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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和布雷斯福德志趣相投，他们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文采，因此布雷斯福德很快地就成为这个团体的代言人并为他们发表文章。就在大战结束后一年内，对战争产生反省，反战的人物反倒成为英雄，不再是被社会放逐的人，且成功地取得工党的控制权，此时布雷斯福德似乎开始掌握权力了。工党政府首度组阁时，就邀布雷斯福德加入，至少想请他担任次长级的职位，然而他却无法为工党赢得一个本已十拿九稳的席位，因此失去了这个从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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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再次寻找下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他马上就找到了，也许可说是这个机会找上了他。就在选举失利后，有一个陌生人来拜访他。他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律师，也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却足足比布雷斯福德小16岁。这个人就是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之所以来访，是希望布雷斯福德帮他找一位英国编辑刊行自己为印度独立运动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作者也是一个少有人知的印度律师——甘地。因此，布雷斯福德在1920年成为英国第一个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人，后来一直是这个运动在英国的主要倡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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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布雷斯福德对印度可说是一无所知。我怀疑他一直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多，也不甚关心。据我自己的印象，他最后终于到印度去了一趟，却不怎么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后来和甘地、尼赫鲁两人很熟，但却不信任他们。他认为尼赫鲁太过狡黠，甘地的融合宗教修辞与不顾一切的政治活动更激怒了他。20世纪20年代晚期，由于罗曼·罗兰论印度圣人一书大为畅销，使得欧洲无不对甘地倍加推崇，布雷斯福德却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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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问他对甘地有何看法，他答道：“他的说词太像克伦威尔了。”在英国所有的统治者和政治人物中，布雷斯福德最不喜欢的，就是克伦威尔。总之，布雷斯福德并不特别为印度独立运动辩护，强调这运动对印度有何好处。我猜，他可能在想，即使印度不受英国的统治，也会进行这项运动。印度“左派”人士所谓印度是被英国欺压、剥削的说法，在他看来则是虚伪不实的。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件好事或坏事，这完全不是重点。对他而言，印度独立和英国的良知有关。基督教会的先贤曾告诉我们，奴隶可使灵魂得到救赎而上天堂，但他们的主人却因拥有奴隶，终会受到诅咒而失去灵魂。布雷斯福德说，印度独立就是使英国灵魂得到解救之道。他知道，这么做，印度人和他的距离不会因此就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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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跟我说：“印度人不会告诉我，我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大。然而，他们还是需要我。不过，若是他们庆祝独立运动成功，可不一定会邀请我。”果然，他不在邀请之列。他论道，英国才要庆祝自己和印度脱离了——因为主人依赖奴隶的程度总要比奴隶依赖主人来得深。正因如此，他成为20世纪20年代主张印度独立最有力者，尽管他的立场不讨好，甚至他在工党的那些老伙伴都不以为然，但他因挺身而出为印度独立大声疾呼而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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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得第一次和布雷斯福德相遇的经过。还在我记忆中的是，1934年他想写一篇文章讨论纳粹企图推翻奥地利政府而未果的事，上门来采访我。我依稀记得的是，他很惊异，也很高兴我在谈话中提及东欧“乡村社会学”，以及他的老友斯坦布利斯基——保加利亚农民民主运动领袖。一直到1935年的冬天，我们才有机会经常见面，直至1937年1月我搬到美国，这段期间我和妻常常和他相见，因此和他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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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很早就结婚了，但是婚后不久，太太得了无药可治的精神病，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由于英国的法律规定，布雷斯福德无法和太太离婚，多年来一直和一个有名的平面艺术家克莱尔·雷顿（Clare Leighton）同居。她也做蚀刻艺术和木雕，她那描述田园生活和英国乡野的书流露出恬静抒情的情趣，在英美都相当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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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住在汉普斯特，和我们的住处不远，但是我们很少在伦敦见到他们，因为他们总住在孟克斯·瑞斯伯罗田庄，那儿清新怡人，离伦敦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已过了伦敦市郊，离市郊边界的市镇约有10里。房子的客厅和饭厅的采光很好，厨房宽阔，通风良好。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各有一间书房，他们还有三间小卧室。屋外有个老式的花园——一排种着香罗兰，一排种着紫罗兰，还有一排龙眼包心菜。从花园望去，是白金汉郡丘陵，且可直接看到在基督教之前出现的路标——也就是盖克斯·瑞斯伯罗那个巨大的白十字架——传说有一匹野马的头笔直嵌入从艾斯柏里河谷升起的断崖上，而成十字形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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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我和妻每一个半月就会到那儿和他们共度周末。有一两回，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去美国讲学时，他们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度假。平常在伦敦的日子很忙，因此在孟克斯·瑞斯伯罗田庄过周末时，他们并不会邀请很多人前来做客，然而我们也并非是他们唯一的客人。但是，我想我和妻是少数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都熟识，也常见面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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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英国星期六早上还是得上班。我和妻因为都有工作，所以一直要到星期六下午才会到达他们的田庄。而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早已在那儿待两天了，他们总是尽量在周四的下午或傍晚就离开伦敦。我们抵达时，克莱尔总是不在屋里，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她一定出外写生。而布雷斯福德总是有点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们来到，以展示他新发现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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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来不及从车上卸下行李，放进屋内，他就急急忙忙地拉着我们到丘陵旁，那儿有一处新挖的洞穴，如果静静地守候，就可看到一只雌狐和她的小宝贝们玩耍；前一年的野蓟枯萎后，在那干枯的枝叶上，有只小母鸟正在孵蛋；还有那废弃的牛车道上，有棵树上已结了许多肥厚的榛果，正是采收的好时节。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花——有一些很稀罕，像是百合的贝母属植物，花期只有几周，而且只在一些潮湿的草地上生长；在幽暗的角落早开的番红花，旁边围着一堆初降的湿雪；在泥泞小径旁的路堤上，初次绽放的樱草；以及一大片甜美的野风信子和花朵纯蓝的风铃草……此时此刻，布雷斯福德特别像只猫，鼻子有时会翕动一下，他在触摸樱草那粗糙的叶片时，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从喉咙发出满足的呜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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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回到屋内，准备品尝茶或雪利酒。布雷斯福德每天都要喝上两杯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时也是来第一杯的时候。克莱尔很快也回来和我们相聚。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坐着，陶醉在音乐中。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过着简朴到几近俭约的生活，他们只有非常少的奢侈品，其中的一样就是那精工雕琢的留声机和数目庞大的唱片，大多数都是室内乐。我们的晚餐吃得比较早，之后就开始闲谈，从时事、政治，谈到文化人类学、古典历史和艺术等。特别是文化人类学，那是布雷斯福德在巴尔干半岛工作时就很感兴趣的东西，那时正为流行。克莱尔总是第一个上床，因为每天清早就得起身工作。一个小时左右以后，我的妻也上楼睡了。最后，只剩布雷斯福德和我两个人，他就慢慢把话题转向他此次邀请我来的原因，以及我们当初成为忘年之交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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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和我相遇之时，我还不到25岁，他却足足比我大36岁。我到英国还不到一年，刚在一家很小，且少有人知的商业银行做经济和证券分析员，那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工作。而那时，布雷斯福德已是知名作家，也是所有以英语写作的记者中，最顶尖的一位。就性情而言，我是个旁观者，他则是个行动家。我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看法，和布雷斯福德所代表的或实践的，完全不同。那时，我已怀疑社会救赎，不管是信条还是未来救世主那动人的说词，都无法使我信服。但是，布雷斯福德从骨子里就相信这些，并热情献身于社会救赎这个信念，正如他的祖先全心全意地为了基督信仰奉献一般。他后来慢慢“左倾”，和他那些工党的朋友决裂。他们在1931年组成了全国联合政府，很快地他们就变得相当保守，只是不以保守为名罢了。于是，布雷斯福德成为知识分子反当权组织“左翼书会”中最活跃的人物。我从来就不是左翼分子，甚至也并非一直都是自由派。事实上，在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的朋友中，唯独我不属于“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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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布雷斯福德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和我结交。在那几年中，他最关心的，常常在他内心萦绕的事，却不能说与任何一个“左派”人士听。然而，他还是要找个人来谈谈，听自己倾诉。这件事也就是他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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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从来就不觉得共产主义有任何吸引他的地方，更别提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了。但是，他看到法西斯和纳粹日益壮大，越来越觉得只有苏联的共产主义可以有效地来制衡。在1930年左右，这个因撰写文章反对英国和帝俄结盟而声名大噪的人，开始提倡英国和苏联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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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他出版第一本有关这个议题的书开始，一些非共产党的知名西方人士便纷纷对苏联表示赞扬。这本书的主旨在号召西方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一同对抗法西斯和纳粹。“左翼联合阵线”这个理念和口号都是他提出的。然而，他不只请求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接受共产党这个伙伴，也要求共产党放弃其意识形态的“纯粹”，共同为避免法西斯并与之对抗而努力，成为“欧洲共产党”，而非只是“莫斯科共产党”。同时，布雷斯福德也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加赞颂，他的称扬并非完全不分是非且过分虚伪，如后来英国那些斯大林的仰慕者，如费边社的圣人韦布夫妇（Sydney ＆ Beatrice Webb），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领导人物拉斯基（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杰出的工党成员。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困难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的毁灭。他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取代当时正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等。虽然韦布夫妇的政治影响力要比布雷斯福德这个“孤客”来得大，而拉斯基也比他杰出，但是布雷斯福德却是第一人。他的书造成相当大的波澜。他那无可比拟的风骨与内心的纯正比起学术分量所造成的冲击力要来得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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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我和布雷斯福德初次相遇时，他已经开始有了疑虑，而且这些困惑越来越深。斯大林轻而易举地利用了布雷斯福德的口号“左翼联合阵线”。不多久，我们就明白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共产党背离了布雷斯福德的原意。对他们而言，“左翼联合阵线”指的是，俄共的专权独大，使所有的盟友都在其完全控制当中。我想，布雷斯福德本人相信由于德共拒绝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支持并容忍德国“左派”和中间的民主政党，才使得希特勒有机可乘，但是，他也认为他们在德国政策的错误应该可以教共产党一课——几年后，他们在法国进行的一样是手足残杀的政策，先使布鲁姆（Léon Blum）“左翼联合阵线”政府无能，再将之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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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其说布雷斯福德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代表良知。他写出赞颂斯大林的文章时，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场、镇压富农的首次报告已经传到西方了。但是这样的故事令人不敢置信，因此被视为恐吓式的宣传而不予注意。几年后，这个疑问已得到证实，然而在西方还是很少有人相信斯大林曾冷酷无情地杀害大批异己分子。这些人当中，很多是布雷斯福德在当左翼政治作家时认识的友人。他无法相信他们的背叛，以及那编造的自白。但是——没有其他力量来对抗黑暗的势力时，他如何和苏联决裂呢？他的良知促使他又一次成为特立独行的异议分子，以信仰和权力相抗衡。另一方面，他觉得政治现实在向他低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宽宥罪恶，或是干脆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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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非常清楚，布雷斯福德的理智和良知正在作战。于是，他们巧妙而花心思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人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华盛顿，一位资深英国外交官告诉我，他确信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Maiski）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且在该职位停留甚久，主因就是他是布雷斯福德的密友，也是他的知己。这么说，也许高估了布雷斯福德对莫斯科的重要性。但是，无疑地，迈斯基的大前提之一，必定是使布雷斯福德继续支持苏联，成为“同路人”。因为特别对那时总是不信任政治和政客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而言，布雷斯福德代表着风骨、独立与无私。他的支持共产主义，要比最好的、经费最为充裕的宣传活动强过好几倍。因此，迈斯基不惜在布雷斯福德身上花时间、下工夫，以防止他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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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流亡伦敦多年，那时就和布雷斯福德成为好友。布雷斯福德有一次在偶然间提及，迈斯基曾为《曼彻斯特卫报》做研究工作以维持生计，那也是他唯一能帮他找到的差事。迈斯基当时是属孟什维克党（Menshevik），这是俄国社会党里最大的派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s）也是从这社会党脱离而出的。1917年在俄国唯一的一次自由选举中，孟什维克党比布尔什维克党所获得的选票要高出甚多，迈斯基因此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然而在1917年10月的革命中，这个政府被推翻了。很多孟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不是被处决，就是消失在集中营里。迈斯基之所以能保住一命，靠的就是布雷斯福德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者居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协调的结果。在列宁死后，共产党内部发生斗争，迈斯基把他命运的筹码押在斯大林身上，结果押对了宝，平步青云，终于成为苏联驻伦敦大使，任务是“麻醉”布雷斯福德的良知。他对布雷斯福德百般示好，每个礼拜两个人总是坐在一起诉说无穷无尽的心里话，迈斯基还透露一些俄共的“内部情报”，还请布雷斯福德给他一些忠告。每当俄共欺瞒世人或是一些事件曝光时，布雷斯福德不免感到困惑。一开始，迈斯基会否认，说这是法西斯的谎言，到了不得不承认是事实的时候，消息已经过时了，于是迈斯基就说：“翻这些无谓的旧账做什么？没有人会对半年前的新闻有兴趣的。”然后，他又恳求布雷斯福德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弄巧成拙，反倒帮了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和纳粹一个大忙。“想想看吧，一旦用你的名字发表出去，纳粹的宣传机器会轻易放过吗？如果英国和全欧洲都知道创出联合阵线这个理念的布雷斯福德已经投向敌人的话，不知有多少人将会认为”左派“已经无药可救了。想一想，你自以为是的正义之举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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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是个阅历很深的人，不至于完全被阿谀冲昏了头；他也是个老练的记者，不会就此听信迈斯基的狡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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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谎言，以为那一连串的整肃和审判皆非事实。但是，迈斯基劝他别弄巧成拙反倒帮了敌人大忙的话却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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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的力量来自于不考虑良知会带来何种后果。这也就是异议分子的力量，布雷斯福德自己也很清楚，这也会造成自己的毁灭。因此，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因时制宜地来发挥良知。尽管他和迈斯基多年来情谊深厚，他却不再相信这个人了，对斯大林的宣传和共产党的目标也抱着深深怀疑的态度。但是，他却没有采取最极端的一步来直接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党，或是和他们公然决裂。因此，陷于极度痛苦的他，不得不找个人来倾诉。然而，那时他的问题却无法说与任何一个“左派”人士听，至少在英国不能这么做。正因为我不是“左派”，不会成为让他头痛的问题，因此就成了他倾吐胸中块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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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想要和俄共划清界限时，我也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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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英国一年后，我曾回我所服务的地方去看看。我是英国报社的驻美记者，同时也是该国财政机构的驻美经济分析员和投资顾问。布雷斯福德邀请我第一个周末有空时就到他在孟克斯·瑞斯伯罗的小屋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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