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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后来常常思考人终有一死这个问题，有时还开些玩笑。当他听说科学家们修正了他们对地球年龄的估计时，便特别有兴趣。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我的数学生涯：前25亿年回顾”。此话怎讲？“我小时候地球年龄被确定为20亿年，现在科学家们断定它的年龄应该是45亿年。因此让我多活了25亿年。当时听讲的学生画了一条时间轴，并画上我骑着一头恐龙。别人问我：‘恐龙是什么样子？’我后来想出了一个很妙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因为你们知道老人只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恐龙生活在昨天，仅仅是1亿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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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60岁生日之前的几年里，即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爱多士开始在他的名字前加上PGOM这几个字母，他解释说这是表示Poor Great Old Man（可怜的伟大的老人）。到他60岁时他把这个前缀加长为PGOMLD，意思是Poor Great Old Man Living Dead（可怜的伟大的老活死人）。到65岁他又在后面加上两个字母AD，意思是Archaeological Discovery（考古发现）。70岁时加上了LD，意为Legally Dead（法定死人）。到75岁时又加上CD，表示Counts Dead（计作死人）。加最后这两个字是因为匈牙利科学院为了使院士的总数不超过200人，规定凡满75岁的院士必须退位，虽然一切特权仍可保留。在将近75岁时，爱多士对记者解释说最后那些首字母也许用不上了。“我大概不必面对那样的时刻，”他说，“［它们］也许只是有助于我的回忆。我已经很老了，身体又不好。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许到最后解决的时候了。”但他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多产的数学家之一，仍然四处旅行，比最疲于奔命的喷气机乘客还要繁忙，虽然他常常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与合作者之间的数学讨论：“我们明天继续讨论……如果到时我还活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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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的保罗第一次意识到人终有一死。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孩，有一双灰眼睛和一副严肃的表情。他那年轻的双亲，承受着被猩红热夺去了两个女儿的悲痛，倾全力来宠爱和保护他们的宝贝独子。疾病已不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一场战争已经爆发。就在保罗出生那年，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卷了进来，向奥匈帝国宣战。战火迅速向德国、英国和法国蔓延。在保罗发现死亡的现实性的同时，世界大战正在到处残害着人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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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的几周内，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男子包括拉约什·爱多士应征入伍，被派往东线去与俄国人打仗。大批的人死于战场。伤员和俘虏经过千里跋涉，被俄国人押送到他们的拘留营。拉约什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西伯利亚度过了整整6年的铁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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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标志着匈牙利黄金时代的结束。大街上挤满了伤残的士兵，穷人们纷纷拥向布达佩斯的工业巨头开设的施食点。这些年里安娜·爱多士一直在外面工作，以便为保罗提供舒适的生活。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二元君主统治随之解体。在米哈伊·卡罗伊（Mihály Károly）伯爵的领导下，一个新的、独立的匈牙利努力重振经济，保持独立，但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短短一年内匈牙利在几乎所有的边界上受到其邻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入侵。灰心丧气的卡罗伊宣布辞职。他把匈牙利交给了以贝拉·库恩（Béla Kún）为首的一小群匈牙利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乐观地寻求苏联的支持。卡罗伊曾经寻求西方的帮助，库恩现在则向东看；二者都是匆匆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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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公社是一场灾难，持续了整整132天。它短暂的统治，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所说，是“愚昧，无能和恐怖的象征”。公社急于实践自己的理想——经济国有化，政教分离，使学校摆脱宗教的束缚等。一切反对意见都遭到了所谓“红色恐怖”的暴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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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公社在1919年8月2日彻底失败以后，一场新的、更野蛮的恐怖，即所谓的“白色恐怖”，又席卷了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在前奥匈帝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巴亚马雷的米克洛斯·霍尔蒂（Miklós Horthy）领导的匈牙利新政府统治下，前共产党人遭到追捕殴打，许多人被绞死。随着反共运动愈演愈烈，又掀起了一个排犹浪潮。库恩和他的大多数人民委员都是犹太人。推而广之，所有的匈牙利犹太人也都被看成是前政权的帮凶，虽然他们大多数人与共产党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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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回忆当年他和母亲一起站在寓所五楼阳台目睹大街上犹太人惨遭殴打的情景。在这些日子里，许多犹太人为了免受迫害而宣布改变宗教信仰。安娜曾问她6岁的儿子是否考虑过要改变信仰。爱多士一家，像当时许多匈牙利犹太人一样，并不是严格的犹太教徒。爱多士后来说过他“他很少注意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尽管如此，受着他那坚持原则的固执禀性驱使——这种禀性日后造成了他与铁幕两边的政府都不和的尴尬处境——小爱多士说：“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生下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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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6岁的孩子能够表达这样的意愿是出乎意料和令人敬佩的。但更令人感慨的是一个40岁的中年妇女会如此无条件地尊重孩子的意愿。安娜对儿子的奉献在布达佩斯的朋友中间是众口皆碑的。她照顾他的一切日常生活，解决他所有的需求，保护他免受一切实际的或预感的威胁。她可以说是一个幽默故事中一位母亲的现实原型。这位母亲无论到哪都要把他的儿子背着。有一天，母子俩入住一家旅馆，一位女士看到一个侍从背着那孩子穿过门厅，同情地问道：“啊，可怜的家伙，他自己不能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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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能走，”母亲回答说，“但感谢上帝，他不需要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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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1岁，保罗还不会系自己的鞋带。10年后当他第一次到英国学习时，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怎样往面包上抹黄油。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喝茶的时候，面包端上来了。我很尴尬地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在面包上抹过黄油。我试了试，幸好这不是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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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公社时期，安娜·爱多士比大多数人要走运，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她被升任为一所学校的校长。但到霍尔蒂统治时期，公社所授予的任何荣誉都必然变成一桩罪行。安娜被永远禁止在任何公共学校教书。她继续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然后，1920年11月，拉约什·爱多士，保罗心爱的“阿普卡”（Apuka，匈牙利文“爸爸”）终于从战场上回来了。在西伯利亚漫长的6年，饥寒交迫的煎熬，加上内战的磨难，这一切都刻写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当他们第一次重新见面时，保罗禁不住喊出来：“阿普卡，你真的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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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约什·爱多士继续在布达佩斯最好的高级中学之一圣伊斯万预科学校教数学和科学。靠他的工资，加上安娜通过当家庭教师和技术编辑挣来的钱，他们维持着舒适的中产生活。爱多士后来回忆说，他曾经感到难以适应学校的纪律。“我从来不喜欢，并且至今仍不喜欢严格的限制。”这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的自然反应，或者是今天所谓的“多动症”的结果——根据他年轻时代的朋友回忆，保罗容易激动，急躁多虑，经常挥动胳膊，喜欢冷不防从座位上跳起来，跑过房间，在离墙几英寸的地方突然停住。这一切，与他父母担心他传染疾病的考虑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保罗将留在家里接受“阿普卡”和“安优卡”的教育，“以避免其他孩子必然遇到的一切麻烦与不便”。只是在他长大以后，保罗才偶尔被送到塔瓦茨梅泽或圣伊斯万预科学校去待上一两年，在那里，也像在家里一样，他是他父亲的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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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有另一位教师，通过他所创办的杂志，引导保罗走进数学界，结识数学家，证明与猜想，男男女女——这一切将成为他的家庭，他的爱，以及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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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1867—1916），时为奥匈帝国皇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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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1901—1971），美国新奥尔良的伟大音乐家，爵士乐的灵魂人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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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拉克马（drachma），古希腊货币或衡量单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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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奥西里斯（Osiris），地狱判官，埃及主神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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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孙（Samson），《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之一，力大无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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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联邦政府主办的研究、收藏并展览科学和文化成果的公共机构，设在首都华盛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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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脑敞开了：爱多士的数学之旅 第三章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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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我们仅有的通用语言，议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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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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