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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市民阶级的世界和社区组织也有缺点，既狭小，又短视近利，简直令人窒息，而且淹没在流言中，有着一股臭水沟的味道，不但不重思考，排他性强，而且充满了剥削与贪婪。在这种环境之下，女人注定会受苦。又好比奶奶为公寓所做的争斗，为了这种小事居然到了与人势不两立的地步。然而，这个世界也有它的价值，像是尊重工作以及技艺，对人关心，注重社区组织的构成价值——这些都是20世纪欠缺而且需要的。没有这些价值就没有“中产阶级”或是“社会主义者”，而成了“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好比那个佩戴纳粹标志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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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没有把手的杯子”和“没有杯子的把手”又怎么说呢？这和20世纪又有何关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说实在的，我也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55年左右，终于恍然大悟：奶奶真是先知先觉！她那原始而简单的方式，简直是第一个电脑程序。奶奶把厨房碗柜里的东西“不需要的”和“不能用的”都区分出来，实在是一种“完全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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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死时，也和生前一样，留下了一则“奶奶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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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风狂雨急，她仍和平常一样风雨无阻地到处溜达，走着走着，竟走上了车道。司机看到她，想绕过去，但还是让她摔了个跤。于是，这司机连忙下车搀扶。奶奶虽毫发无伤，不过却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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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说：“老太太，我送您到医院去一趟，好吗？还是让医师检查一下，比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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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你对我这个笨老太婆实在太好了，”奶奶答道，“还是麻烦你叫辆救护车来好了。车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可能会损及你的名誉——人言可畏啊。”１０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时，奶奶已因严重的心肌梗塞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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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知道我和奶奶很亲，因此打电话告诉我。他以哀伤的语调说道：“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要告诉你……奶奶今天一早过世了。”但是，他一开始描述奶奶死亡前的故事，音调就有点改变，最后终于笑了出来：“想想看吧。只有我们的宝贝奶奶会这么说，高龄七十几岁的她，居然还担心和一个年轻人同车会给他带来’绯闻’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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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笑了。不过，我倒想到一件事：一个75岁的老太婆自然不会损及这个年轻人的名誉，但要是一个陌生老太太在他车内死去的话，他要如何向世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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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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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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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成为小说家，实在对不起赫姆和吉妮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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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立志要写出一些好作品，也许这就是我唯一的志向。的确，我愿意朝着这方向努力。小说写作无疑是作家的试金石。我一向对“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抽象概念”，更别提哲学家的定义与分类了——对我来说，这简直和囚衣一样可怕。“人”不只比较有趣，更有着许多不同的形态，也较有意义，因为人会发展、表露、改变并成为一种新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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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认识赫姆和吉妮亚了。他们的全名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博士和尤吉妮亚·施瓦兹瓦尔德博士，娘家姓氏为诺斯本。施瓦兹瓦尔德伉俪是我一生所见到的最有趣的人。如果我要写故事，一定不会遗漏这两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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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很早就知道要把这两个角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不是易事。瑕疵的部分比较容易描述，但是要写活他们那既耀眼，又矛盾复杂的个性与人格，实在是一大挑战。这两个人物对我的吸引力是无穷的，让我一直目眩神迷；同时也困扰着我，使我萌生退避三舍之心。因为每当我想拥抱他们，满怀的却只是一片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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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赫姆和吉妮亚无奇特复杂之处，一个是天才型的政府官员，另一个则是天赋异禀的女教育家。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不同于同一时代的人，似乎只是早年成功，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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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姆瘦骨嶙峋，发已全秃，从学生时代开始，头顶就出现一块光溜溜的小丘。深邃的眼睛上方像是突出的山陵，耳朵尖尖、硬硬的，下巴亦“戽斗”得厉害。他那修长的双手，像是只剩骨头似的，硕大的关节和手腕裸露在大衣袖口之下，使得他的衣服看来老是不够长。他只有中等身高，骨架却很大，看起来就像稻草人般消瘦。他的嘴巴很小、很薄，常常紧紧地抿着嘴唇，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声音高亢，一开口常像是几个猛烈、断奏的音符。他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就叫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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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母亲去巴黎玩，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件出自名设计师之手、极为时髦的洋装。她对这件衣服喜欢得不得了，打算等到重大场合，也就是施瓦兹瓦尔德家举行盛宴，或是圣诞晚会时，再拿出来亮相。我们这些小孩也一同前往。那天，赫姆看了我母亲一眼，就说：“凯洛琳，回家去把那件衣服脱下来，送给家里的女佣吧。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像是跟她借来的一样。”我那固执、好辩且向来独立的母亲竟一声不响地回去，乖乖地把衣服脱下来，给了女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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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是吉妮亚的学生，赫姆一律叫她们“吉妮亚的小孩”。在这些年轻女学生中，其实母亲是最得赫姆喜爱的。这个骨瘦如柴看似冷酷的赫姆，偶尔还是会显露出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仁慈。虽然不轻易开口，但有必要说句话以挽回情势时，他还是会强迫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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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3年回到维也纳和父母亲一同过圣诞节时，已经离开家乡一段时间了，那时的我，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前一年春天，希特勒已经掌权，于是我离开德国，跑到伦敦一家大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做了几个月，到圣诞节时，这个工作就没了，又找不到另一个差事，因此相当沮丧。我一直不想回维也纳，从14岁开始，我就想离开那个地方了，高中一毕业，我就远走高飞。之后，我在伦敦遇见了一个年轻女子，她后来成为我的终身伴侣。1933年那次回维也纳时，让我饱尝与妻两地相思之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她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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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家乡生活的舒适与安逸，对我的惰性来说，是一大引诱。不知有多少人不断地劝说，要我留下来，比方说在奥地利外交部里，担任新闻官员。我明知自己无意留下，却再三徘徊。直至2月初，我终于下定决心要走了，但还是因和亲友一一告别，延宕了离开的时刻。其中非亲自造访不可的，就是施瓦兹瓦尔德家。吉妮亚对我非常亲切而且关心，提出种种问题，问我在伦敦的工作机会如何（可说是希望渺茫），以及我的财务状况（更是凄惨），也问到维也纳所提供的工作，并说，这可真是难得的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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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赫姆走进来。听了一会儿之后，他对吉妮亚说出了几乎让人难以入耳的话，我从未听过他对吉妮亚这么说：“吉妮亚，放了这小子吧。你这个样子，就像个愚不可及的老太婆！”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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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一直很欣赏你的独立，不人云亦云，甚至不会被我们的意见影响。你高中一毕业就决定离开维也纳到国外闯天下，这点让我颇以为傲。去年希特勒在德国主掌大权，你毫不犹豫地离开德国，叫我不得不为你喝彩。不留在维也纳是对的，这个国家已成明日黄花，就快完蛋了。但是，彼得啊，”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起，“回家整理行囊。往伦敦的火车明天中午就要开了，你一定得搭上这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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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粗野地用力把我拖到门边，几乎要把我推下楼。他看我走到了楼下，准备打开大门离开，就大声吼叫：“不要担心工作的事。工作总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比这里的好。找到差事后，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可别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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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搭了那班火车离开了。甫抵伦敦，不到6个小时，我就找到了工作，的确要比维也纳提供的任何机会都好。我在伦敦一家商业银行做经济分析员，并担任合伙老板之一的执行秘书。之后，我遵照赫姆的话，给他寄了张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