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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多士来说，发表论文只是一种礼貌的形式，是分享成果的最后行为。但有时候，如与乌拉姆合作的情况中，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一些有趣的结果并未能付印。爱多士非常了解高斯的消极例子。高斯只发表他自以为完美的杰作，他说：“不完善的解答不能使我愉快，而不能使我愉快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痛苦。”高斯甚至引用果树的比喻，这棵果树果实不多，但每只果子都硕大肥美；他还喜欢引用座右铭“Pauca sed matura”（少而精）以及保罗·梅森(6)的自诩：“不到时候不卖酒。”在高斯去世多年后发现的笔记本上随意摘录的一些东西，如果发表出来，或许都会将数学推进几十年。更令人恼怒和具有破坏性的是高斯的这种习惯：当有数学家告诉他新结果时，他会说他几十年前就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赞扬他们就等于赞扬自己，而他高斯，作为一个谦逊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亚诺什·鲍耶（János Bolyai）是非欧几何的先驱，当高斯告诉他说自己已探索过同样的领域时，就深深受到了伤害。因此，当一个年轻的印度数学家告诉爱多士他的最新发现时，爱多士只字未提自己多年前与乌拉姆一起得到但没有发表的同一结果。相反，爱多士赞扬了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并鼓励他尽快发表。几年以后，这位印度数学家（爱多士声称已忘掉了他的名字，但考虑到爱多士非凡的记忆力，这可能只是一种托词）发现了爱多士早年的结果并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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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回答道：“在这方面，我不想模仿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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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数学家中具有解决真正世界难题这等非凡才能的乌拉姆于1942年被他的朋友冯·诺伊曼邀请去参加曼哈顿计划，这是一个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乌拉姆被指派进行炸弹内向爆炸的流体动力学计算，内向爆炸使裂变物质压挤形成临界质量，因此这是一个十分关键而又棘手的问题。冯·诺伊曼与其他优秀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企图找到一种巧妙的理论简化，从而使他们能够仅用笔和纸来计算。尽管具有抽象的理论背景，乌拉姆却认识到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还是用“笨办法蛮干，即进行大量更实际的数值计算”。乌拉姆请他的朋友爱多士到洛斯阿拉莫斯来投入这一工作。爱多士愿意前来并按照乌拉姆的建议写信给“爱德华教授”（这是他对爱德华·特勒的称呼）。不幸的是，爱多士告诉特勒战后他可能想回匈牙利，这对特勒来说，已有足够的理由拒绝爱多士加入这项可以显示其能力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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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乌拉姆感觉到的，爱多士无论对于个人的还是政治的事务永远是那样直截了当。1945年，战争刚刚过去，乌拉姆接受了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职位。到达南加州大学不久，乌拉姆突然遭受强烈头疼的袭击，伴随着从胸部蔓延到下巴的可怕麻木。乌拉姆回忆说：“我突然想起了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服毒后的描写。”他的妻子请来了医生，乌拉姆被急忙送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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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种医生们无法解释的原因，乌拉姆的脑子开始危险地膨胀。一项紧急的手术解除了压力。几天后，乌拉姆显然好了一些。为了检查他智力的恢复程度，医生问他：“13加8是多少？”乌拉姆写道：“他居然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使我感到如此难堪，我只是摇了摇头。”医生不太放心，于是又问他20的平方根是多少。回答：“大约是4.4。”医生沉默不语。乌拉姆担心地问：“不对吗？”医生笑着说：“我也不知道。”简单的算术使医生相信，乌拉姆已经恢复了。但是乌拉姆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离不开健全的大脑，所以需要更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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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拉姆出院那天，爱多士出现在病房里，手中提了一只箱子，他说：“斯坦，我真高兴看到你还活着，我以为你会死去，那我就得给你写讣告和我们的合作论文了。”由于爱多士对他还活着而表现出来的明显快乐，乌拉姆非常高兴，但仍有点担心他的朋友们会认为他没希望了。由于并没有即刻的安排，又看到乌拉姆就要出院，爱多士说：“你要回家吗？很好，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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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巴尔博亚岛乌拉姆家的整个旅途中，爱多士一直在谈论数学。据乌拉姆回忆：“我做一些说明，他问我一些问题，我答完后，他说：‘斯坦，你跟过去一样啊！’”乌拉姆很高兴但仍缺乏信心。一到乌拉姆家，爱多士就提出要跟乌拉姆下棋。连胜了爱多士两局，乌拉姆开始觉得他的脑子没有受损，而他的大脑在手术台上有几个小时比爱多士的大脑敞得更开。经过爱多士两个星期的挑战之后，乌拉姆终于相信自己的智力并未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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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海滩散步时进行的数学讨论，完全证明了乌拉姆的康复。在一次散步中，爱多士像往常一样停下来向一个小孩打招呼：“斯坦，看呀！多好玩的埃泼西龙。”孩子的母亲就站在不远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妇女。乌拉姆不禁回答说：“请看看大埃泼西龙吧！”弄得爱多士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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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为了挣钱而做一次访问一点也不会使乌拉姆感到奇怪。那些年里，爱多士是依靠最多不超过一学年的客座教授的报酬来生活的，例如在普渡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或是依靠菲薄的演讲费及同事们的善意帮助。在哪里访问对爱多士来说真无所谓，他也像爱因斯坦一样可以带着实验室随时随地工作，而毫不顾及周围环境。有一天午夜以后，爱多士在离普渡大学校园不远的地方被一些警察叫住了，他们觉得他有些可疑。“你在干什么？”他们问。“我在思考。”他解释说。“你是在思考。”警察还算通情达理，说完就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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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方并不总是那么通情达理或那么好说话的。1941年8月，爱多士到纽约访问一些数学家，在那里，正如《费城问讯报》所述，他成了“一场间谍恐慌的中心人物”。为了消磨时间，爱多士决定与英国数学家阿瑟·斯通及日本数学家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一起去长岛做一次短途旅行。他们驱车到岛的东端并住进一家小旅馆。那天晚上，爱多士注意到远处有一束奇怪的亮光向他闪烁。第二天，在他的提议下，三人一起去寻找这个发光地点。他们从高速公路下了支路，翻越一处叫作巴伦希尔的山地时，道路变得越来越窄，这本应是个警示。而这里本应有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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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谷静夫拍了一些斯通与爱多士的照片，背景就是那座神秘的建筑物，它是一个秘密的雷达站。两个无线电报务员后来报告说，这些非法闯入者中有一人给那座200英尺高的发射塔画了一张草图。一个警卫截住了他们，让他们离开，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并驶往一家小店吃了午餐。当他们付账时，有两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走近这些数学家，将他们拘捕并带到了警察局接受讯问。那警卫报告说“三个日本人对这个装置拍照之后仓皇离去”。三个不同种族的外国人本已足以引起最冷静的警卫的警觉了。那些年里守法的公民都被教导要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在斯塔滕岛轮渡站的围栏旁拍摄纽约港的照片都被禁止。渔船在长岛南岸水域垂钓需持特殊的许可证，乘客需携带海岸警察厅颁发的特别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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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FBI）传唤了他们，这三个间谍嫌疑犯被分别审讯。高等研究所的维布伦当了爱多士的担保人，其他同事则帮助斯通与角谷静夫澄清事实。警察在那天夜里释放了他们并向他们表示了歉意，但同时婉言指出整个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禁止入内”的标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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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解释道：“你看，我在思考数学定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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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日本公民，角谷静夫深感战时在美国工作十分困难，他的一篇文章曾被《杜克数学杂志》（Duke Mathematical Journal）退稿。原因是“作者是一个日本人，且并未表明他已跟日本政府划清界限”。对角谷静夫来说，日本政府对于将实数分解为哈默尔基（Hamel bases）这一事实大概不太可能会发表任何意见，或者即使发表了，也可能与美国大不相容。像爱多士一样，饱受思乡的折磨，惦记着病中的老母，角谷静夫于1942年登上一艘瑞士轮船返回日本。他后来又比较容易地回到美国，可能是长岛事件后，他已被FBI证明是清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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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他在匈牙利的朋友与家庭的命运的任何消息，爱多士只能做最坏的打算。1944年3月，德国占领了匈牙利，随即开始了系统灭绝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艾希曼成为纳粹分子的首脑后，立即建立了犹太人定居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几乎所有生活在布达佩斯之外的匈牙利犹太人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处死。而留在布达佩斯城内定居点的匈牙利犹太人则至少有一半幸存下来，其中很多人是由于瑞士外交官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的调解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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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爱多士收到了他在罗马尼亚一个朋友的一份电报，告诉他，他的母亲还活在世上。这时爱多士最大的担忧终于解除了。几个月后，他直接收到了他母亲寄来的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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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欣喜若狂，但又不能不为其余的家庭成员及朋友们在纳粹迫害下悲惨地死去而痛苦哀伤。五个姑妈与舅舅中的四个，以及唯一幸存的姑妈的丈夫均死于大屠杀。爱多士的无名氏小组中的两个亲密朋友格林瓦尔德与德若·拉扎尔（Deszo Lázár）亦死于纳粹的魔掌。KöMal杂志的编辑法拉戈（Andor Faragó）和他的儿子都遭到了同样的厄运。这份杂志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曾教过爱多士图论的德奈什·柯尼希，在接到去集中营的命令后立即自杀了。直到1948年，在发表了40多篇论文之后，爱多士才重新回到了布达佩斯和他挚爱的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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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法国印象派画家，对运用色彩有新的创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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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列实际上是大仲马名著《三个火枪手》中三个火枪手的名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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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完全精确起见，必须注意避免一个小问题，这问题是由于例如.2499（有无穷多个9）和.2500（有无穷多个0）实际上是同一个数而引起。这问题可以这样来避免，即不要把任何数字变成9或0。——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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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戈尔德温（Samuel Goldwyn，1879—1974），波兰裔犹太人，著名美国电影制作人和导演，代表作《黄金时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戈尔德温式语言指一些词语的怪诞用法，如“be included out”（=be not included in）之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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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素悖论的本质来自乡村理发师的著名谜题：一个小镇上，每一个人都要理发，理发师给每一个不能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谁来给理发师理发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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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罗·梅森（Paul Masson，1859—1940），法国勃艮第区移民，美国加州葡萄种植先驱及“香槟之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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