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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public）的编辑布利文（Bruce Bliven），也是布雷斯福德的老友，告诉我说，他在为布雷斯福德辩解，否认他是“战争贩子”、“背叛者”以及“法西斯间谍”时，所遭受的压力是空前的。布雷斯福德本人亦是这份刊物的欧洲编辑。美国有一家知名大学请布雷斯福德演讲欧战及其相关议题时，校园中的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同路人就强迫校方取消对布雷斯福德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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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春，罗斯福政府警觉当初新政最热切的支持者——大学教授、大学生、自由派的报人和知识分子等——正一步步走向孤立主义。所以华盛顿方面就要求英国政府派布雷斯福德来美进行巡回演说，因为那些为孤立主义者宣传影响最巨的，正是布雷斯福德在美国的朋友，多年来一直相当支持他。布雷斯福德非常欣喜，至少他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他打算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办好一桩“私事，”也就是说服在科德角定居的克莱尔回到他身边，跟他回英国。我和妻已在康涅狄格和麻州之界租了一间避暑小屋，于是我们邀请他们俩7月时一同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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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美国之旅，对布雷斯福德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在他抵达美国之前，已经注定此行功败垂成。他人还在海上时，希特勒就进军苏联，在纽约上岸时，每一个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以及美国的左派分子都狂热地大声倡导干预。他的“私事”也落了空，即使他表示如果必要，他愿意搬到美国，克莱尔还是不愿回到他身边。于是，布雷斯福德提早结束这趟伤心的旅程，只在美国停留了两星期，告别美国时，已成一个被风霜摧残、心碎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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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家乡还有更难堪的羞辱等着他。他决定此次回去，准备原谅并且忘记英共在前两年对他做的种种不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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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纳粹大胜而苏联挫败之时，他愿意再出面支持俄共。他和迈斯基约好，一到伦敦便与他相见。布雷斯福德在信中告诉我说，迈斯基让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最后他终于可以进迈斯基的办公室时，迈斯基对他说：“布雷斯福德啊，”（过去25年来，迈斯基一直亲密地称他诺埃尔，改口叫他布雷斯福德还是第一遭）“不要再上这儿来了。以后再来，我也不会见你的。我们不再需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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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布雷斯福德在信中跟我说道：“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些异议分子的感受了。他们帮克伦威尔对抗斯图亚特王，获得胜利后，克伦威尔说他们已不再重要，于是将他们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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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克普尔（Stephen Blackpool）——狄更斯最有力而深沉的小说《艰难岁月》（Hard Times）（1854年）中的主角和异议分子，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流亡而终，原因就在于他的良知不允许他和权力结合。他的死也是一桩挫败，不但不能改变什么、影响什么，也不能成就什么。这位从19世纪狄更斯的想象中化身而出的异议分子，甚至不能算是殉道者，只是个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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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埃尔·布雷斯福德，这位与20世纪的现实相抗衡的异议分子，试图结合他的良知与权力，以发挥影响力——最后，却为世人所忘，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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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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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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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生涯，多亏了一座巨大而且丑陋无比的咕咕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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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冬，我回维也纳的父母家过圣诞，之后决定留在英国找工作。我早就心里有数，英国的工作不好找，恐怕得花一番工夫。出发前，父亲要求我帮他带一份“小礼物”给一个老朋友的儿子。结果，这份“小礼物”却是一座高达5英尺的咕咕钟，笨重得几乎难以搬动。火车又拥挤不堪，每到一站，有人上下，我就得赶紧移动这座钟，好让人通过。在巴黎上下车时，我还得拖着这座钟，后来还抱着这个庞然大物登上轮船，横渡海峡。我一抵达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立刻打电话给理查德·莫赛尔（Richard Mosell），也就是这份“小礼物”的收件人。那时，约是早上10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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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跳进计程车，直接把这座钟送来好了，”他说，“这样你就不必先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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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年偶尔见过莫赛尔几次，只知道他好像在市区从事银行业。把钟送到后，他请我共进午餐，闲聊一下我的背景和将来的计划。然后他说：“我们弗里德伯格公司可以雇用你做经济分析员，你也可以帮我们撰写报告，以及做几位合伙人的执行秘书。我们先回到我办公室，如果合伙人没有意见，你随时可以开始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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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天早上就到那家公司工作了，之后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三年后前往纽约为止。在那三年间，那座咕咕钟就在我办公桌的旁边——莫赛尔本人不喜欢那座钟，我也是——每15分钟发出一次讨厌的声音来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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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我在商业银行界的表现不凡、大有可为。弗里德伯格公司也没有亏待我，他们给我的待遇和薪水都很优厚。最后，我决定离开时，他们使尽全力说服我留下，答应几年后升我做合伙人。见我去意已定，于是给我一份厚礼——安排我和内人搭乘两星期的豪华邮轮头等舱，经地中海到纽约，并聘我做他们驻纽约投资顾问，为期两年。这可是个领干薪的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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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总觉得自己做得差强人意，因此不是很喜欢弗里德伯格公司的工作。但是，我每天还是很想到办公室去，因为那儿的人，不管是公司里的人或是他们的客户，都特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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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三个股票经纪人合伙创办的。他们原本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服务，因为身为德国人，因此生来就是“英国之敌”，于是被迫辞职，另行创立公司。他们就是坎托（Max Cantor）、伯恩海姆（Otto Bernheim）和弗里德伯格（Ernest Freedberg）。坎托因为涉及一点“丑闻”，所以没待多久就离开了，不过没有人告诉我细节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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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会到公司来跟弗里德伯格借一笔小钱，每次总是如愿，却未曾偿还。他幻想自己是个“白马王子”，戴着漆黑的假发，长长的胡子上了蜡，还染色，喜欢捏女人的臀部。因为两眼都有白内障，又怕开刀，他几乎看不到了，因此只好拧着沙发椅套“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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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海姆现在还是公司的一员，他的办公桌就在合伙人办公室的一角。他虽是创办人里年纪最轻的一位，现在才50多岁，却已经中风多次，走路和说话都有困难，脑部也有损伤。他一星期会来公司一次，每次待两三个小时，总是坐在位子上发呆，有时会有短短的几分钟，神智回复到从前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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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先生是三个合伙人中最年长的。就在我进入这家公司的几星期前，他刚欢度75岁的生日。他神采奕奕，事实上，可说是“精力过盛”。然而，他并非公司的“首脑人物”，这个角色本来是由伯恩海姆担任的，就在他中风后，弗里德伯格把莫赛尔兄弟，也就是罗伯特和理查德带进来，做思考和决策的工作。但是，弗里德伯格本人一直是公司主要的活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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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硕大无比的鼻子——又长、又尖，几乎是笔直的，就像迪士尼卡通中的小木偶说了两次谎后的模样。大体而言，他的长相和动作都很像木偶：手、脚和脖子都很长，耳朵也是长长尖尖的，下巴也相当突出；身体每个部位都不断地扭动、摇晃、震颤，像是操纵他这个木偶的人发了狂，同时扯动每一根绳索似的。他那半月形阅读书报的眼镜会一直在那细长的鼻子上向下滑，到了快掉下来的时候，他总把头往后一甩，眼镜于是跃上额头，又继续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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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不停地动来动去的同时，他总是握着一支话筒，靠近耳边倾听，前面还有一个电话，用一种特别的架子立起来，同时对着这个电话说话。用两个电话和两个人交谈的同时，他还可以转过身来跟我们说故事、和其他合伙人讨论、与访客交谈，或是和公司里的交易员、经理人谈话。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坐着不动，也没有人看过他放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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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生于德国北部奥尔登堡的一个小镇。那时的奥尔登堡还是个独立小公国的首都。弗里德伯格是犹太家族，自17世纪中叶起，代代为朝廷服务，也就是为奥尔登堡大公掌管私人财务。但是，在弗里德伯格——这个大家族最小的孩子——出生12年后，奥尔登堡已被并入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而弗里德伯格家族也因经济困难，把家族的银行事业卖给了一家以柏林为总部的新兴大银行。弗里德伯格的两个哥哥早就放弃银行业了，有一个成为杰出的解剖学家，另一个则是文学史家。弗里德伯格小时候深为肺结核所苦，还不到17岁就被送到阳光普照、有益健康的南非养病，原本大家都认为他快死了，没想到他却奇迹般地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