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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不知是在50年代还是60年代，我也如法炮制，看看吉妮亚这招到底管不管用。我那时是纽约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有一天，一大批前任将官突然蜂拥至我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意见并要求协助。这些都是曾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将官，因已到达一定的年纪，军方要求他们退休，除非他们能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这些人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想在学校拿个博士学位，并在大学谋得教职。其实，这些中年人需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以重建自信，证明自己还有能力以及男性气概。但是，他们都只有在军方服务的经历，不是陆军，就是海军、空军，在45岁时，突然被宣告“不合晋升条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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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套用吉妮亚的招数，先了解这些人的经历和专长，接着调查他们说的是否属实。一开始，给长官或同僚打电话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些待价而沽的将官就在我办公桌前。但是，这事还是非做不可。我想清楚了他们适合担任的工作，就开始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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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开场白也是一样：“您好，很冒昧打电话给您，不过我想我可以帮您一点忙……”那时，每个人在应用电脑方面都有一点问题，这么说可是百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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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您找到一个最好的人选来帮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动作快一点，应该可以招揽到这个人。他就是前某某司令官，加州西边美尔岛海军基地的电脑系统就是他完成的……是的，我想他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到您的办公室了……能帮您这个忙，我真是太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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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可说屡试不爽，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对方通常会说：“对不起，等一下！您说的这位先生好像是我朋友要找的人。我这个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企业经理人，昨晚我们一起搭火车时，他告诉我，他需要这样的人才来帮他解决问题。请稍候，我现在立刻用另一部电话跟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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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吉妮亚的功力还是比我强多了，而且她所处理的个案，常常是高难度的。即使我照着她的方法，帮那些人安插了职务，而且通常第一次打电话时就办成了，我还是觉得吉妮亚所表现的诚信实在无人可比。后来我发觉，最难的要算是审慎诚实地告知申请人的条件与缺点，这点实在是太重要了，但要在申请人的面前明说，可是不易，例如：“他所能做的就是建立电脑系统，其他事情请别叫他做。”或者是：“如果清楚地指示他该做什么，他会做得很好。但是，要他运用一点想象力，可就难了。在这方面，他完全不行。”可是，这些话还是要说，不然就失去了自己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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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时候还必须说：“是的，如果要轻轻松松地拿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学位，你或许还要花上3年的时间。然而，目前我实在无法帮你找到可能聘用你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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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妮亚一方面和烦琐的文件表格作战，这些文件正如可怕的巨龙，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般慢慢地吞噬人性；另一方面，她也开始退隐了。当初她来到维也纳时，正值20世纪揭开序幕时，她还很年轻，刚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一直是活跃的公众人物。就在她嫁给赫姆时，还开了家“沙龙”，然而那时她并没有用心经营。到了20世纪20年代，沙龙变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在这之前，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每星期营业一两个下午；后来则是一整年经营，一周营业5天，其中有9个月是在维也纳的家中。之后，她又在隆尔兹堡附近的湖边买了一栋旧的度假饭店，加以改建，并邀请一些客人前来，当然这些人会付费的。这么一来，她的沙龙就可以全年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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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美国还不知道“沙龙”为何物。即使是英国，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两个沙龙：一个是18世纪末的瑟雷夫人（Mrs. Thrale）为“自命不凡”的文学泰斗约翰逊（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和辞典编纂家，被奉为当代文人的先导和文学泰斗。）开的沙龙，那时鲍斯威尔（鲍斯威尔（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为密友约翰逊作传而闻名，除《约翰逊传》外，另著有《科西嘉岛纪实》（Account of Corsica）。）可说是第一个战地记者。沙龙中的人物经常出现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里，特别是《笨拙的年代》（The Awkward Age）一书。显然，他写作时，是参照真实的人物。沙龙在欧洲北部一样少见，特别是以德文为主的国家，只有在起源处，也就是法国，较为兴盛。因此，吉妮亚的沙龙可算是一个特例。后来之所以大兴，正如吉妮亚想的，因为沙龙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公众活动。吉妮亚也知道，沙龙本身就是一种表演艺术，就像歌剧或芭蕾，其他表演艺术都是属于中产阶级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我相信，她一定知晓，就中产阶级时代的表演艺术而言，只有沙龙不是为了迎合男性的自我和虚荣，不是为了使男性得到满足而摆布女人——歌剧和芭蕾就是这种例子。沙龙是女人经营、管理和主导的，可以提高女人的价值，并使她们得以掌控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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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法里，沙龙好比古代神秘的宗教仪式，是由女人所主导的，而文化大抵上还是以男性为主。男人控制人们的身体和心智，而古希腊伊洛西斯谷物祭典或是克里特秘教仪式中的女祭司却控制人们的灵魂——她们是没有姓名的一群，舞台没有她们的份儿，要找她们就到后台去吧。在20世纪初现代舞兴起以前，除了沙龙，没有别的以女人为主、由女人所控的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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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妮亚也知道，即使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敏锐的观察家，看到的也只是浮光掠影。沙龙所需投注的心力相当多，你得下工夫，整个活动看起来才会自然、流畅并有即兴效果。当然，我们到现在才学到这点，知道制作所谓的“即兴电影”，因为没有剧本，反而更辛苦，需要更周全的安排、准备；所谓不经彩排的广播或电视节目，事前必须考虑周详，要比那些有剧本、排演过的表演多花两倍的准备工夫。经过一番体验后，我们才了解，即兴演出和几个男人聚在一起信口开河是不同的。吉妮亚的沙龙就呈现即兴、自由、弹性和明快的风格。她之所以让沙龙成为这么成功的公众艺术，一定投注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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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沙龙就是一种表演，从舞台设计就可以看出端倪。施瓦兹瓦尔德家位于维也纳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在1830年时，虽已靠近市区，还是很乡野的，但到了19世纪中期，已处处是六至八层楼高的公寓房子，住着一些清贫但受人尊重的人，像小店老板、海关人员、钢琴教师、银行职员、牙科医生等等。这种公寓住宅不但毫不起眼，甚至有点阴森森的。走进他们家，不是爬上楼梯，到达一个阴冷、可怕的门厅，却是直直地通到后院。就在这儿出现了一栋18世纪风格的小巧别墅，像是小贵族或是富商的消暑小屋，有着莫扎特和海顿那个时代最爱用的黄色砂岩和美轮美奂的铁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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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去，来访者就到了一个空旷的大厅，有楼梯通到楼上。施瓦兹瓦尔德家的厨子玛莎就站在楼梯口。她是赫姆和吉妮亚的养女，也是楼下的总管。玛莎娇小可爱，有着愉悦而白净的脸庞，一头乌黑动人的秀发。她和善地主动亲吻每一个客人，然而那些害羞的少年却不在此列。他们必得先亲吻她，她才会回吻。玛莎帮大家挂好帽子和外套，并告知楼上已有哪些人，以及谁还未抵达等。爬了十阶后，就到了一层楼中楼，这些楼梯分别向两边延伸，到了上方才又交会。另一个女仆，也是他们家的养女——米策，就站在楼中楼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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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玛莎一般高，金发碧眼。玛莎只能算是漂亮，米策才是美丽的女子。这两个女孩在他们家待了好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跟着赫姆和吉妮亚。她们俩15年后看起来还是和明信片上的农家女一样可爱。米策倒是一视同仁地亲吻每一个来访者，包括那些腼腆小子。她有着动人的大眼睛，民间故事说，这种眼睛是女性之美的极致，因此14岁少年被她一亲，也不觉得害羞了。听米策说话是一大享受——她总是对我母亲说：“卡罗琳，你今天实在是太美了。”或是跟我说：“彼得，你不是喜欢库伯兰的音乐吗？男高音罗斯温吉今天也来了。等会儿，他会表演一下，我已经要求他为你唱几首库伯兰的曲子。”再走个15阶左右就到楼上了，安妮特就站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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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玛莎漂亮、米策美丽动人，安妮特则是真正的绝世美女。她身材修长、眼珠有金色的亮点，是我这一生所见最优雅、最懂得穿着打扮的女人。比较起来，玛莎友善，米策平易近人，安妮特总是与人保持距离，像是浆过的浅绿色棉布。她从不和任何人亲吻，而是用力地像是男人般地握手。她的声音甜美，有如长笛般，也会告诉你赫姆现在是否正在打台球，可以见他，或请勿打扰；或是他正在下棋，如果要见他，必须等到棋局结束。安妮特还会告诉你，现在活动进行得如何了，谁正坐在吉妮亚旁的表演者位子上。然后，马上请你进去，并带你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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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想在外面多留恋一会儿，不愿马上就被请进去。安妮特不仅是个美丽的可人儿，听她说话更是一大享受。此外，她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奇女子——父亲是陆军副元帅，在旧奥军队只有皇太子才能担任这个职位。安妮特就跟我母亲一样，在吉妮亚登招生广告的第一天就马上申请入学，是吉妮亚的第一届学生。当时许多军方将领的女儿都是吉妮亚的学生，这点不足为奇，因为旧奥的军人并不是“贵族”，更非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就像英国简·奥斯汀那个时代的陆、海军军官。在她的作品《劝导》（Persuasion）中多有着墨——他们近乎士绅，但算是中下阶级。当然，如果晋升至主将级的官阶，可以尊为贵族，但仍不算是真正的“贵族”，只是维也纳人一种无关紧要的称谓罢了，正如当时咖啡屋的小弟，只要看到穿着大屁股礼服的客人都叫“爵爷”。同样地，在政府机关做了10年事的公务员以及到了退休年纪、没倒闭过或只倒闭一次的银行家等，都可以得到这种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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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贵族在19世纪50年代就不再担任军职了，因为那时平民，特别是犹太人开始在军方担任要职。因此，要伯爵或是王子向平民将领敬礼，或对犹太人说声“遵命”，是不合法统的。此外，军方根本就没有钱，这些军人都是靠子女吃饭的，因为军官之女通常都嫁不出去，而且只能担任初级学校教师或是教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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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人看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生平所作最后一出歌剧杰作《阿拉贝拉》（Aradella）（完成于1930年或1932年）都认为是出闺房闹剧，但对老一辈的奥地利人而言，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战前发生的事，因此剧中那一幕——军官要求小女儿女扮男装，好让姐姐们先钓到金龟婿，不是闹剧，而是残酷的现实。对这些军官之女来说，施瓦兹瓦尔德学校可使她们在专业领域一展所长，不至于沦为没人要的老处女教员，因此无不跃跃欲试，想进这所学校，她们的家长也大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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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妮特是陆军副元帅之女，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她日后的成就却是不同凡响。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大多研究医学、文学、社会工作或是教育，安妮特则是奥地利史上第一个攻读经济学的女人。那时，约是在1906年，奥地利经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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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势可说是如日中天。当时，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如维赛尔（Wieser）、柏姆－巴维克（Boehm-Bawerk）以及菲利波维奇（Philipovich）还在人世，而且尚在任教，他们的弟子也很优秀，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就是安妮特的同学。但是大家都公认安妮特是超级明星，不管在理论还是数学分析上她都展现了过人的天赋。就连米瑟斯都承认安妮特更胜一筹，这位经济学家可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过于谦卑。多年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米瑟斯已经上了年纪，更是非常出名的人物，我们俩是同事，都在纽约大学任教。不过，我们不常见面。他认为我“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他这么想，当然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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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们一起搭电梯下楼时，他转身对我说话：“你认识安妮特吧，不是吗？如果她是男人，有条件继续研究的话，她一定可以成为自李嘉图（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学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并提出劳动价值论。）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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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她不是男人，也没有人支持她继续研究。毕业后，她只能担任研究助理。身为女人的她，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学术地位的。还好，因为女性研究人员“所费不多”，商业博物馆和财政部金融、财政研究部门等公家单位还愿意延揽她们来服务。此时，吉妮亚的学校日益蓬勃，正需要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安妮特不但成为吉妮亚工作上的最佳伙伴，而且也是她的密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姆是奥地利最高财政首长，安妮特则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这方面，安妮特的贡献颇大，只有她能使赫姆的火气降下来，让脾气暴躁的他有效率地处理事件，并使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后来，吉妮亚开始进行公益活动，安妮特涉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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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安妮特和赫姆成为一对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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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安妮特获得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机会。一是在新成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担任研究部门的最高主管；这种待遇对女人来说，可说是空前绝后，以前当然没有女人得此殊荣，之后也很少。大约到50年代左右，才有两个女人得到类似的职位：她们是我教过的学生，一个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一个在菲律宾的联邦储备银行。另外，中欧有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也希望安妮特去当他们的财务副总。同时，赫姆也决定与吉妮亚离婚，并向她求婚。不过那两次工作机会和赫姆的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她之所以放弃工作机会，是因为决定和赫姆一起生活，而拒绝和赫姆结婚是因为，她不想让吉妮亚难堪。其实，吉妮亚也答应离婚，这桩婚事还是这位元配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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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特还是搬进赫姆家，在顶楼侧翼的房间住下。她依旧是吉妮亚的密友，也是吉妮亚所有活动的执行者，不管是学校行政、儿童营，或是吉妮亚避暑别墅都少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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