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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8月14日，也就是独立纪念日那天，搭乘巴士前往首都。每一个人都满心欢喜。多数女孩只在沦为国内难民的时候离开过河谷。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在小说里读到过的度假一样。我们住在招待所，举办了多场研讨会，讨论应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好让外界的人知道我们的河谷发生的一切，从而伸出援手。从第一次讨论开始，西莎就惊讶于我们的心灵是如此坚忍，声音是如此嘹亮。“整间屋子里全都是马拉拉！”她对我父亲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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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从逛公园和听音乐这些事情中获得不少乐趣。这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实属稀松平常，但在斯瓦特，却能引发政治抗议行动。我们也参观了一些景点。我们去参观访问了位于马加拉山丘下的费萨尔清真寺，这是沙特阿拉伯人花数百万卢比盖起来的。它庞大而洁白，看起来像是一座悬挂在尖塔之间的闪亮帐篷。我们有生第一次去剧院看演出。这是一出英文剧，剧名叫作《汤姆、迪克与哈利》。我们还上了美术课。我们在餐厅吃饭，还第一次去了麦当劳。这次旅行有很多的第一次。但中国餐馆那次我实在无法参加，因为我上了一个名叫《首都谈话》的电视节目。直到今天，我都还没尝过烤鸭卷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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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堡与斯瓦特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伊斯兰堡与纽约的差距一样。西莎把我们介绍给女性的律师、医生与政治运动人士，让我们见识到女性可以在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依然保有她们的文化与传统。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不穿罩袍的女人，她们的脸上全无遮掩。在参加部分集会时，我不再用披巾包住头，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摩登女孩。后来我才理解到，并不是把自己的头脸露出来就可以被称为“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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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周，不出所料，莫妮巴跟我又吵了起来。她看见我和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在闲聊，就对我说：“现在你是瑞珊的朋友，而我跟丽达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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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莎想把我们介绍给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在我们国家，这通常意味着对方来自军方。有一场会议安排我们与阿萨尔·阿巴斯少将见面，他是军方的主要发言人，同时也是公关部的主任。我们开车前往伊斯兰堡的姊妹城市拉瓦尔品第，在他的办公室与他会面。军方的总部令我们大开眼界：它比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更加整齐清洁。草皮完美而翠绿，鲜花朵朵盛开，就连树的大小都一模一样。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树干上漆上一半白漆。在总部里，我们看到很多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的电视，军官们监看着每个频道。一位军官将一本塞满简报的厚资料夹拿给我父亲看：任何当天有关军方的消息的报纸，在里面都找得到。父亲觉得很惊奇，军方似乎比我们的政客更懂得去维护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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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带进一个大厅等候将军。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军方所有领袖的照片。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包括穆沙拉夫和齐亚·哈克。一个戴着白手套的服务人员为我们送上茶、饼干和会在我们口中融化的迷你鲜肉咖喱饺。当阿巴斯将军进来时，我们全体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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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斯瓦特的军事行动开始谈起。他以“胜利”两字来形容它。他说有128名士兵牺牲和1600名恐怖分子在那次行动中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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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说完以后，我们可以提问题。我们被告知要提前准备问题，所以我列了一张有七八个问题的清单。西莎大笑，说将军可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多问题。我坐在前排，是第一个被叫上前提问的。我的问题是：“两三个月前，你们告诉我们法兹鲁拉和他的副手中弹受伤，然后你们说他们在斯瓦特，后来你们又说他们在阿富汗。他们怎么去到那里的？如果你们有那么多消息来源，为什么你们抓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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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花了大概10到15分钟回答我的问题，而我根本没听明白他的答案是什么！接着我问到重建的问题，“军方一定要为河谷的未来做点什么，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军事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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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巴问了类似的问题。“谁会重建这些建筑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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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用一贯的军事化口吻回答：“在行动结束之后，一开始我们得先恢复，接着开始重建，然后是维持并将其转交给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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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们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看到塔利班受到应有的制裁，但我们得到的答案令我们无法确信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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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阿巴斯将军向我们一部分人分发了他的名片，并告诉我们，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与他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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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得在伊斯兰堡的俱乐部演讲，与听众分享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河谷的个人经历。莫妮巴在演讲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很快，大家都开始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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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堡，我们得以获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在我的演讲中，我告诉观众，直到我欣赏过英文话剧，才知道原来巴基斯坦有这么多能人异士。“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再看印度电影了。”我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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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伊斯兰堡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回到斯瓦特时，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斋月期间，我在花园里种下了一颗杧果种子，因为那是斋戒结束后人们最爱吃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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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父亲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在我们沦为国内难民的那几个月中，学校关闭了，他收不到任何学费，但老师们仍希望能拿到薪水。算一算，这笔支出超过100多万卢比。所有的私立学校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有一所学校给老师们发了一个月的薪水，但大多数学校都无计可施，因为校方付不出钱来。胡沙尔学校的老师们需要收入，他们有自己的开销，而其中的一位赫拉小姐准备要结婚了，她需要这份薪水来支付婚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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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陷入困境。然后，我们忽然想起阿巴斯将军和他的名片。正是因为军方驱逐塔利班的行动，我们才被迫离开，才陷入目前的困境。所以，玛丽安女士和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阿巴斯将军，解释现在的情况。他很慷慨，寄给我们110万卢比，父亲因此得以支付每个教师三个月的欠薪。教师们都非常开心，很多人从未一次性拿到过这么多钱。赫拉小姐含泪感谢我父亲，她的婚礼可以依照原先的计划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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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原谅军方了。我们对军方猎捕塔利班高层计划的失败感到非常不满。父亲和我依旧接受很多访问。父亲的朋友扎西德·汗常常与我们一起受访，他是斯瓦特和平组织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斯瓦特旅馆协会的主席，所以他特别急于让生活回到正轨，这样旅客们才会回来。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也很直言不讳，因此也遭受过不少威胁。2009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受到突袭时，他刚结束一个在环形屋与军方将领们召开的会议，在回家的路上。幸运的是，他的家族里有很多人住在该区域。他们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迫使对方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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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2009年12月1日，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相当知名的人民民主党政治家，同时也是开伯尔-普什图省代表大会的成员沙姆谢尔·阿里·汗医生的自杀式攻击事件。沙姆谢尔医生经常直言批判塔利班，当时，他正在自己的会堂接待朋友以及选民们（那里距法兹鲁拉在伊满德里的总部旧址只有不到2公里），炸弹突然爆炸了。他当场死亡，其他9人受伤。人们说袭击者的年纪大约在18岁左右。警方找到了他的腿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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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后，我们学校受邀加入“斯瓦特地区儿童代表大会”，该组织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克帕寇尔孤儿基金会联手创办。60名来自斯瓦特各地的学生被选为代表，多数是男孩，不过，我们学校有11名女生参加。第一次会议在一个大厅召开，很多政治家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参加。我们投票选择发言人，我获选了！在演讲台上挺起腰板，成为众人眼中的“发言人女士”的感觉有些奇怪。但是，我们的声音能被听见，这感觉很好。大会代表的任期是一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我们通过了九项决议，其中包括要求终止童工，并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让行动不便或流落街头的孩子上学，以及重建所有被塔利班摧毁的学校。一旦决议被采纳，就会被呈交给官方人士。其中一部分竟然获得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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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名为“战争与和平报道协会”的英国组织所开展的一项“点亮巴基斯坦”的计划，莫妮巴、阿依莎和我得以开始学习新闻写作。学习如何正确报道事件非常有趣。在见识了自己的文字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后，我开始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而这也和我从《丑女贝蒂》的DVD里看到的美国杂志从业者的生活有关系。但两者之间有所区别——我们写作的主题是我们心里关注的——极端主义和塔利班，而并非衣服与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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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考试的时间又到了。我再一次以微弱的差距击败玛丽克·努尔，成为第一名。玛丽安女士试图说服她担任学级会长，但她说她不想做任何会使她分心于学业之外的事情。“你应该向马拉拉看齐，做一些别的事情，”玛丽安女士说，“这跟你的教育一样重要，学业不是一切。”但我理解她。努尔很想让她的父母，尤其是她的母亲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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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特与以往不同了——也许它永远不会如同以往了，但它开始慢慢回到正轨。甚至一些班惹市场的舞者都开始搬回来了。虽然她们现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卖自己的DVD，而非现场跳舞。音乐与舞蹈又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不用再接受塔利班的控制。父亲在马尔格扎筹办了一场庆典，并邀请了那些住在南部地区、曾收容过IDPS的人来参加，以聊表感谢之意。音乐响了整整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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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前后，似乎总有事件发生。2010年7月，我13岁了，雨季来临。斯瓦特通常降水不多，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很开心，认为雨水意味着好的收成。但雨势越来越大，而且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雨甚至大到连对面站着的人都看不清楚的地步。环保人士发出警告，我们山上的树木已被塔利班和盗伐者砍伐殆尽，形势非常危急。很快地，泥石流从河谷上部咆哮而来，席卷了流经之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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