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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研究什么呢？我很清楚自己的兴趣是在政府、政治史、政府机关，甚至经济方面。在欧洲这些都是法学院教的东西。因此，我向汉斯姨夫请教——他是著名的法学学者，后来成为柏克莱首屈一指的法学专家，于1970年过世，享年90多岁。小小年纪的我问他，在法律哲学里最难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解释刑罚的理论基础。”因此，16岁的我就决心研究这个问题，并计划写一本书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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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我必得到图书馆去。公立图书馆是美国的理念，在我少年时代，欧洲的图书馆是只让书进来，把人赶出去的。就以维也纳的大学图书馆为例，甚至不准学生自由进出，只能在特别的阅览室里读指定的书。只有卓越且有终身教职的学者能够借书，然而他们仍不能直接从书架拿书。尽管我有很多叔伯阿姨是大学教授（我父亲本人也在大学任教多年），但还是不得踏入图书馆。幸好，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在国家图书馆任职。他很高兴让我以他私人访客的名义进入，并允许我在他办公室旁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阅读我想看的任何一本书。因此。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到那儿，沉浸在法律哲学和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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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术语。那次的震撼非比寻常，且在我心灵上烙下永恒的创伤。很快地，我也发现为什么汉斯姨夫认为法律哲学里最难的就是刑罚的问题。果然，这是个相当棘手、复杂的难题。每一个伟人的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至休谟（Hume）、边沁（Bentham），以及现代的庞德（Roscoe Pound)、埃尔利希（Ehrlich），以及我的汉斯姨夫，对于刑罚，都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报复、保护社会、仪式性的涤清作用、感化，或是防范等。然而，不管他们对刑罚的认知为何，最后都认为还是要有刑罚。从古至今，不论在何种文化、文明，或是法律规范下，刑罚似乎大同小异：死刑、毁伤四肢或器官、放逐、监禁或罚金。很明显地，在每一个文明和文化之中，都有刑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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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我，不太喜欢刑罚学，现在的我亦然。但是，懵懵懂懂地读了几个星期以后，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些伟人可能都弄错了。如果有一打的解释都有完全不同而且相当清楚的前提，最后的结论却相同，那么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可了解——那些都只是推理，而非解释，且偏离问题。对我而言，重点应该不是刑罚。刑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如何为这件事辩解，刑罚还是无所不在，反而需要解释的是犯罪。我想，那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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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只有两本小册子和我思考的路径差不多，都针对犯罪而发。这两本手册的作者我从未听过，名叫“卡尔·隆特”（Karl Raunt）。每一本约略只有20页，1905年左右出版的，还算是近年的作品。书皮是红色，而非暗沉的手制皮革色，封面印着锤子和镰刀（锤子和镰刀：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代表工人和农民团体的联盟。），题为《国际社会主义者手册》。书中论道，犯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若干年后，只要社会主义一实现，犯罪就不是重大的问题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简直是天真之极，差不多是幼稚了。到处都有证据显示，犯罪已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不管是何种经济、社会或政治结构都一样。在我读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已是1925年，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了，因此16岁的我不禁好奇，作者为何这么写？事实上，另外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何在我说出研究主题时，图书馆恰巧跑出这两本书？大抵而言，这两本手册的写作风格还算严谨，即使作者只是辩解，没有解释清楚，他到底还是洞察到了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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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已经有结论了——我的计划已告失败，最好把所有的书归还给图书馆，谢谢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大力襄助，并请父亲帮我在商行找个练习生的差事。但我还是想再看一眼那两本手册，因为我认为只有这两本书触及问题的核心。我站在窗边，手中握着书册，就在此时，门开了，伯爵走进来。他本想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但对我正在做的事，他似乎非常好奇。他看到我手中的红色小册子时，面露紧张的神色，问我：“这两本手册写得怎么样？”他的语气让我有所警觉，所以我只是淡淡地说，在汗牛充栋的书当中，只有这两本对于犯罪问题有所解释。他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微笑着说：“这两本册子居然还在这儿。你知道作者是谁吗？”我摇摇头。他指着作者的名字“卡尔·隆特”（Karl Raunt）说：“你把姓的最后一个字母t搬到最前面看看。”我恍然大悟：“是特劳恩（Traun）！”他笑道：“卡尔是我的别名。我受洗时的名字是卡尔·法兰兹·约瑟夫（Karl Franz Josef）。身为政府官员，即使小到埋没在国家图书馆，也不能写什么社会主义手册。我想，或许有人会怀疑’隆特’可能原本是’特劳恩’，但还是没有人起疑。你想听听这个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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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说来话长，光是一个下午是述说不尽的。伯爵一旦开口，就停不下来了。这个畏缩而残废的人，心中不知藏了多少，一宣泄就如排山倒海而来。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眼前谈话的对象是谁，或许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话。他跟我说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失落的时代，一个断了线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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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20年前的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主义者。那时，我们或多或少都可算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我比较能言善道。我明白，你今天看到那些手册，一定会觉得其中论点太过天真。也许晚几年，我就不会写出那样的东西了。成书时，我只有23岁，那时，我们都期待社会主义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社会。当然，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学说，也不在意经济的问题。我们关心的只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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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人，即使是令尊那一代的——他顶多比我大10岁吧——并不相信战争就要来临。万一真的发生战争，他们想，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像19世纪的战争，不出三个月就烟消云散了，欧洲依旧完好如初。我们则比较清楚实际情况。我们的发言人是饶勒斯（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1914年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学识俱丰，又长于雄辩。1904年成为《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一个认为他要将法国出卖给德国的狂热分子暗杀。）。听过这个人吗？”我说，是的，但仅闻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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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欧洲最卓越的社会主义领袖，也是法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那个党当初是欧洲最大的政党，在法国也是最大党。饶勒斯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大战一开始，他就被暗杀了。多年来他一直警告大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席卷整个法国，把欧洲和文明破坏殆尽。但法国的政界和军方都不相信这种说法，只有我们知道他所指为何。那时，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了，这是自基督教以来第一次群众运动，即使社会主义党人没有选举，也没有国会，却是欧陆唯一最大党，在多国蔚为风潮，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当然还有苏俄。社会主义有纪律，也有领导人。从多次罢工运动可以看出，服膺社会主义的群众都相当听从领导人的指挥。此外，社会主义是致力于和平的——这也就是当年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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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听过1911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吗？”我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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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大会就在维也纳召开，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党都庄严地宣誓，将动员所有的党员反对欧洲发生战争。万一战事真的发生，就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我就是该大会的秘书长，当然已化名为’卡尔·隆特’。我们预定1914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另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为了那次大会，我几乎安排好所有的事宜了，不料却发生了意外。本来会上准备讨论在布鲁塞尔或是阿姆斯特丹设立永久的反战机构，我也将出任该会的秘书长。这就是当年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们所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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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我们’是哪些人？”我问道，“你们可有一个组织？属于这个组织的还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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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没有所谓的组织，那不是我们运作的方式。令尊不是有个朋友叫马瑟尔·雷（Marcel Ray）吗？如你所知，他现在是驻法大使。但是，当年他还是索尔本（Sorbonne）的年轻德国文学教授时，就想组成一个组织，并想好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和平骑士’，足以和荣获法国高级勋章的荣誉媲美。但我们的一切还是相当非正式：没有会员制、组织，也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我们就是知道谁是同志，因为那时的欧洲要比现在小得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彼此都认识。我们一同爬山、参加派对、一起上学，因此大家都是朋友。当然，还有不少受过教育的富家子弟只会追逐享乐，比如在度假胜地里维耶拉狩猎、在印度猎野猪，或是追合唱团里的女孩。这些对有钱有闲的富人来说，都是无伤大雅而且花费低廉的娱乐。然而，这种纨绔子弟的行径到处可见，惹人侧目。因此，有许多人认为欧洲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大难即将临头。那时，特别是在奥地利、法国和苏俄还有很多人沉迷在美学当中，写了些不堪入目的诗，并自费用淡紫色的纸印刷。我保证令堂一定有一大箱这样的诗集。她可是相当有人缘的女孩子，那些年轻的自恋狂都送给她一本自己写的诗。”我说，是的，像那种可笑的作品，我在家里的确看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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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又继续说，“还有不少人像我们，想要追求不同的东西。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比方说马瑟尔·雷和他的夫人苏珊就是。你知道吗，苏珊就是弗兰西斯（弗兰西斯（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文艺批评家，关心社会问题，后逐渐倾向社会主义，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亲生女儿。”这点我倒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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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有办法，可以找到饶勒斯，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召开19１１年的和平大会。他就像所有年长的社会主义政治人物，非常多虑，知道自己在政界举足轻重，又怕被指控不爱国。但是这位雷夫人就说动了他。还有一群年轻的法国学者，如历史学家布洛克（Marc Bloch），以及许许多多具有潜力的政坛新秀，像赫里克（Edouard Herriot）很快就崭露头角，而且开始发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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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俄国也有朋友，例如，叫齐瑟曼（von Zissermann）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建造满洲铁路的军事工程师。有人告诉我，他现在正为中国军阀做事。你应该知道他太太，她可是维也纳有名的美人，最近才到满洲与夫婿重逢。还有一大伙德国年轻人、教授，像经济学家奥本海默，在海德堡跟着马克斯·韦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者之一，对社会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著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学习的研究生、韦伯的弟弟亚弗德，以年轻哲学家齐美尔（齐美尔（George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派哲学家。主要以社会学方法论的著作闻名。）为首的一群人以及一些银行家和经济学者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年轻银行家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现在已是德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大多数年轻有为的大学讲师和奥地利年轻政府官员也都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我想，你一定知道这几个人：令堂的表哥历史学家阿尔尼姆（Arnim），在我登山发生意外那一次，他也在场；你的汉斯姨夫和他三个兄弟，以及同事维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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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Verdross）。较长一辈的，像你的父亲和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还是自由派的，但是二十几岁的那一代了解，光靠自由主义是无法避免战争的。所以我们都转向社会主义这股力量，认为只有信守承诺、有组织，且有民众基础的社会主义才能阻止战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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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还可能以自由主义为信条，”他继续说，“正如你所知，我有一半英国的血统。家母还健在时，我一年会回英国四五趟，并会见当年在牛津一起求学的旧友。他们的生涯都在起飞的阶段，有的是大学教师，有些服务于外交界或印度，也有律师，还有些则是伦敦的银行家。然而，他们都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而且确信英国将会如19世纪般，置身于欧洲战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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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我们必有某种暗语或秘密组织，那就错了。然而，当年欧洲受过教育的一小群人已自成一个团体，每一个人都知道何去何从，也晓得同一个圈子还有谁，也都互相往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暗语来辨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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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我插嘴道，“为什么你们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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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失败，但当时社会主义尚未完善。欧洲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也就是我们仰赖的人，虽然缺乏勇气实践1911年维也纳大会的诺言，发动全面罢工，但确实是反战的。然而，即使罢工，结果还是一样。广大的劳动阶级，也就是爱好和平与提倡同胞爱的主力，像是一股不可收拾的火苗，使得爱国的烈火愈烧愈旺。现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胆大妄为的军人、外交人员或是商人，但是，真正希望引发战争的，则是那些极端的爱国主义大众。叫嚣得最大声的就是他们，因此后来整个欧洲都为战争所席卷。这正是饶勒斯警告过我们的——这一天也就会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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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会说今天在欧洲有投票权的社会主义者要比1914年以前多得多，然而那时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希望，而不是人数；今日的社会主义则不是如此。那个令人无可言喻的小丑墨索里尼，最了解这一点。战前，他就是最好战的集权主义者，总是想拉拢我们，帮他的报纸写文章。在1911年维也纳社会主义大会时，他大声疾呼，万一欧洲发生战争，他一定会使我们的’革命’成功的。然而，我想他看到了发生的事，恐怕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奥地利本地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党党员，都是可敬的人，远比今天在奥地利有权有势的神职人员要值得尊敬。假如我的职位显赫一点，像令尊一样的话，在两年前天主教取得政权时，也会和他一同请辞。但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虽是什么事都不愿碰，想明哲保身，然而由于胆怯或是经验不足，还是做出造成伤害的事。要是社会主义真的可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掌权，不是出现我们在俄国和意大利看到的那样，就是一个容易出现官僚主义的政府。哎，梦想已经远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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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继续说，“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你一定听某人说起过我的意外。醒来后，过了几个月，目睹战争的一切，我真想一死了之。我不时悔恨，想着如果当场死在那座岩壁下就好了。我也常羡慕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当然，那时我们有不少同伴都死在沙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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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小，因此不能理解。那次战争带来最大的伤痛，并不是毁灭了想要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希望，而是杀死了许多本来能拯救欧洲的人。整个领导层大半魂归西天。我在英国念的学校是耶稣会教士办的公学，毕业时班上有48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18个，其他的已躺在弗兰德斯的墓园里。我不是提过你的汉斯姨夫，也就是娶了你的格里塔阿姨的那一位吗？他有三兄弟，甚至比他还杰出，然而，现在却安眠在蒂罗尔的军官墓地。令堂的表哥阿尔尼姆也葬在那儿。他的运气真是好，因为我的援救，在那次意外中，得以逃过一死。不料，还是躲不过战争的魔掌。你知道那位汉斯姨夫最小的弟弟欧内斯特吗？”我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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