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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899 听了这一切,让人不禁对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感兴趣,至少我已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我发现父母亲虽很喜欢玛丽亚,和我们一样为她着迷,对伯爵却抱着敬而远之,甚至冷漠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伯爵是全奥地利最有能力的人啊。真遗憾,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母亲轻轻地加上一句,也许父亲没有听到:“唉,他不得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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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01 伯爵担任的官职可说是微不足道,只是国家图书馆主任的助理,协助图书馆的财务和管理工作。他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谈谈天气或是说孩子长得真快等客套话,或者问我们最近在剧院里看玛丽亚小姐演出的感想如何(也许该说是“聆听的感想”吧)。每回大人们在谈话时一提起伯爵的名字,就会肃然起敬地说:“什么?你认识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啊!他可真是个奇人,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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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03 显然,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不只是玛丽亚的伴侣而已。但是,我看到的他,总是和玛丽亚形影不离,然而她那极具魔力的声音总是让我们忘了一切,包括伯爵的存在。直到我长大成人,差不多要离开维也纳时,偶然间我和伯爵有了密切的接触,做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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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05 我在差不多14岁的时候就知道,中学毕业后,我将尽快远离维也纳和奥地利。离高中毕业虽还有一年半,但我已下定决心。我想,离开维也纳最快而且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德国或英国的银行或商行当练习生。若能如愿,我就不必再枯坐于学校的板凳上了。那时的我,觉得学校的老师教得乏善可陈、令人生厌。我和我自己的能力对谈,最后一致同意:我已经在学校坐得够久了,该是离开的时候了。我想成为大人中的小大人,不喜欢被当做毛头小子的感觉,也不爱和那些停留在青少年阶段的大学生混在一起。我要自食其力,获得经济独立。此外,再支援我上四年的大学,对父亲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虽然他不以为苦,反而相当乐意。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维也纳的生活水准来看,我们是够富裕了,但那是因为战后的奥地利已变得一贫如洗,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的家境算是不错。但家人已决定把弟弟送进医学院就读,对家中经济,这可是不轻的担子。我想,至少现在我可缓解父亲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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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07 那时,不上大学并非是什么有失颜面或是危及前途的事。如果你不想浪费四年坐在课堂里,没有人会说你“不行”。你已是有责任感而成熟的大人了。此外,进欧陆的大学和“学养”不一定相关,你获得的只代表某种“教育程度”,离专业还有一段距离。所谓的“人文教育”到中学毕业就结束了,至今仍是。之后,应是接受法学、宗教、医学或是工程等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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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09 当时欧洲还有一项传统——虽然比起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赛尔等商业都市,奥地利比较不强调这点——那就是“好人家”里最能干的儿子是不上大学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从14岁起,他们就开始学习商业实务。几年后,我在汉堡做“练习生”时,和一个贵族家庭熟识,他们家兄弟中有一个是历史悠久的大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自己就是家中最聪明、最有学养的人——很多人都同意他的说法。当然,他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从商了,并且瞧不起自己的两个兄弟,说他们是“愚蠢的汉森人”。其实,这两位之中,一个是欧洲北部最好的法院“汉森高等法院”院长;另一个则是欧洲北部最大的新教徒组织领导人,倡导新教复兴,更是瑞士神学家巴特(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瑞士基督教神学家,1919年发表《罗马书注释》,在此书的影响下出现了辩证神学派。)和美国的尼布尔兄弟(尼布尔兄弟:理查·尼布尔(Richard Niebuhr,1894—1962),美国神学家,普世教会运动兴起之前,对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著作有《宗派主义之社会根源》和《基督与文化》;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美国神学家,曾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鼓吹“基督教的现实主义”,著有《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等人尊敬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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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11 我知道,进商业界做“练习生”并不等于放弃大学学位,还是可以一边做全职工作,一边取得博士学位,特别是法律方面。我身边就有好几打人物是如此。然而,又要工作,又要念法学院,实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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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13 近来海军上将里科弗(里科弗(Hyman Rickover,1900—1986):美国海军将领暨工程师,曾参与发展世界首座核子动力引擎。)提出了他的教育理念,拿“努力不懈”的欧洲大学生和美国“由你玩四年”的大学生相比较。他的说法在今天也许有几分道理,但我心中仍存疑。五六十年前,美国高等教育界的确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正如当时欧洲人认为每一个美国人不但是浸礼会教友,而且是百万富翁一样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不管是以德语为主的国家、北欧国家,或是意大利,所有的法律系学生都差不多,无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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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15 在我年少时,若有人告诉一个老太太,说他是“大学生”,这个老太太就会问他:“你是到校上课的学生,还是自修法律的?”当年,注册或付学费都可以用邮件办理,几乎只要申请奖学金,学费都可以得到减免,而且不必到校上课。没有学期考试,也不用写报告,只要在四年后参加毕业考试就可以了。因此,大多数的学生都去补习,临时“填鸭”几个月,就可过关。(我也试着去上过一两个晚上的补习班,但后来觉得完全没必要,就不去了。埃尔莎小姐的练习簿胜过任何补习班。)纵使是法学院的全修生,也不必四年苦读,一心放在法律上。在这四年中,1/3的时间是“性”,2/3的时间是“酒”,构成“乐陶陶”的大学生涯。不过,我确信,以上两点,不用做全修生也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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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17 然而,做事就等于是“从商”。我们家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没有英国士绅看不起“下层社会”那种狭隘的偏见。我们家族成员中就有一个是生意人,也就是姑姑的第二任丈夫。她的前夫是个心脏科医师,在大战中阵亡。她后来嫁给一个匈牙利人,一家非常大的木业公司的老板。然而,我们在谈到这位姑夫时,措辞还是尽可能谨慎,说他曾是非常专业的军官,还是位将军呢,到了1918年匈牙利军队解散了,才不得不进入家族企业。我的父母有一个好友是经营纺织厂的企业家,但是在介绍他或他的子女给我们的玩伴时,我们总是强调,他本来是个风景画家,在他父亲死前曾开过画展,但父亲早逝,只好担起经营家族产业的重任。银行业呢,还可以,只要他们有大学文凭,但是工厂或商行的“练习生”就会让人说:“很好,不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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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19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进维也纳大学。毕竟我们家族出身的,不是官员,就是律师或医师。他也怀疑我可能没有从商的本能和天赋。这点是不错,但对我而言,最大的压力就是逼我成为大学教授。不知有多少叔叔、伯伯、表哥、堂弟等亲友,把我团团围住。他们都是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瑞士、德国等大学任教的教授,也有在牛津和剑桥的,教法律、经济、医学、化学、生物学的都有,甚至有教艺术史和音乐的。乍看起来,教书生涯实在不错,可以放长长的暑假,责任又少。当然,更别提那尊贵的社会地位——“教授阁下”,在奥地利这样的地位更胜于在德国,甚至比有土地的“贵族”更令人钦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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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21 但是,要成为教授,就得留在维也纳了,因为我没有理由去别的地方念大学。然而,我认为在学术界“够格”并不等于“杰出”,取得那稀罕的教授头衔对我来说,是不能让我就此心满意足的。(此外,在维也纳上大学我还是得想办法自食其力。)于是,我就争辩说,从商只要做个二流人物,我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从商的目的就在赚钱,二流人物也可赚很多钱。但是,进入学术界则不然,非得做一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我知道我能写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做好研究并进行学术性的思考。就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想不如试试自己的能力,如果发现自己不是块学术料子,就干脆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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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23 但要研究什么呢?我很清楚自己的兴趣是在政府、政治史、政府机关,甚至经济方面。在欧洲这些都是法学院教的东西。因此,我向汉斯姨夫请教——他是著名的法学学者,后来成为柏克莱首屈一指的法学专家,于1970年过世,享年90多岁。小小年纪的我问他,在法律哲学里最难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解释刑罚的理论基础。”因此,16岁的我就决心研究这个问题,并计划写一本书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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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25 为了研究,我必得到图书馆去。公立图书馆是美国的理念,在我少年时代,欧洲的图书馆是只让书进来,把人赶出去的。就以维也纳的大学图书馆为例,甚至不准学生自由进出,只能在特别的阅览室里读指定的书。只有卓越且有终身教职的学者能够借书,然而他们仍不能直接从书架拿书。尽管我有很多叔伯阿姨是大学教授(我父亲本人也在大学任教多年),但还是不得踏入图书馆。幸好,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在国家图书馆任职。他很高兴让我以他私人访客的名义进入,并允许我在他办公室旁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阅读我想看的任何一本书。因此。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到那儿,沉浸在法律哲学和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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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27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术语。那次的震撼非比寻常,且在我心灵上烙下永恒的创伤。很快地,我也发现为什么汉斯姨夫认为法律哲学里最难的就是刑罚的问题。果然,这是个相当棘手、复杂的难题。每一个伟人的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至休谟(Hume)、边沁(Bentham),以及现代的庞德(Roscoe Pound)、埃尔利希(Ehrlich),以及我的汉斯姨夫,对于刑罚,都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报复、保护社会、仪式性的涤清作用、感化,或是防范等。然而,不管他们对刑罚的认知为何,最后都认为还是要有刑罚。从古至今,不论在何种文化、文明,或是法律规范下,刑罚似乎大同小异:死刑、毁伤四肢或器官、放逐、监禁或罚金。很明显地,在每一个文明和文化之中,都有刑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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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29 那时的我,不太喜欢刑罚学,现在的我亦然。但是,懵懵懂懂地读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些伟人可能都弄错了。如果有一打的解释都有完全不同而且相当清楚的前提,最后的结论却相同,那么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可了解——那些都只是推理,而非解释,且偏离问题。对我而言,重点应该不是刑罚。刑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如何为这件事辩解,刑罚还是无所不在,反而需要解释的是犯罪。我想,那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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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31 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只有两本小册子和我思考的路径差不多,都针对犯罪而发。这两本手册的作者我从未听过,名叫“卡尔·隆特”(Karl Raunt)。每一本约略只有20页,1905年左右出版的,还算是近年的作品。书皮是红色,而非暗沉的手制皮革色,封面印着锤子和镰刀(锤子和镰刀: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代表工人和农民团体的联盟。),题为《国际社会主义者手册》。书中论道,犯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若干年后,只要社会主义一实现,犯罪就不是重大的问题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简直是天真之极,差不多是幼稚了。到处都有证据显示,犯罪已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不管是何种经济、社会或政治结构都一样。在我读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已是1925年,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16岁的我不禁好奇,作者为何这么写?事实上,另外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何在我说出研究主题时,图书馆恰巧跑出这两本书?大抵而言,这两本手册的写作风格还算严谨,即使作者只是辩解,没有解释清楚,他到底还是洞察到了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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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33 不过,我已经有结论了——我的计划已告失败,最好把所有的书归还给图书馆,谢谢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力襄助,并请父亲帮我在商行找个练习生的差事。但我还是想再看一眼那两本手册,因为我认为只有这两本书触及问题的核心。我站在窗边,手中握着书册,就在此时,门开了,伯爵走进来。他本想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但对我正在做的事,他似乎非常好奇。他看到我手中的红色小册子时,面露紧张的神色,问我:“这两本手册写得怎么样?”他的语气让我有所警觉,所以我只是淡淡地说,在汗牛充栋的书当中,只有这两本对于犯罪问题有所解释。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微笑着说:“这两本册子居然还在这儿。你知道作者是谁吗?”我摇摇头。他指着作者的名字“卡尔·隆特”(Karl Raunt)说:“你把姓的最后一个字母t搬到最前面看看。”我恍然大悟:“是特劳恩(Traun)!”他笑道:“卡尔是我的别名。我受洗时的名字是卡尔·法兰兹·约瑟夫(Karl Franz Josef)。身为政府官员,即使小到埋没在国家图书馆,也不能写什么社会主义手册。我想,或许有人会怀疑’隆特’可能原本是’特劳恩’,但还是没有人起疑。你想听听这个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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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35 他的故事说来话长,光是一个下午是述说不尽的。伯爵一旦开口,就停不下来了。这个畏缩而残废的人,心中不知藏了多少,一宣泄就如排山倒海而来。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眼前谈话的对象是谁,或许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话。他跟我说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失落的时代,一个断了线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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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37 “你知道吗,20年前的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主义者。那时,我们或多或少都可算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我比较能言善道。我明白,你今天看到那些手册,一定会觉得其中论点太过天真。也许晚几年,我就不会写出那样的东西了。成书时,我只有23岁,那时,我们都期待社会主义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社会。当然,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学说,也不在意经济的问题。我们关心的只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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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39 “老一辈的人,即使是令尊那一代的——他顶多比我大10岁吧——并不相信战争就要来临。万一真的发生战争,他们想,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像19世纪的战争,不出三个月就烟消云散了,欧洲依旧完好如初。我们则比较清楚实际情况。我们的发言人是饶勒斯(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1914年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学识俱丰,又长于雄辩。1904年成为《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一个认为他要将法国出卖给德国的狂热分子暗杀。)。听过这个人吗?”我说,是的,但仅闻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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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41 “他是欧洲最卓越的社会主义领袖,也是法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那个党当初是欧洲最大的政党,在法国也是最大党。饶勒斯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大战一开始,他就被暗杀了。多年来他一直警告大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席卷整个法国,把欧洲和文明破坏殆尽。但法国的政界和军方都不相信这种说法,只有我们知道他所指为何。那时,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了,这是自基督教以来第一次群众运动,即使社会主义党人没有选举,也没有国会,却是欧陆唯一最大党,在多国蔚为风潮,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当然还有苏俄。社会主义有纪律,也有领导人。从多次罢工运动可以看出,服膺社会主义的群众都相当听从领导人的指挥。此外,社会主义是致力于和平的——这也就是当年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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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43 “我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听过1911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吗?”我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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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45 “那次大会就在维也纳召开,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党都庄严地宣誓,将动员所有的党员反对欧洲发生战争。万一战事真的发生,就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我就是该大会的秘书长,当然已化名为’卡尔·隆特’。我们预定1914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另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为了那次大会,我几乎安排好所有的事宜了,不料却发生了意外。本来会上准备讨论在布鲁塞尔或是阿姆斯特丹设立永久的反战机构,我也将出任该会的秘书长。这就是当年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们所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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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2947 “你说的’我们’是哪些人?”我问道,“你们可有一个组织?属于这个组织的还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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