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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太少，他们没有钱替学校添购设备，而且很快，钱也就用尽了。他们经常收到讨债的各种信件，两人都无法从家里要到钱。而当希达亚图拉发现父亲还积欠许多大学同学的钱时，也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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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办注册时，情况更加糟糕。在苦等了数个小时后，他终于被带到负责官员的办公室里。官员藏身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后面，几个攀权附势的人坐在一旁喝着茶。“这是什么学校？”官员拿着父亲的申请表，嗤之以鼻地问道：“你们有几个老师？才三个！你们的老师没有受过训练。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随随便便就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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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笑了，并揶揄他。父亲很生气。很显然，那个官员想收红包。普什图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其他人歧视，父亲也不会为了他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额外付费。他和希达亚图拉连饭钱都快没了，更别说拿钱行贿。注册费一般的行情大约是一万三千卢比，如果官员们觉得你很有钱，就会要得更多。学校也不得不定期请官员们吃全鸡大餐，或是去河里捞鳟鱼招待他们。教育官员不时打电话来约督察的时间，然后明确告诉你他午餐要吃什么。父亲总会嘟囔着说：“我们是学校，又不是养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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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官员摆明要收红包时，父亲用他这么多年来辩论的经验做出回应。“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他质问道，“我现在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警察局？还是在法庭上？我是罪犯吗？”他决定挑战这些官员，以保护其他学校免受这样的欺凌和腐败。他知道要这么做，他自己得先要有一定的实力。于是，他加入了一个叫作斯瓦特私立学校协会的团体。这团体当时规模还很小，只有十五个成员，父亲很快就当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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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校长们都把送红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但父亲坚持认为，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团结起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抵抗这种不良风气。“办学又不是犯罪，”他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塞钱？你们又不是在开妓院，你们是在教育下一代！政府官员不是你们的老板，”他提醒他们，“他们是你们的公仆。他们领薪水是要为你们服务。教育他们的小孩的人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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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快成为协会的主席，并不断扩大协会规模。直到后来，协会拥有了四百个校长会员。突然间，这些创学之人形成了一股力量。但我父亲虽然身为生意人，却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当时，他和希达亚图拉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他们在当地店面已经不再被允许赊账，甚至连茶或糖都买不起了。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试着在学校里开了一间糖果店，早上开始做生意，买进点心来卖给小孩子。我父亲会去买玉米，然后连夜爆成爆米花并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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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非常沮丧，有时会因为看见太多问题无法解决而整个人几近崩溃。”希达亚图拉说，“但是当齐亚乌丁身陷危机的时候，他却会变得更强壮，意志更加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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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坚持认为，他们应该想得更长远一点。一天，希达亚图拉招生回来，发现父亲正在与巴基斯坦电视台驻本地的台长讨论刊登广告的问题。台长一走，希达亚图拉禁不住大笑。“齐亚乌丁，我们根本没电视”，他指出，“就算我们真的登了广告，我们自己也看不到。”但父亲是个乐观之人，他从不会被现实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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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父亲跟希达亚图拉说他要回家几天。其实他是要结婚了，但他没有向任何明戈拉的朋友提起此事，因为他没有钱招待他们。按照我们的传统，婚礼的庆祝活动要持续好几天。事实上，后来母亲常常提醒父亲，结婚仪式开始时，父亲根本不在现场，他在最后一天才赶到。家人拿着《古兰经》和披肩越过新人头顶，再拿出一面镜子，让他们看看镜中的彼此。对于其他由父母安排婚事的新人来说，这是夫妻第一次见到彼此真实的模样。然后，有一个小男孩被带去坐在他们的腿上，鼓励新人们生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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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传统中，新娘的娘家会送她家具或是一台冰箱，而新郎家会送新娘一点黄金。我的祖父买的黄金不够，父亲又去借了些钱，买了手镯。婚礼后，我母亲搬来与我祖父和大伯同住，我父亲则每隔两三个星期回村里看望她一次。父亲原计划等学校上了轨道、成功了，再把妻子接过去。但爷爷一直抱怨这增加了他的支出，母亲的生活于是很难熬。她自己存了一点钱，父母用这笔钱租了一台货车，就这样，母亲搬到了明戈拉。他们完全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我们只知道我父亲不想要我们待在那里。”父亲说，“当时我对我的家人很不满。但是后来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促使我更加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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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忘了通知他的伙伴。当父亲带着妻子回到明戈拉时，希达亚图拉简直惊呆了。“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养家，”他告诉父亲，“她要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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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的，”父亲答道，“她可以帮我们煮饭和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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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明戈拉来令我的母亲感到很兴奋。对她来说，明戈拉是个很现代的城镇。很小的时候，她跟朋友们在河边谈论未来的梦想。大多数女孩子的愿望就是结婚生孩子，为丈夫做饭。轮到母亲时，她说：“我想要住在城市里，可以不用煮饭，要吃饭就出去买烤肉和面包。”然而，人生并未如她所愿。棚屋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希达亚图拉和我父亲的卧房，另一间则是小小的办公室。没有厨房，也没有自来水。当我母亲搬入时，希达亚图拉只得搬进那间小办公室，睡在硬木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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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我母亲讨论所有的事。“托·贝凯，帮我想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会这么说。她甚至还帮忙粉刷学校，在断电后挑着油灯让他们可以继续刷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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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亚乌丁是个很爱家的男人，而且他们两个异常亲近。”希达亚图拉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和妻子住在一起，他却离不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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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的母亲就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95年出生，是个女孩，但出生时已是死胎。“我觉得是我们住的那个湿地的卫生有问题，”父亲说，“女人不去医院也一样可以顺利生产，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一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生了十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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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持续在赔钱。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付不出老师的薪水，也没办法缴学校的房租。金匠还不断来家里，讨要当初卖给母亲的婚礼手镯的钱。每次，父亲就会泡好茶给他喝，招待他吃饼干，希望能让他息怒。希达亚图拉笑父亲说：“你以为喝杯茶他就会高兴了吗？他想要的是他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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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实在太差了，父亲终究不得不把金手镯卖掉。在我们的文化里，结婚的珠宝是两个人结合的象征。妇女常常会变卖首饰，来帮助先生创业，或支付他们出国的费用。在我父亲草率答应要帮助侄子支付大学学费时，我母亲已经主动拿出手镯了。不过那次，父亲的亲戚雅贾汗·舍尔出手帮助。母亲也并不知道买手镯的钱其实只付清了一部分。当她发现父亲卖手镯换来的钱少了的时候，还大发了一场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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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一切看起来不能再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大洪水。当时，下了一整天的暴雨，接近傍晚时刻，发布了洪水警报，要求所有人撤离。我的母亲出门了，希达亚图拉需要父亲帮忙，好把所有的东西搬到楼上，以免被水淹没。但他到处都找不到我的父亲。他跑到屋外，大喊：“齐亚乌丁！齐亚乌丁！”为了回头去找父亲，希达亚图拉差点赔上了性命。学校外面的小路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很快洪水淹到了他的脖子。还通着电的电缆线垂在风中摇摇晃晃，看到电线几乎要接触到水面，希达亚图拉吓得动弹不得。如果当时电线触水，他就会触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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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终于找到我的父亲时，才知道原来父亲听到一个女人在哭着呼救，说她的丈夫被困在屋里，所以他跑去救人了。然后，他还帮他们把冰箱搬到安全的地方。希达亚图拉气炸了。“你放着自己的家不管，跑去救这个女人的丈夫！”他说，“是因为呼救的是个女人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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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洪水退后，他们发现，家园和学校都毁了：家具、地毯、书籍、衣服和音响系统，全都浸在发臭的烂泥当中。他们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干净的衣服换。幸运的是，他们的邻居阿曼·乌丁收留他们过了一夜。之后，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才清理完那些残骸。十天之后，当他们都不在学校时，第二场洪水来袭，又是泥泞一片。不久后，水电公司的人来访，称他们的水电表出了故障，要他们塞钱解决。在父亲拒绝后，他们收到一张账单，上面写着一大笔罚金，他们根本无力付款。父亲不得不找了一个在政治圈里的朋友，帮他处理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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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办学的梦想注定要失败了，此外，父亲还有一个家庭要养。但父亲不是轻易就会放弃的人。1997年7月12日，我出生了。一个之前曾经帮忙接生过的邻居来帮助我母亲生产，而父亲则在学校里等着。当他听到消息时，一路跑着回到家。母亲本来很为生了个女儿而担心，但父亲说他看着我的眼睛时，觉得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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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拉是个幸运的女孩，”希达亚图拉说，“她一出生，我们的运气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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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运并没有即刻降临。199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的第五十个国庆节这天，全国上下都举行了游行和庆祝活动。然而，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抗议这种庆祝。他们认为，斯瓦特自从并入巴基斯坦后，就一直在过苦日子。他们戴上黑色臂章以示抗议，并说庆祝活动根本没有意义。结果，他们被逮捕，还要付一笔没人付得起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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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几个月后，学校楼上有了三间空房，于是我们搬了进去。房子是水泥墙，也有了自来水，与之前的棚屋相比，环境算是改善了，但因为我们跟希达亚图拉一起分租，加上几乎天天都有访客，屋里仍旧非常拥挤。一开始，学校规模很小，是所混合式的小学。到我出生的时候，学校里有五六位老师，近百位学生，每人每月付一百卢比的学费。我父亲是老师、会计，也是校长。他也擦地、粉刷墙壁和洗厕所。他还会爬上电线杆悬挂为学校做招生宣传的布条——虽然他很怕高，每次爬到顶端时总是两腿发抖。如果抽水机坏了，他也要爬进井里修好机器。每次我看到他消失在井里，就会大哭，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每个月，付了房租、发完薪水，买食物的钱所剩无几。我们喝不起加了牛奶的茶，所以我们都喝绿茶。一段时间之后，学校终于开始收支平衡，父亲开始考虑开办第二所学校，名字他都取好了，就叫“马拉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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