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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浩浩荡荡穿过辐射状的大街，越过广场、市政厅——那仿哥特式建筑的大怪物已落在我们后头。突然间，我看到正前方有一汪狭长形的积水，看来还不浅，该是昨夜大雨留下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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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很喜欢积水，现在依旧。一脚踩到积水中，那扑通扑通的声音真叫人心满意足。通常，我还会故意走到有积水处，涉水而过。但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走到这滩积水前，是众人驱使我到这儿来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想绕过去，然而身后那整齐的步伐声、源源而来的人潮和划一的动作，好像对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过那汪积水，到了另一头，我一语不发，把手中的旗帜交给背后那个高高壮壮的医科学生，随即脱离队伍，转身回家。长路漫漫，我大概走了两三个小时，路上尽是一群群的社会主义者，十二个一列抬头挺胸，撑着红旗，从我身边走过。此时此刻，我觉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们之中，同时却有一种飘飘然的快乐，以及无法形诸于言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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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之后，我生平第一遭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父母本来以为我傍晚才会回家，看到我这么早回家，有点担忧，问道：“你身体不舒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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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老实回答，“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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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萧瑟的11月天，我发现自己是个旁观者。我们这种人天生如此，而非后天刻意培养出来的。我想，这点在我8岁参加朋友家的圣诞派对时，已经有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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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秋天，奥地利爆发第一宗有关“发国难财”的丑闻，连着好几个星期，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以此为题。我还记得主角的名字——克伦兹，维也纳高级饭店的老板，因黑市交易而被逮捕、起诉。其实，维也纳真正的“坏年头”还没来呢！然而根据配额制，每个成人所能分到的那一丁点儿的肉根本买不到，若是可以买到，一定是不能吃的。在克伦兹的餐厅里，却有上等的货色，都是从黑市买来的。因此，很快地他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坏蛋”。事实上，他并没有跟顾客多要一分钱，供应的分量，正如配额所规定的，也依法向顾客收取粮票，而法律也只是确定肉品价格而已，当初在起草时，想不到有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买。法官却振振有词地控告克伦兹，说他是“有计划地”哄抬价格，之后再把脑筋动到没有收费规定的项目，比如，饭店的住宿费和餐厅的最低消费额等，以填补肉品的高成本。媒体和群众都一致鼓掌附和法院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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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圣诞，我参加为上流社会家庭儿童举办的派对。我们都只是八九岁的小孩，却已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论这桩“克伦兹案”。这不足为奇，因为当时人们一天到晚谈论的，就是战争新闻。每个人都有亲友在前线，我们看到父母一大早起来，就鬼鬼祟祟地带着惊惶的神情翻看报纸的第2版，看是否有亲友已被列在阵亡的名单上。因此，我的玩伴跟我就是看着死亡名单和粗黑框的讣告学认字的。一瞥过去，看看哪些名字是我们熟知的人，已失踪的亲友在不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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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是附近公立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每天都得在一个老人的监督下把粮票贴在配额本上。那个老人比这件呆板的工作更令人厌烦，由于年轻的老师已被征召入伍，原已退休的他，只好再出来帮忙。我们还得当心大人的“骚扰”：有些骨瘦如柴的女人，常常会偷偷塞钱给我们，想多要几张粮票；还有一些女人振振有词地说：“我的丈夫刚刚为国捐躯，我可以多拿一些粮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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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小孩无法记得大人所说的“战前”的景况，觉得这场战争就和永恒一样长。像我这样年纪的小男生都已意会到，“长大”就是“被征召到前线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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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圣诞派对上，小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谈起克伦兹案，在另一间房间的父母也对此事议论纷纷。有一个小孩要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我居然慷慨激昂地为克伦兹辩护——其实，该说是赞美这个“人民公敌”。至于他到底是否犯法，这个大家不断讨论的主题，对我来说却是不值得一提。我认为，此人令人敬佩：他提供顾客期待的东西，遵守自己的诺言，让顾客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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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顿时鸦雀无声。其他的小孩都为我这番话羞红了脸。那次派对是在贝贝家办的，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玩伴。多年后，她还一直责怪我，破坏派对的气氛。不过，在我说得慷慨激昂时，大人也进来听了，还面带微笑。这次聚会是庆贺贝贝的父亲返乡，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在战壕里打了三年仗，最近因受重伤，几乎致命，才得以回家。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说。至少，我们在另一间大厅吃饭时，没有一个人提出这种意见。不过，彼得，你不要觉得伯伯在批评你。你对克伦兹的看法或许没错，但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如果要做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而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议你注意自己的行为，多为自己想想，惊世骇俗是不可取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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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注定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所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告诫。我已牢牢记住伯伯的话，但有时还是不免掉以轻心，写作本书时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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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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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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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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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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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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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回维也纳讲学时，已阔别家乡20载。上一次回维也纳做短暂停留，是在1937年从英国到美国的途中，在这之前，则很少回来。我在1927年念完大学预科，就离开维也纳了，那时的我还未满18岁，此后返乡，都是为了同父母过圣诞，而且每每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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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讲学的缘故，我1955年得以在维也纳小住。我到维也纳的第二天清晨，在下榻的饭店外散步，途经一家食品店，记得这家店在我小时候已是远近驰名。来维也纳之前，我答应妻子帮她带瓶奥地利酒，于是就走进去。过去我并非这家店的老主顾，所以已记不得是否来过。一进门，看到高高坐在收银机旁的，不是年轻的伙计，而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过去，这是家常便饭，今天则是难得的景象了。她一眼就认出我来，随即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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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先生，您能大驾光临，真是太好了！我们从报上得知您来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见您一面呢。很遗憾，令堂在去年过世了，您那位安娜阿姨也作古多年。但是，听说令尊还挺健朗的。我们明年是不是真可以在维也纳庆祝他老人家的80高寿？您的汉斯姨父几年前在这儿得到荣誉博士学位时，那葛瑞塔阿姨也回来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贵府服务，凭着这点交情，送篮水果和一张卡片到您下榻的饭店，该不为过吧？我们刚收到您那葛瑞塔阿姨的回信呢。这些女士真是通情达理。现在的年轻人啊，”她朝店里销售人员的方向点了点头，“已分不清轻重厚薄了。哎呀，彼得先生，您听我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您的祖母大人。她实在是好得没话说，再也没有第二个像她那样的人了。而且呢，”她微笑着说，“她这个人实在是太风趣了。您还记得她给侄女拍的结婚贺电吗？”她咯咯大笑，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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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件事是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我还是了如指掌。当时，奶奶因为无法参加侄女的婚礼，于是就发了一封电报过去，上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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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电报而言，务求精简，这是最适当而且最好的表达方式，故在此庄严隆重的一天，祝汝等：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