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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是40年前的往事，那时的麦克卢汉还没有说出那句名言：“媒体即信息。”“媒体”这个词，在今天指传播的载体，当时并不存在，因此那时的麦克卢汉不会这么说，但是这个信念已经根植在他的内心，至少他已经知道媒体决定信息，并且使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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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也和那位英文系的主任一样，不相信麦克卢汉的话为真。我知道活字印刷并不是古登堡“发明”的，中国人早就开始使用这种活字印刷术了，古登堡只是加以改造，或是模仿，并拿来印刷《圣经》。而麦克卢汉提到的那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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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却没有发生；事实上那种新的“媒体”对文化、学习或是理解，一点影响都没有。活字印刷只是一种次级的工具，没有使古老重制图像的方式销声匿迹，更别说是传统知识、教学方法，以及教与学的内容。不过，我想那个“瘦皮猴”仍有要传达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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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开始对科技与社会以及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发生兴趣。例如，“装配线”就是一种工具，但这工具对组织工作中的人和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冲击很大，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亦然，是为所谓“工业社会”这种新观念的基础。我是第一个使用“工业社会”这个名词的人，但是当时对这个概念还不很清楚。后来，在那几年思考中，我慢慢明了装配线不只是“科技”，更是有关工作本质的一种非常理论、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我也了解到，在这掌控一切的新的现实环境中，装配线虽处处可见，而且成为一种象征，然而在事实上却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装配线作业也只是生产力中最小的一部分。换言之，科技有别于“人文学者”或“技术专家”的传统观点，不是那么简单。科技为人类下定义，并影响人类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类所生产的事物也具有相当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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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找到麦克卢汉，请他过来一谈。那时，我们都住在纽约市郊的布朗克斯维尔。后来，只要他到我家附近就会顺道来访。不管我们搬到佛蒙特，或是在1949年后又回到纽约的蒙特克莱定居，他都是我家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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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个好同伴，可是却常陷入沉思。在过去20多年的交谊中，我怀疑他从不曾问过我在做什么，或是仔细聆听过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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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话。他也从来不提自己的私事，谈的总是一些想法。他好用双关语，记得他只有一次注意到别人，那回我的孩子以“《圣经》急转弯”来考他：“《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棒球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你吧，答案是——利百加拿着水壶（pitcher，在英文中又可做投手）到井边去的时候。”他不禁莞尔，好几个小时都在念着这个不甚有意义的双关语。他自己想出的双关语有些也精彩不到哪里。譬如，他在圣诞卡上写道：“我们怎可忘了那老阿圭那？”（Should old Aquinas be forgot？）（改自All Lang Syne歌词中的“Should all acquaintances be forgot…”为新年时常唱的歌曲。）不过，他还是常有惊人之语，道出文字游戏之妙。他满脑子是古怪的念头、奇妙的比喻和观察，显示出他那特别的习性、瘾头和看法，把平凡的对话世界带入一个奇特、神秘和令人惊异的领域——是文字而非图书的超现实，犹如超现实大师达利（达利（Dali，1904—？）：西班牙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20年代时，受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意象的著作影响，并与巴黎超现实主义者交往，使其画风日益成熟。）的作品或斯坦伯格（斯坦伯格（Steinberg，1914—？）：意裔美国连环漫画家，其线描画以圆圈、曲线、几何图形、问号、数字、狗、猫等图像组成，作品常出现在《纽约客》杂志，由读者自行猜测作者对于某一社会问题的态度。）的漫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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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每次来访几乎毫无预警。有一次，在新泽西的仲夏夜，刮起了大风暴，雷声轰轰，像是世界末日前夕。就在凌晨1点左右，我家的门铃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淋得已成落汤鸡的麦克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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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咧嘴而笑，说道：“我刚好到蒙特克雷亚的上城办事，就顺道走到府上。”哇，那个地方离我们家可有3英里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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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来呢？如果我们不在家，风雨又这么大，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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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气候恶劣，我想你们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的道理。”于是，他把天气的因素摒除在外，一身湿淋淋地谈他的理念，直到早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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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麦克卢汉最后一次来访。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风狂雨急的6月夜，他突然有所了悟。那天晚上，在讲学和访友之后，刹那间他顿悟到从以前到现在苦思良久的东西，于是急着跑来告诉我。他那一夜说的，很快就整理成一本书出版，是他最重要、最清晰，却不是最有名的著作——《古登堡银河——印刷人的诞生》（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他在两年后才出版《认识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并因此书而名闻天下。他在书中谈到“凉媒体”和“热媒体”（麦克卢汉把媒体分为“热”与“凉”两种。“热媒体”提供大量的资讯，具有高度的抽象能力。而“凉媒体”正好相反，提供少量资讯，对于事物缺乏明确的描述。前者如报纸，后者如电视。），像是电视和报纸等；说到经由电子产品世界将走向“部族化”，成为一个“地球村”；也道出“媒体即信息”这句名言。虽然我们还是朋友，但他已不再来访。就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他看到了他的“希望之乡”。自此，他再也不需要听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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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来往得相当频繁的那20多年间，他是个先知，但他洞见远景的能力尚未成形。他知道他一定要看到，但却无法张开双眼来看。在那段岁月，他一定觉得自处于梦魇之中，想从可怕的梦境抽身而出，却做不到。当年，他在学会上宣读论文，回答那个英语系主任说“印刷术决定知识”时，他已经看到那个远景，但是在电视出现之前，他一直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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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这个电视的先知，因此成为20世纪60年代赫赫有名的人物。我想，这也可解释，为何麦克卢汉的成就仅止于此。当然，电视以及“媒体”不只改变了传播的方式，也改变了传播的内容，更改变了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觉、我们看自己的方式，以及我们所看到的自我。然而，麦克卢汉的预言却无一成真，也不太可能成为事实。印刷术不会因为电视的出现而销声匿迹。在“显像管”侵略到客厅的时代，书籍和杂志未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正如“说书”被“书写”取代，“书写”又被“印刷”取而代之后，戏剧和诗歌并没有因此消失。的确，电子工具可能成为明日的印刷“媒体”，白纸上印的黑字已经可以用电子方式来传输，复印机更使得每一个人可以自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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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信息”间的交互作用，也比麦克卢汉那句名言来得深远，不是媒体决定信息，也非信息决定媒体，而是互相影响成形的。我深信，麦克卢汉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的顿悟是来自于电视，他也因此声名大噪，甚至认为自己是大众文化中的梭罗。不过，如果因此断定麦克卢汉这个人和他的洞察力，可谓极不公平。麦克卢汉最重要的看法，应该不是“媒体即信息”，而是——科技不只是一项“工具”，而是人的延伸。科技虽非“人类的主宰”，但是在扩展人类能力范围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个性、特质和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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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富勒也好，麦克卢汉也好，都不能整合科技、文化和形而上学。他们的“洞见”也无法使科技和人类的特殊活动，也就是“工作”相关联。科技并不是只和工具、机器和工艺品相关而已，像是工程师对科技下的定义；也不是在1954年和1958年由伟大的英国学者辛格（Charles Singer）编辑、出版的五大巨册《科技史》（History of Technology）所定义的科技；和创立于1958年的科技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对科技下的定义也不同，跟他们出版的期刊《科技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谈到的科技也不一样——科技并不只是“宇宙的力量”或是“人的延伸”，不是辛格书中定义的“东西制成的方式”，而应该是：人怎么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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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指有目的、人为的且是非有机的进化，经由科技，人得以执行那特别而独特的人类活动——“工作”。而人怎么做、制造东西，或是工作的方式，对自己的生存、和他人共存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冲击。最后，甚至让人深思——“我是什么？”“我究竟是谁？”特别是，就人类生活和历史而言，工作就是特殊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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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然联系”之于照顾无助的幼儿，非常重要，不管是人或是其他高等动物都有此种联系，然而象妈妈照顾小象的时间，比起人类抚育幼儿的时间要长，做得可能也比人类好，但工作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联系”，其可塑性、弹性、多变性和要求，就属于特殊的人类范畴。这就是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和作为一种“文化”与“个性”的界面。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不管是富勒或是麦克卢汉都没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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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技”当做特殊的人类和社会范畴来处理，并视之为人类做事和制造的方式，可能太早。我曾在我的研究中尝试过，差不多是在40年前，那时富勒也从“最大动力学机器”的设计转向理论，而麦克卢汉也开始思索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和中古大学课程的关系。［关于这点，可参阅我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科技、管理与社会》（Technology，Management and Society）。］我了解自己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例子和通则，更谈不上一套“系统理论”（general theory）；当然，富勒和麦克卢汉也是。但是，对于科技至少他们已经找出全新的研究方法，把科技当做是“人类”和“文化”的课题，而不是放在纯科技的领域来谈，不是“反科技”，而是偏向赞同科技的一方。不管如何，富勒和麦克卢汉还是先驱者、先知以及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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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专心致志的最佳范例。只有像他们这样一心一意地追求，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样，或许生活多彩，却白白浪费青春。像富勒和麦克卢汉这样的人，才可能让他们的使命成真，而我们却兴趣太多，心有旁骛。我后来悟到：要有成就，必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从一而终”，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然而他还是坚定地为自己的愿望奉献一切；麦克卢汉花了25年的时间追逐他的愿望，从不曾退缩。因此，时机成熟时，他们都造成相当的影响。然而，他们虽有所成就，但还是不算成功，很多像这样的人留下的，只是荒漠中的白骨。而其他像这样有着很多兴趣，而没有单一任务的人，一定会失败，而且对这个世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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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和麦克卢汉也为我们展现了先知的“哲理”——他们的成功，正是失败。在布伯（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德国犹太教哲学家、《圣经》翻译家，是对20世纪精神文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早期的著作中提到一则故事，有个门徒问：“为什么上帝允许在以色列之子未到达希望之乡前，就让摩西死了呢？”那伟大的犹太教士回答：“正因上帝爱摩西。”到达希望之乡，且先知口中的“异象”（vision）成真后，以色列之子应该有所改变、自洁而重生，但是他们却依旧在罪恶中打滚，做神眼中的恶事。事实上，在先知转身离去时，他们早已遗忘了先知以及神赐的异象，而开始崇拜金牛犊。对先知而言是真理，对以色列之子却只是“有启发性的教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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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糟的是，一旦先知的时机来临时，他反倒无能为力，成了祭司，他的异象沦为一种仪式。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接着出现在夜间脱口秀节目或是名人社交新闻中。想到这点，不禁令人扼腕——因为他的出现不再造成冲击，而带有娱乐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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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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