飙突进”文学崭露头角之时。1774年,青年歌德匿名发表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石激起千层浪,霎时间,一股青年运动的风潮席卷德国,誓要与束缚天性、扼杀自由的等级制度与封建礼法一刀两断。年轻的席勒也深受触动,在心中悄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一边学习,一边偷偷创作诗歌与戏剧。正是在“卡尔学校”的压抑氛围中,席勒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强盗》,并于1781年匿名自费出版。这部剧讲述了贵族青年卡尔·封·莫尔被人陷害、落草为寇,从而与整个旧秩序为敌的故事。席勒借卡尔之口挑战他那个“软弱无力的阉人世纪”,因为只有自由方能培育出“伟岸宏大异乎寻常的人才”。毫无疑问,卡尔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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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还需忍耐:公爵和军校禁止他从事文学创作。但创作的笔既已拾起,就无法再屈从于强力。席勒知道,他该走了。1782年9月,他与同伴逃离了符腾堡,同时继续写作,接连完成了“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1783),以及“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在后一部剧中,席勒借贵族青年费迪南与市民少女路易丝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批判了一个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的宫廷社会。他为戏剧赋予了极高的使命,将之视为坚守正义的“道德机关”:“世俗的法律力所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而舞台的效果将“比道德和法律更为深刻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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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就在他因为沉重的债务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崇敬与认可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与科尔纳的友谊让席勒感到,自己终于觅得了知音,而名诗《欢乐颂》便是这段友情的见证。日后,乐圣贝多芬将会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而它也将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传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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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科尔纳的慷慨资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斯》,并在戏中虚构了波萨侯爵这一人物,让他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单枪匹马觐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并勇敢地说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台词:“请您允许/思想自由!”正是这一部戏让席勒被后世尊为自由的旗手,正如海涅所言,席勒“摧毁了精神的巴士底狱,建造起自由的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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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唐·卡洛斯》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化为瓦砾。到处都飘扬着象征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三色旗,席勒本人也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然而时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所谓“自由”成了恣意的代名词,所谓“美德”成了暴虐的遮羞布;目之所及,只有不受约束的欲望和不近人情的法令。席勒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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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美之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纯真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再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名篇《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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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席勒先是迁居耶拿,后又搬至魏玛,并结识了日后的挚友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自1795年歌德为席勒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到1805年席勒溘然长逝,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魏玛古典文学的黄金十年。时至今日,在魏玛剧院正门前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这一对双子星的塑像:席勒在左,歌德居右,二人共握着象征诗人荣耀的月桂花冠;席勒左手握着一卷书稿,微扬着头,目光炯炯,仿佛正眺望着他在诗中所吟诵的那必将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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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歌德的交往让已近不惑之年的席勒更加成熟。他褪去了些许青年时的冲劲,笔下增添了几分凝练与厚重;他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美也无法抵御时间的冲击;但若是人们诉诸内心,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大的不幸中,人依旧可以保有心灵的崇高。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历史,描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个体。三部曲《华伦斯坦》(1800)勾勒了试图与瑞典和谈而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华伦斯坦如何死于哈布斯堡皇朝的阴谋,《玛利亚·斯图尔特》(1801)展现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如何带着尊严迎接死亡,《奥尔良的童贞女》(1802)则以圣女贞德为原型,诉说了她如何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中带着必胜的信念牺牲。只有重现瑞士独立历程的《威廉·退尔》(1804)以胜利结尾:神射手退尔除掉了暴虐的总督格斯勒,而瑞士先民则在四林湖畔的吕特利草地上喊出了著名的誓言:“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碰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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