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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方面来看属于弗洛伊德那个圈子里的人——他们所受的德国文化教养动不动就搬出德国诗人与作家、德国大学预科里的人文主义、强烈的瓦格纳主义（Wagnerianism）以及德国人文教育下的美学传统［其品位皆源自于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可见他们根本无法褪去强烈的犹太气质。他们开的玩笑也是犹太式的——笑话最可以表现出内心的真实，这个信念也是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非犹太人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忍受，乖僻、陌生，甚至望而生厌，不得不去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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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点至少对弗洛伊德自己而言，是这位大师无法正视的。他必须找个理由来归罪别人，因此又产生另一种“语误”——众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乃至压迫。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瓦格纳·尧雷格（瓦格纳·尧雷格（Wagner Jauregg，1857—1940）：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因通过人工诱导疟疾治疗梅毒性脑膜炎，首创休克疗法成功，获1927年诺贝尔医学奖。）与另一家医院神经精神部门的主任想要参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前者是著名的精神科医师，也是维也纳大学神经精神科的主任，后者的职位本来该由弗洛伊德担任的，弗洛伊德却拒绝了该院的邀请。这两位都不是犹太人，因此被公然拒之门外。但是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是这两个人排斥他的，因他是犹太人而不认可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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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需要一种“语误”来自圆其说，事实上，是他自己无法去除自身的犹太成分。那样做的痛苦是他无法面对并接受的。他只好在最后的巨著《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中，把摩西变成一个非犹太的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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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的“语误”中，最为重要且透露最多真相的要算是——维也纳的医学界故意“忽略”他。他必须压抑自己不去承认他们把他排拒在外的事实，因此只能假装大家不讨论他的事、不怀疑他，也不排拒他，只是把他“忽略”了。我怀疑，弗洛伊德心中和很多人一样，对精神分析的方法有所怀疑。但是，他无法深究这些疑点。如果就这些疑点提出讨论的话，等于是强迫自己放弃自己的主要成就：他那极其“科学”与理性的理论，已超越了理性主义，进入“潜意识”的境界，也就是到达梦与幻想的内在空间，如托马斯·曼所言，已走入“虚构故事”的非科学经验，亦即“小说”这种文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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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领悟到，启蒙时代盛行的理性主义不能解释感情的动力，尽管现代医学是其最伟大的成果。此外，他无法放弃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科学观。到死时，他仍坚持精神分析是极“科学的”，相信心理的运作可以用理性和科学的名词来解释，亦即用化学或电流的现象或物理学的定律来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旨在使科学理性的世界和非理性的内在经验合而为一，这可是了不起的努力；也代表超理性的弗洛伊德（启蒙主义之子）与梦想者弗洛伊德（灵魂深处的诗人）合为一体。这种合成使得精神分析异常重要，而又格外脆弱，为精神分析本身带来冲击，也使之合乎时代需要。19世纪的思想体系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至深，如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凯恩斯。这三者的相同点在于结合科学与神奇，强调逻辑与实证研究，并导向“非理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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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很清楚自己的立足点相当狭窄，再过去一寸就落入荣格的东方神秘主义，进入神话乃至民族经验、易经八卦、巫师和女妖的世界；也有可能掉进另一个弟子赖克（Otto Reich）所划的“宇宙能匣柜”（宇宙能匣柜(orgone box)：为维也纳心理学家赖克（1897—1957）所创。他在1934年与心理分析运动决裂后，专注于“宇宙能”的研究。他认为心理疾病是“宇宙能”不足所致，故须将病人放在一个特制匣柜中治疗。他也把这个制品当做商品来治疗癌症，后因陷入官司，死于狱中。）里；若往另一方向再走一寸，就是阿德勒的“过度补偿”（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ion)：1907年阿德勒撰文论述“器官低劣研究”，和个人如何补偿和过度补偿的缺陷。论文叙述其童年患软骨症的亲身经历。），借由这种过度的转换作用，原来的“自卑情结”便为希腊英雄般的“自我膨胀”所取代。因此，弗洛伊德一定要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要不然他那一套就成了宗教治疗师的魔法，或是18世纪超理性主义者徒劳无功的手法，如颅相学（颅相学（phrenologists）：由头盖骨的形状和大小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心智能力的学问。）或是带着电击棒的催眠师。所以，在弗洛伊德的陈述中，临床治疗的科学方法和“宇宙哲学”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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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知道弗洛伊德所要维持的那种平衡是多么岌岌可危，因为那种平衡到今天已被破坏了。就其科学而理性地对大脑作用的探讨而言，弗洛伊德所预言的——大脑及其疾病与身体其他部位一样，会受制于化学治疗、饮食、手术和电流治疗等，这些已经可以证明了。然而，弗洛伊德所处理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感情”，现在因应的方法并不能假装是属于科学领域的，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清楚地来说，该是“迷信”。例如，超越的冥想、意识精神的提升，或是精神动力学（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研究精神行为中的各种现象和相关问题的学说。）的技巧。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们和弗洛伊德那一代的人已经大不相同了，似乎可以接纳世界变成好几个不相容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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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洛伊德还是得维持住那种平衡，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这一点。弗洛伊德没有把他思考的过程记录下来让他人研究。没有一个大思想家像他一样，在呈现完工的建筑物供大家观览之前，就把脚手架小心翼翼地拆下来了。但是他知道自己还是需要把理性和非理性合成在一起。他一定了解即使只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一讨论批评者提出的问题，他的理论就会在瞬间崩溃了：亦即方法论的问题、有关“效果”的定义、控制试验的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所得出的效果都如出一辙或近似等等（包括一些极神奇的病例）、精神分析的两元性格（既是科学理论，又是治疗法），以及个性的迷思与人的哲学等等。为了自己的理论，他只好忽略以上种种问题。而且，他必须假装，特别是对他自己，表示维也纳的医师忽略精神分析，并借此对他们“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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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真实的弗洛伊德要比传统迷思中的弗洛伊德有趣得多。他实在比寻常人复杂——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剧英雄。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在是薄弱，他企图把笛卡儿的理性世界与灵魂的黑暗世界合而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问题，然而，终究会支撑不住。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理论仍然非常迷人，透露出不少玄机，而且深深地触动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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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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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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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Count Traun-Trauneck）和女伶玛丽亚·米勒（Maria Mueller）是我父母的密友。他们住在维也纳近郊一个独立自足的村落，到我们家很方便，穿过一片葡萄园和果园就到了，约莫20分钟的路程。但是，他们一年却只到我家两次，就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大家都称玛丽亚·米勒为玛丽亚小姐，她是维也纳最著名的“柏格剧院”的领衔女角。这家剧院本是皇家剧院，玛丽亚小姐不但参与演出，也是制作人和舞台经理。她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督每一场的演出，所以不管当天是不是有她的戏，她都会待在剧院，除非剧院休息，也就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圣诞节和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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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和玛丽亚小姐得以在圣诞节和新年那两天光临。他们总是到得挺早的，在吃中饭前就抵达了，并为我们带来美酒与鲜花。陪同他们前来的，是伺候伯爵多年的男仆和常伴玛丽亚小姐的服装师。饭前，他们总和我父母闲话家常。和其他来客不同的是：我们总和他们用英语交谈，事实上，他们俩独处时，也只说英语。英语和德语，说来都是玛丽亚小姐的母语，只是她的英语有些微的德语口音，反之亦然。伯爵虽具奥地利皇家血统，但是他的维也纳德语有很浓的英语腔。用过中饭后，玛丽亚小姐总是禁不起我们再三请求，只好为我们朗读或背诵一段。这不只是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一整年最期待的一刻，家里所有的女仆、厨子和住在邻近与我们熟识的小朋友也会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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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听过比玛丽亚小姐的声音更为优美动人的——一种温暖、震颤的女中音，似完美的木管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亦如巴洛克管风琴所发出的声音，而且能够控制音色，借由音调、节拍和抑扬顿挫的改变，完美无瑕地呈现每一丝情感和每一种特色。同样的音律，她可从最弱发到最强，或从最强到最弱。她是舞台上最后，也是最伟大的诗歌朗诵者，她知道如何以口语表达韵文之妙，而非只是大声念出；她晓得怎么样控制呼吸，用何种语调才能使诗歌听起来像自然的言语。她不是名演员，严格说来，她不能算是“女演员”，而是“演讲者”。她在舞台上，除了加一点点一般的手势，几乎一动也不动，只是站在那儿说话，然而，却像圣灵降临那一阵狂风飒飒，使现场观众为之一颤，全神贯注地听她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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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出剧和其中的角色，她都了如指掌。在圣诞和新年的午后，她为我们朗诵的部分，多半出自德国主要的诗剧，如歌德的《依芙吉妮》（Iphigenie）或席勒的《奥尔良姑娘》（Maid of Orleans）和《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 Stuart),以及她所喜爱的希腊名剧，特别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Medea)。当然，她是以英语朗诵的，因此最常念的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如《李尔王》、《暴风雨》，还有她本人情有独钟，也是我最喜欢的《辛白林》。在不同的剧目中，她会插入一首短诗，像荷尔德林（Hlderlin）或诺瓦利斯（Novalis）的作品，当然更常吟咏的是英国诗人但恩（John Donne）和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小诗。那两位如今名震于世的英国诗人，那时却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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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坐在愈来愈沉的暮色中听她朗诵，不敢惊扰她。不久，灯火通明，大家鸦雀无声地享用简便的晚餐。之后，朗诵的作品总是弥尔顿的《失乐园》。节目的最后通常以一两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结尾。然后，她停下来，问我们是否要再挑另一本书。这是暗示她的服装师该出现了，她从中午过后，就一直躲在父亲书房的一角。这时，她前来向大家行礼，说道：“玛丽亚小姐，您明天还有得忙呢。”宴会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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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被玛丽亚小姐的声音迷住了，因此一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没注意到伯爵。他也刻意不引人注目。然而，他从未让玛丽亚小姐离开他的视线之外。如你一瞥他所在的角落，就会发现他一直凝视着她，而且总是坐在暗处，面对众人的总是身体的右侧。因为，他整个左侧已严重受伤，变成可怕的畸形。即使他左半边脸有黑色的罩子，别人还是看得到他那被撕裂的左眼窝和暴突的眼珠。他整个左脸颊松松垮垮的，满是恐怖的疤痕，左手也断了，取而代之的是覆盖着黑色小山羊皮的假肢，末端有个钢钩，可让他握住杯子或是转动叉子进食。他的左脚跛得很厉害，显然，左脚也受了重伤。然而，他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残缺，也不会因此感到尴尬，不过他还是尽可能躲在人家注意不到的地方，或是以另一边完好的脸庞和身躯向着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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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初中期，即使是年纪很小的孩子也知道不可对这种畸形表现出好奇心，更不可以多嘴。有人说，伯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的伤，这种伤兵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家的女仆埃米告诉我们，伯爵是在攀岩时发生意外受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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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伯爵带领着一群人首度远征阿尔卑斯山的泰洛林峰。有一个队友被落石击中，昏了过去。身为领队的伯爵因此卸下身上的绳子，准备爬下去救那个受伤的队友。他成功地把队友拖到落石击不到的安全地带，自己却不幸被击中。由于没有绳索的保护，他笔直跌落到数百尺下的大岩石上。大家都不抱任何希望，认为他必死无疑，只有玛丽亚小姐深信他一定可以活过来。她寸步不离地照料他，不知过了几个月，伯爵才慢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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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和玛丽亚小姐的故事，也是埃米跟我们说的。我们的父母从来不会在朋友的背后道长论短，我们自己也觉得随便发问有失教养。根据埃米的说法，伯爵和玛丽亚小姐是一起在英国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朋友，也就是在奥国的驻英使馆。伯爵的父亲曾任大使多年，而玛丽亚小姐的父亲则是一名士官，也就是大使身边的护卫。伯爵和玛丽亚小姐从小就坠入情网，虽然伯爵的家人极力反对，他们俩还是决定，一完成学业就结成连理。伯爵在维也纳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表妹（当然也是位女伯爵）死心塌地爱上了他，并威胁伯爵娶她，不然她只有一死。这个表妹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常常深陷沮丧之中。伯爵出于同情心而娶她为妻，希望她能因此恢复正常。然而，这么做还是徒劳无功。埃米说，新娘就在新婚之夜发了疯，从此必须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隔离病房。在旧奥不得以配偶有精神病为由，诉请离婚，身为天主教徒的伯爵因此终身不得再娶。然而，他和玛丽亚小姐还是住在一起，表面上住在不同的楼层，后面却有梯子相通。在奥匈帝国解体后，离婚和再婚都已是法律许可时，伯爵因此提出和元配离婚，并迎娶玛丽亚小姐。玛丽亚小姐却反对，虽然她自己已不是天主教徒，但只要伯爵还是，她就不让伯爵为了她触犯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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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的丈夫本是刑事组的警探，婚后不久，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殉国。埃米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听了太多堕落与邪恶的故事，变得愤世嫉俗，特别是对男女间的关系。她还是个火药味十足的社会主义者，对所谓的阶级或头衔，根本不屑一顾。至于她认为“有价值”的事，则想象力大发，日常看的浪漫轻歌剧、星期天报纸的连载小说以及费尔班克斯（Ｄouglas Fairbanks）早期的电影……都在她脑中发酵，从而跑出坏心的继母、被调包的婴儿以及曲折离奇的罗曼史。故事中，真正的继承人最后一定得以验明正身，并迎娶客栈老板贤淑的女儿为妻。她明确表示，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就是“身价非凡”的人。我们这些孩子听她说起伯爵受伤的经过、他那美丽而疯狂的新娘，还有童年时与士官女儿的恋爱等，不免过度地加以怀疑。但是，日后我慢慢发觉，伯爵的故事并不是她一手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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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和玛丽亚小姐的确是在伦敦的奥地利使馆一起长大的。伯爵是资深外交官之子，母亲是英国贵族，和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有亲戚关系。玛丽亚则出身农家，父亲被征召入伍后，担任大使馆的护卫，母亲就做使馆里的洗衣工。伯爵念的是英国有名的公学，是耶稣会教士依照伊顿（Eton）和哈罗（Harrow）的理想创办的，学生多半是英国天主教贵族之子。之后，伯爵进牛津大学研究现代史，后来才又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所以，他的英国出身与教育仍表现在口音中。那时，玛丽亚也完成了艺术的学业，并为柏格剧院所招募。此外，伯爵的确有个关在精神病院的太太。她去世后，也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伯爵和玛丽亚就悄悄地结婚了，然而他们并未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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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山难的事，也是真的。我父母和伯爵的结识正是由于那一次意外。母亲在年轻时，对攀岩和登山非常热衷，同好者自成一个亲密的团体。多年后，在父母都过世后，我在他们的文件堆中发现一张照片，其中一个少女就是母亲，那时的她应该还不到18岁。她攀附着一条绳索，带头的就是面容仍完好无缺、年轻的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跟在母亲后面的是和伯爵差不多年纪的玛丽亚。那次意外之所以会发生，正因伯爵奋不顾身地援救队友。我后来才知道，那名队友就是母亲爱慕的表哥。过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表哥被派到意大利前线，不久就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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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一切，让人不禁对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感兴趣，至少我已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我发现父母亲虽很喜欢玛丽亚，和我们一样为她着迷，对伯爵却抱着敬而远之，甚至冷漠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伯爵是全奥地利最有能力的人啊。真遗憾，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母亲轻轻地加上一句，也许父亲没有听到：“唉，他不得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