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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维德医生说我的父母快到了，所以帮我把床调高。这样，他们抵达时，我就可以坐着跟他们打招呼。我很兴奋。从我离开明戈拉的家门，大喊着“再见”的那天早晨至今，已经过去了16天。其间，我换了4家医院，远赴千里之外。对我来说，这16天宛如16年。门打开了，熟悉的声音唤出了“亲爱的”和“猫咪”，他们就在我的眼前，亲吻着我的双手，好似他们不敢直接触摸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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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控制自己，号啕大哭起来。住院的这段日子，我没有哭过，即便在他们朝我的脖子打针或拔除我头上的钢钉时都没有。但现在，我哭得停不下来。父亲与母亲也哭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原先压在我心上的重量，全被一股脑儿抛掉了一样。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就连看见弟弟胡沙尔，我都很开心，我正缺个能吵架的伴儿呢。“我们都很想你，马拉拉。”我的弟弟们说，但他们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泰迪熊和礼物上了。而当胡沙尔拿走我的笔记本电脑去玩游戏时，我跟他很快又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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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父母的面貌吓了一跳。他们从巴基斯坦长途飞行而来，疲累全都写在脸上，但不止如此——他们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白头发多了很多。他们试图遮掩，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也被我现在的样子弄得心神不宁。在他们进门之前，贾维德医生就曾警告过他们：“马拉拉的身体只康复了一成，我们还有九成的路要走。”但他们不知道，我只有半张脸会动，我也无法微笑。我的左眼凸肿，头发被剃掉了一半；而我的嘴歪向一侧，就好像有人把它往下拉一样；当我试图微笑时，看起来更像是在做鬼脸。这情况就好像我的大脑忘记了我还有左半张脸。我有一边的耳朵仍然听不见，而我讲出口的句子，简单得就像我是一名刚开始咿呀学语的婴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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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被安置在大学宿舍，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医院的管理层认为我的家人住在医院会比较辛苦，因为记者会把他们团团围住，院方希望在我现阶段的复原关键期，尽可能地保护我们。他们的行李极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西莎的母亲索尼娅送给他们的。10月9日离开斯瓦特时，他们并不知道此后将回不了家。父母回到宿舍的房间后，像孩子般地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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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一直都是个快乐的孩子。父亲总是向人们炫耀我那“天使般的笑靥和天使般的笑声”。而现在，他对着我母亲悲叹，“那张美丽对称的脸，那张明亮闪耀的脸，没了；她也失去了她的笑靥和笑声。塔利班多么残忍——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他补充道，“你可以捐给别人双眼或肺脏，但恢复不了他们脸上曾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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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一条面部神经上。当时，医生并不确定它究竟只是受损，会自行恢复，还是已经被切断。我安慰母亲说，就算我的脸左右不对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一直以来，我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观，在意自己的发型。但当你亲眼见识过死亡，世界在你眼中，就完全不同了。“就算我没有办法正常微笑或眨眼，”我告诉她，“我依旧是我，马拉拉。最重要的是，真主已经赋予了我新的生命。”但每次他们来探视我，当我大笑或试图微笑时，母亲的脸庞仍会如同被暗影侵袭般阴暗下去。这就像是一面相反的镜子——当我脸上出现笑容时，母亲的脸上就会出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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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会直视着母亲的脸庞，母亲的眼里藏着一个大大的困惑：为什么马拉拉会变成这样？这个由她带进这个世界的女孩，这个曾笑了十五年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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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的父亲问母亲：“托·贝凯，你老实跟我说，发生了这种事情，你怎么想——是我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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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卡什塔，”母亲回答，“你没有要马拉拉去外面行窃、残杀或犯罪。她从事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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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父亲依旧担心，在未来，我的每一个微笑都将提醒我们枪击案的存在。这不是唯一一件他们觉得我“变了”的事情。过去，在斯瓦特，我是个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孩子，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都能惹得我一阵哭泣。但在伯明翰的医院里，经历再极端的痛苦，我都不会抱怨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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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方拒绝了其他访客的探望，纵使探视请求如洪水般袭来。医院希望我能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尽快康复。父母抵达医院四天之后，三位曾联手帮助过我的政治家来到医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英国外交部长威廉·黑格，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部长谢卡·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院方拒绝了他们探望的请求，改由医生向他们简单报告我的现况，同时与我的父亲会面。部长们的来访让父亲心情沉重，因为拉赫曼·马利克对他说：“告诉马拉拉，她应该对全国人民微笑致意。”部长并不知道，在所有事情里面，那是我唯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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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曼·马利克告诉我们，袭击我的男人是一名叫阿陶拉·汗的塔利班，他曾在2009年军方的军事行动中被捕，三个月后被释放。据媒体报道，阿陶拉拥有杰哈兹布大学物理学学位。马利克说，狙杀我的计划是在阿富汗被策划出来的。他说他悬赏100万元给任何能带来阿陶拉头颅的人，并承诺一定会找到他。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被逮捕——无论是杀了贝·布托的人，暗中密谋以飞机失事的手段杀死齐亚·哈克将军的人，或是杀死我们第一届总理利亚格特·阿里·汗的人，他们都还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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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只有两个人被逮捕——我们贫穷可亲的司机乌斯曼大哥与学校的会计，后者也不过就是接了个乌斯曼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会计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但乌斯曼仍在军方的监控之下，军方说他们需要他来指认脸孔。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他们逮捕了乌斯曼大哥而不是阿陶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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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枪击案件发生后一个月零一天，联合国宣布将每年7月12日定为“马拉拉日”。我没有特别留意这则消息，因为我正在为第二天要进行的面部神经修复手术进行准备。医生已通过电子脉冲进行测试，发现神经没有反应。因此，他们判断神经已被截断，必须尽快动手术，以免我的脸部瘫痪。院方照常向记者们汇报了目前的情况，但并没有公开手术的事情。他们不希望引起公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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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定在11月11日，为我动手术的，是外科医生理查德·厄文。他向我解释，这根神经能控制我半边的脸部，包括让我的左眼开合、移动我的鼻子、拉高我的左眉，以及让我微笑。修复这条神经的手术非常精细，需要八个半小时。首先，外科医生帮我清理了耳道中的疤痕组织及骨骼碎片，随即发现我左耳的鼓膜有损伤。接下来，他沿着从颞骨开始进入头骨的面部神经，一直检查到它的终端，一路上帮我清出更多的骨骼碎片。这段时间内，就是这些碎片限制了我下颚的运动。他发现，这条大约2厘米长的神经，在即将从头骨绕出去的地方消失了。因此，他将正常情况下应该从耳后绕道的路径改道至耳前，借此来补足那段缺失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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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很成功。但足足三个月之后，我的左脸才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知觉。每天，我都要面对小镜子做一些脸部运动。厄文医生告诉我，六个月之后神经才会正常运作，但我永远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可是，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很快又能微笑眨眼了。随着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父母在我脸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表情。虽然这张脸是我的，但其实对它能够恢复正常功能感到最开心的，是我的父母。事后，厄文医生说，这是他20年来动过的所有面部神经手术里，复原结果最成功的，约有86%的功能都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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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最令人高兴的消息是，我的头痛终于消失了，而我也再一次开始读书。我从《绿野仙踪》开始读起，这是戈登·布朗送给我的那叠书里的一本。我喜欢阅读多萝西助人的章节。虽然她一心想回家，但还是会停下脚步，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例如胆小的狮子和生锈的铁人，伸出援手。她必须跨越很多障碍，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如果你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沿途一定会遭遇很多困难，而你必须勇往直前。阅读这本书让我觉得很兴奋，所以我很快就看完了，然后与父亲分享。父亲听得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如果我能够记下内容，并重复讲述书中的细节段落，那表示我的记忆力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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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父母很担心我的记忆力，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不记得任何与枪击有关的事情，同时也一直忘记朋友们的姓名。而这些名字并不难记。有一天，父亲要求说：“马拉拉，你可以唱首普什图的拓帕给我们听吗？”我唱了首我们都喜欢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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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将蛇的尾巴视为你旅行的起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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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终点就会是蛇头口中的毒液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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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这诗词所指的正是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他们原想利用武装分子，而现在却陷于他们自找的一团混乱之中。接着我说：“其实我想改写一首拓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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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满脸好奇。拓帕是流传于普什图民间的数百年的集体智慧结晶，一般人不会去修改它们的内容。“哪一首？”他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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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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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男人们打不赢这场仗，喔，我的祖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