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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我介绍给弗洛伊德时，我才八九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妮亚办的一家“合作餐厅”就在伯格斯，弗洛伊德家的公寓就在隔壁。在维也纳闹饥荒的那几年，弗洛伊德和家人有时会在那儿吃午饭，我们家也是，还会在同一张桌子用餐呢。弗洛伊德认识我的父母，因此我就被介绍给他，并和他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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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和弗洛伊德仅接触过这一次。小时候，不知握过多少大人的手，而我所以特别记得弗洛伊德，是因为后来父母对我说：“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嗯，或许该说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时该是在大战结束前，因为听了这话，我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父亲于是回答：“是的，比皇帝更加重要。”这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还记得，即使那时的我只是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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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我的父母都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事实上，母亲还常常批评他这个人和他的理论，但是他们仍认为他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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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洛伊德，有三件事是大家深信不疑的，至少在以英语为主的国家是如此。第一，他一生穷困，为生活所苦，几近赤贫；第二，他因反犹太的情结而痛苦万分，而且因身为犹太人，无法得到他应得的大学教职和学术界的认可；第三则是，他为当时的维也纳医学界所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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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事，可说是纯然的“迷思”。其实，少年时代的弗洛伊德家境不错。此外，作为一个年轻医师的他，一开始执业就赚了不少。没有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歧视他，一直到晚年，希特勒入侵，才使他流亡国外。而且，他是奥国医学史上最早得到学术界正式认可的人才。如果依照原来那种严厉的标准，他是门儿都没有。总之，维也纳医学界并未忽略他，只是将他“排拒”在外。弗洛伊德之所以被拒，是因为他严重破坏了医学伦理。而他的理论被抗拒的原因，则是——看来冠冕堂皇，却只道出一半的真理；与其说他的理论是医学或是治疗法，不如说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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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洛伊德和他在维也纳的生活，这些迷思要不是他自己深信不疑，对他本人或其精神分析理论，可说是微不足道而且不相关。其实，这些迷思就是他捏造、宣扬开的。特别是在他的书信中，无不一再强调。透过书信，这个骄傲、自律并重隐私的人把他的忧虑发泄出来。换言之，这些迷思对他本人而言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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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非常刻苦，从不发怨言，最厌恶自怜自艾，唉声叹气在他看来最为可耻。即使肉体遭受极大的痛苦，他也不吭一声。不管是他自身还是家庭生活的苦，他都极能忍受。然而，他却不断地抱怨那种“想象的折磨”——比如生活穷困、受到反犹人士的歧视以及被其他维也纳医师轻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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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他方面而言，弗洛伊德可谓坦白得可以，特别是对他自己。他在自我检视时，几近残酷——对普通人来说是无伤大雅的嗜好，他则恨之入骨，巴不得连根拔除。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弗洛伊德会这样捏造并宣扬有关自己的神话与迷思；更让人不解的是，弗洛伊德难道不知道那些声明与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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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事实”，而是子虚乌有？在维也纳，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点，纷纷谈论弗洛伊德的这种“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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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来分析他，并得到答案：这些迷思也是他说溜嘴的“语误”。即使他自我剖析、高度坦诚，并自律甚严，也无法面对一些深层的现实与创痛。我们就是从弗洛伊德那儿学到，这种“语误”绝非无关紧要。如果有一本“弗洛伊德正传”的话，里面的他该是个严厉而唯一的神——如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或是《旧约》中的耶和华。从他的“语误”来看，他则是永远不得解脱的普罗米修斯。在弗洛伊德所有的作品当中，最常提及的神话人物就是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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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家虽非维也纳人说的“巨富”，然而也算是生活无忧的中产阶级。他出生于1856年，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那时的维也纳刚快速地发展成都会。他们家位于旧市区外，是个四五层楼高的“深宅大院”，里面有点阴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只有一个浴室，不过还是相当宽敞。而且像那种“中产阶级”家中总有两三个仆人，每周另有女清洁工来家中清扫，还有裁缝每个月来缝制新衣。他们常在维也纳近郊的温泉或山上消暑；星期天全家人到维也纳森林散步；孩子都上中学；家中藏书甚丰，音乐声不断；此外，他们每星期都上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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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弗洛伊德一家人过的生活。他的弟弟亚历山大曾为商业部出版了一本有关铁路运费关税的参考书籍，当时主事的商业部长就是我父亲。这个弟弟就对弗洛伊德的说法表示愤怒，不知道哥哥何以坚持自己“家境清寒”，这样对死去的父亲简直是种侮辱，因为他实在是让家人衣食无缺的好家长，而且培养每一个兄弟上大学。弗洛伊德年轻时，有三四年以上在巴黎求学，甚至在完成医学和专业训练后，还靠家人资助，过着相当舒服的日子，口袋里总有钱可以买书、听歌剧或看戏。当然，他们不是有马车代步的“有钱人家”，但是弗洛伊德一家到维也纳附近的温泉胜地巴登或弗斯楼过暑假时，总会租一辆马车。而且，弗洛伊德从巴黎学成归国开始执业后，因为治疗精神官能症的技巧显著，求诊的病人一直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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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很早就得到学术界正式的认可。在奥地利，医师只要能得到“教授”的头衔，就好比拥有自行印钞票的执照，收费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多达原来的三四倍。正因为如此，不到60岁的奥地利医师，很少有人可以荣获这个头衔，然而弗洛伊德不到50岁就拿到了。这个头衔本来是特别留给大医院的主任，以弥补他们不开业损失的利润，并奖励他们的义诊。即使弗洛伊德未曾在大医院行医，而且只收自费的病人，他还是被尊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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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一再地诉说自己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歧视，比如大学医学院提供他神经医学讲座的教职时，他得到的不是“正教授”的头衔，而只是“副教授”。事实上，大学医学院的讲座规定是法律制定的，有任何更改，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在医学院所谓的“正教授”资格都属于比较“旧”的学科，也就是18世纪设立的，如内科医学、产科学和外科，其他科别的讲座都只是“副教授”。在大学医院具有领导地位的教授，例如神经科提供给弗洛伊德的职务，过一两年就可升格为“正教授”。其实，弗洛伊德进入大学医院的时间，就比任何一个维也纳医师都早。因此，若是弗洛伊德不谢绝这个机会，早就拿到“正教授”的头衔了。然而，他却敬谢不敏，后来还抱怨身为犹太人的他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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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期，不管一般维也纳的小店主或是工匠多么反犹太，法律也好，政府机构以及“受过教育”的人也好，特别是维也纳的医学界，都反对这种歧视行为。在弗洛伊德行医时，约是从1880年到20世纪初，维也纳医学界多数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即使不信犹太教，也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根据奥匈帝国史学权威麦卡特尼（Ｃ. A. McCartney）的研究，1881年弗洛伊德开始执业的时候，维也纳六成以上的医师都是犹太人；到了1900年，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讲座、各大医院主任、军方外科总医师、皇帝御医以及为皇族接生的产科医师，几乎都是犹太人。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声称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才不能得到神经医学正教授的资格，实在有违事实。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跟他执业、在医学上的地位，以及是不是为维也纳医学界所接纳，根本没有关系，特别是这个医学界本已是犹太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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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维也纳医学界发现弗洛伊德令人无法苟同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医学界相当“犹太”。第一波反对弗洛伊德的声浪就是精神分析的信仰者所发出的，他们宣称弗洛伊德破坏犹太的医学伦理，说他不仅不肯办义诊，还口口声声地说精神分析不可免费，如果不收取相当的费用，病人从治疗中得到的好处就很有限。对大多数秉持犹太传统的维也纳医师来说，弗洛伊德简直是“不道德”。当然有很多医师是以赚钱为目的，包括一些人称“吸血鬼”的犹太医师。在不得不注重那些“吸血鬼”的医术时，一般医师还是会把病人转介给他们。但是大家还是认为这些“吸血鬼”是可耻的。然而，即使是最可怕的“吸血鬼”在大学医院当主任的同时，还是会照顾贫苦的病人；尽管贪婪，依然大力宣扬医学伦理和无私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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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就不一样。他耻笑这种做法，直接向最崇高的犹太医学伦理挑战。他把行医当做是一种“交易”。更糟的是，维也纳医师开始猜想：说不定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就心理障碍或精神治疗而言，坚持高收费有“疗效”而且“无私”，实在是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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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困惑的是，弗洛伊德坚决主张医师和病人之间不可有任何情感。做医师的当然都知道对折磨、死亡、痛苦，必须习以为常，而且要无动于衷。因此，医师不治疗自己的家人是很合理的。然而，医疗信念的中心思想就是——关爱和照顾是适用于任何病症的处方。当然，没有爱心，也可治好骨折，但是有爱心更佳，而且受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一位有爱心的医师。弗洛伊德却要医师摒除同情心，不可对病人发生兴趣。他还说，关爱对病人有害无益，因为这样病人会变得更依赖，阻碍疗效。所以，不要把病人当做是自己的兄弟，而应将他们视为“物体”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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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原本救人一命的医师就有可能沦为“工匠”。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这都和他们当初行医的使命相悖，等于是公然侮辱他们的自尊和专业。更令人难堪的是，许多人由此产生怀疑，至少从精神分析的层面而言，弗洛伊德或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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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一位犹太资深外科医师哈耶克（Marcus Hajek），不但是大学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而且拥有“正教授”的头衔。有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饭时说道：“假如弗洛伊德说的没错，精神分析就是一种麻醉药了。当医师的不管其中的危险性，故意让病人上瘾的话，不但是犯罪的行为，也有违医者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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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神分析当做是治疗和科学方法来讨论，比探讨其伦理价值的来得多。弗洛伊德是属于维也纳“现代医学”的第二代。所谓的“现代医学”，历经一个世纪以上缓慢的孕育过程，最后终于在维也纳开花结果，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出生的前几年。到了弗洛伊德那一代已意识到，医学所能成就的和“前科学时代”的医学，也就是莫里哀戏剧里那些可鄙的庸医所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现代医学”不仅能做诊断、治疗，且是一门可学、可教的学问。那一代的“现代医学”成果非凡，比方说细菌学的研究发展，使得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能力大为提升；借助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由于消毒和无菌的进步，使得病人在接受手术后，不会因感染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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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700年，由于荷兰的布尔哈夫医师（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ve， 1668—1738）：第一位临床医师教师，通过学生对日后爱丁堡、维也纳和德国的医学教育产生影响，被公认为新的医学教育体系的创立者。）以及英国的西德纳姆医师（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英国医师，公认的临床医学及流行病学的奠基人，因为强调对患者要详细观察并做出精确的记录，故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的出现，医学才不再是江湖郎中的信口开河，并脱离了以往空洞的理论与臆测。疾病都是特别的，有其特殊的缘由、症状与治疗方法。细菌学的大胜利就是由弗洛伊德那一代的医学所缔造的，正因为他们证明了每一种感染都是很特别的，因为某种特殊的病菌，由独特的带源者传播，如跳蚤或蚊子，并以某种方式对特别的组织产生作用。在现代医学史上，一旦忘记布尔哈夫和西德纳姆给我们的教训，如主张顺势疗法的哈内曼学派（哈内曼学派：由德国医师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 1755—1843）创立。），很快地就会被人讥笑为“无稽之谈”（弗洛伊德出生时，哈内曼刚好过世）。然而，精神分析学派却认为所有的精神失调都可依循一个通则；许多执业者（虽然不包括弗洛伊德本人）还宣称，精神病是“情感的”而非“肉体的”疾病，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表现出潜意识里的性压抑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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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在1900年左右，维也纳医学会曾在派对中演出一出讽刺短剧，模仿莫里哀的剧作《想象的病》（Le Malade Imaginaire）。其中有个庸医说道：“如果病人爱上母亲，是因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亲，也是同样的精神病。不管是什么病，原因都一样；不管原因为何，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式也相同：21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收费奥币50克朗。”（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爱上母亲或是仇恨母亲，都是同一种心理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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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对精神分析的嬉笑辱骂，却又一针见血，弄得哄堂大笑。有一位精神分析医师告诉我，那天他就在场，那时的他还是位医科学生，不但不以为忤，甚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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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熟悉医学史的人来说，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令人质疑，那么效果呢？医学会领导人物看过太多的病例，知道医学并非纯然理性，有些是神奇而无法解释的。因此，精神分析就着重于效果的发表并强调对比试验。维也纳医师要求精神分析的效果时，不禁感到困惑。弗洛伊德本人是精神治疗大师，这点不容否定，但是精神分析的效果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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