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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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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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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去年只赚了1 800美元。”移民局办事员查看了一下我的所得税退税记录后，如此说道。1938年初，我准备到欧洲去6个星期，因此到移民局申请再入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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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办事员继续发表意见：“这样的收入实在是太微薄了。你工作得这么辛苦，才拿到这么一点钱。”他又指着我的薪资粗估数字5 000美元说道，“你的工作能力应该不错。我猜，你一定有大学学位，还会好几国语言。要是你来我们移民局做事，包管你第一个月拿到的薪水就可以比以前多上50％。这里的待遇不错，而且工作至少比你现在做的轻松一半。我们每年有21天的休假，也有加班费和医疗保险，30年后还可领一笔退休金。请稍等一下，”他暂时离开，回来时拿着一张表格，“如果你现在填好，我的上司今天就可以签字了。我们俩本来是合伙开鞋店的，银行倒闭后，我们也跟着关门了。等你从欧洲回来后，这儿就有一份工作等着你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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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填那张表格。但是，那操着布鲁克林口音、看来像是爱尔兰人的中年办事员在我心里象征着罗斯福总统治理下的美国，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新政时期——那时的美国宛如沐浴在纯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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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那时的月薪已有250美元左右。根据那个移民局办事员塞给我的手册，这和他们的“一级通译员”（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可读两种外语）的待遇差不多。他没注意到我申报的1 800美元只是工作七八个月的净所得。我是在4月底才来到美国的，一直到5月才开始工作。依那个办事员的标准来看，月薪250美元算是“相当优厚”，一点都不“微薄”。就以我的秘书为例，她是亨特学院（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纽约市一所男女兼收的公立学院，为纽约市立高等教育学府系统中历史第二悠久的学校。）的毕业生，会说写两种外国语言，周薪才25美元，月薪不过是100美元。半年后，我帮她把周薪调到30美元时，她高兴得泫然欲涕。那时，速记或打字员周薪能拿到15美元就算很幸运了，他们没有休假，也领不到加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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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搬到美国来时，惊觉纽约的物价实在要比伦敦便宜太多了，甚至比在垂死边缘挣扎的维也纳物价要低。当时，我的父母亲远住在那个失业率高达40％的城市。以我那250美元月薪，可租得起两房一厅的新公寓，后来我们又换租三房的花园洋房，就在纽约高级住宅林立的布朗区。我们还买了一部老式的名牌汽车代步，每逢夏秋周末就开着这部车到野外度假。就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我们对纽约摩天大楼在空中映出的轮廓已经素有耳闻，却想不到纽约郊区处处是变化多端、令人惊艳的自然美景。我们也很懂得享乐，不时观赏剧团的歌剧和乐团的演出。虽然我那一趟去欧洲不是坐头等舱，不过也不错了，是在上层甲板、军人使用的二等船舱，还有洗浴设备——这可是新式、豪华又快速的玛丽皇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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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移民局的那个办事员可说是白同情我了，这点暂且不谈，重要的是——他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表征：对人关怀、热心助人和勇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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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大萧条对许多中年人而言，简直是场灾难，因之所受的创伤，毕生都无法复原。不少家庭受到景况不佳的摧残，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永远带着伤痛的疤痕；而那些四处碰壁、连着失业好几年的父亲，不但没有稳定的收入，也失去了男子气魄。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独立又有钱的人来说，正是大好时光，不过，还是得努力工作。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若想求稳定，唯一的门路就是从事公职。这时期的美国就像移民局那个办事员——不够圆融，也不高雅，还自鸣得意，但却不嫉妒别人，而且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为目的，看到别人成功高兴得有如自己的成就。因此，在经济大萧条之下的美国，人人互相扶持、鼓舞，而且乐于助人，得知有工作机会，会马上通知另一个在找工作的人，知道某人需要一份工作，立刻帮他找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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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比我早半年抵达纽约，那时顶着维也纳新科医学博士头衔的他，在美国可说是举目无亲，只知道纽约某家大医院的主任，在35年前和我们亲爱的特鲁迪阿姨，也就是维也纳的小儿科医师有同窗之谊。然而，他已不记得特鲁迪阿姨了，而且他们医院也没有实习医师的缺额，但是他好心安排我弟弟暂住在实习医师的空房里，然后开始打电话。几天后，我弟弟就得以进入一家规模虽不大，但颇负盛名的医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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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陌生人表示关心，热情地伸出援手并付诸行动，这些并不只限于工作。我们4月底刚到纽约时，先住进市区一家饭店。同一天，纽约就遭到热浪的侵袭，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冷气设备，一打开窗就是正在兴建地铁的第六街。为了不妨碍交通，他们多半在晚上进行施工，因此，窗户开或不开都是问题。过了两个可怕的晚上后，我们决定退房，但是以后要住哪里呢？有一天，步下地铁的台阶时，我遇见一个跟我一起搭过船的老先生，我只知道他是在纽约执业的律师。他问我：“天气热得可怕吧？”我说实在是热坏了，我们不得不搬出纽约，想在市郊找个比较凉爽、安静的地方。但是要上哪儿找呢？我们也不知道。于是他说：“我来帮你打电话。我有个侄子本来住在布朗区，最近要搬走了，我想他可能要找个人来续租他的公寓。”48小时后，我们就搬到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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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找到办公室，也得感谢陌生人的亲切相助。有一天在市区一栋大楼搭乘电梯时，我听到有人叫我：“你不是伦敦来的德鲁克先生吗？”他是纽约的证券经纪人，几个月以前曾到弗里德伯格公司拜访。再度在纽约碰面，我告诉他，我已经搬来此地，现在是几个英国投资人的财经顾问，也是多家英国报纸的驻美记者。这个陌生人听了之后说：“你可能需要一间办公室。我们那一楼刚好空下三个房间。”由于他的居中协调，我租到纽约地段最好的一间大办公室，就在百老汇120号的“公平大厦”内，租金却只有最差地带的1/4。这个经纪人还愿意免费借我办公桌椅。我对他说：“对不起，我可能没办法帮你介绍客户来作为回报。”他答道：“没关系。你只要把我列入你的邮寄名单内，让我也得以读到你写给欧洲投资人看的华尔街报道，这就足够了。我也会把你列入我的名单，寄资料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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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加入了外国新闻记者协会，也拿到一张记者证，然而从未有人要求我出示过这张证件。在那一趟欧洲之旅中，我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写了六七篇专题报道。那时，《邮报》刚由迈耶（Eugene Meyer）接手，不久就成为华盛顿首屈一指的报纸，也是在政府机关流通的重要出版品。但是，那时的我还是个无名小卒，不认识任何政府要人。有一天，大概是在1938年的6月或7月，我刚从欧洲返回美国，旋即动身到华盛顿，途中遇见一个儿时同伴，她也搬到纽约来了，先生是外科医师。她哭着告诉我，她的父亲现在流落巴黎，成为难民，还在等美国签证，突然间得了前列腺炎，不早一点开刀不行。她问我，是否可以早一点帮她父亲取得签证。我问她，我该见什么人。她说：“你可以找梅瑟史密斯先生，几年前他是美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我想现在是助理国务卿。他应该对奥地利略有所了解。”走出我下榻的饭店，穿过公园，就是老旧的国务院大楼。于是，我直接闯进去，没有经过任何人的介绍，也没预约，查看了一下大厅的标示板就走进梅瑟史密斯先生的办公室，也没遭到招待人员或是警卫的拦阻（当时，国务院根本没有这些“看门狗”）。10分钟后，我见到这位梅瑟史密斯先生，他的确是助理国务卿。他问我几个问题后，请秘书进来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以电报通知驻法副领事，若已收到某某先生的申请文件，请立即发一张紧急签证给他。梅瑟史密斯先生又对我说：“假如不成，你还可以见这个人。”他给我某个官员的名字。“不过，”他加上一句，“我想这件事应该没问题。”果然不错。我后来才知道梅瑟史密斯这人风评不佳，素以严苛闻名，好卖弄学问，挑三拣四，而且坚决反对让难民自由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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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星期六下午，我到汉比奇（Gove Hambidge）家中做客。他是农业部中级单位的编辑，他那简朴的家位于华盛顿市郊的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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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Springs）。我和他就我为农业部年鉴写的一篇文章进行讨论。附带一提，农业部在那几年出版的年鉴至今仍是生态和环境方面最好而且最详尽的资料。到了3点钟左右，汉比奇说：“我们得收拾一下，一会儿有人会来。”我问他：“谁要来？”他说：“我欢迎部里每一个人星期六下午到我家玩儿掷蹄铁的游戏。你瞧，亨利已经快到了。”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正开着一台福特老爷车前来，不出一个小时，部里其他高层官员，也是新政的要角都一一现身，包括次长威尔逊（M．L．Wilson），新政多数农业条例的起草人和经济学家比恩（Louis Bean）（农业部顾问，也是农业条例的构思者），此外还有几个人。7点钟左右，暮色渐渐深沉，汉比奇太太请大家移师厨房，制作三明治。华莱士跟我闲聊，问我在忙什么，听了之后他说道：“关于这点，我想再跟你讨论一番。你可否在星期一早上和比恩一起来找我？”我当然告诉他，我是记者，不过他却没问起我帮哪家报纸写稿。他之所以想找我谈谈，是因为我是汉比奇的朋友，先前提出的问题引起他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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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拘小节的形式，如果不算失礼也称不上文雅。40年以来，我一直不能入乡随俗——办公室里的小姐称我“德鲁克先生”时，我实在无法亲昵地叫她们的小名。我一直称她们为“女士”，不知要过多久，我才能挣脱欧洲教养的束缚，让“女孩们”一词轻松地脱口而出。但是，美国人之间那种友善、互相提携的态度却是极其真挚，他们也很愿意给别人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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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得以为《邮报》写稿，是在1938年春去欧洲之前，直接找他们的国外新闻编辑谈成的。有人告诉我，《邮报》还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驻外记者，外电报道通常靠《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或《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提供。当时，在美国只有这两家报社有可观的驻外新闻人员。而《邮报》希望除了从同行得到稿源外，能再加上一点东西。于是，我打电话到《邮报》询问负责国外新闻的编辑的姓名，他们说是诺佛（Barnet Nover），于是我就直接到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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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后，我带着一份合约和一笔订金走出《邮报》。诺佛觉得我的想法不错，带我去见发行人迈耶，迈耶也表赞同，并说：“我们看过稿子之后，才能断定是否真能采用。我得声明本社有拒绝刊用的权力。不过，我们得先付你一笔订金，就先付两篇文章的部分好了。”就此成交。这么一来，他们也不至于过于冒险。就预付的那150元美金而言，已经不少了，虽然不够支付横渡大西洋的船费，但是欧洲的旅费就有着落了。后来，我如法炮制，直接去《哈泼斯杂志》（哈泼斯杂志：美国月刊，在纽约出版，内容包括小说和非小说，以卓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评论而闻名。）谈成第一桩合作计划。那年秋天，我写完了《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也找到了愿意出版此书的发行人。我想，在出版前先发表一篇文章应该有助于该书的促销。我知道《哈泼斯杂志》有一位副总编辑名叫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我读过他以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为题材的书《只有昨日》（Only Yesterday）。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他请我到办公室一谈，并鼓励我为他们写一篇专文。同样地，我又做了《周六晚间邮报》的不速之客，直接找他们的国外新闻编辑萨默斯（Martin Sommers）。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回，我从华盛顿搭火车到纽约，途中想起，何不去拜访萨默斯，于是在费城下车，搭电车到独立广场（Independence Square）。听完我的构想后，他说：“很有意思。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第一篇呢？”5天后，他就看到我的文章了，收到稿子的那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删掉几句后，就可全文照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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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做美国企业或美国教育的相关报道时，打电话给企业界、大学或是政府机构里的人，请他们专赐资料或是接受访问，他们一样表现出愿意接纳陌生人的态度。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打电话给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或是素昧平生的人，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工作给像潮水般涌入美国的维也纳难民，同样未遭推拒。即使没能得到正面的答复，答案也通常如纽约市立学院校长所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需要数学方面的专才。不过，您是否恰巧认识任何杰出的音乐家？”对于这位校长，我和他可是没有任何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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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之下的美国所强调的虽是不拘礼节，但是真正的特色却是愿意互相帮助，并给别人一个机会。每次我和老一辈的人谈起这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时常见面的迈耶、在普林斯顿服务多年的教务长高斯（Christian Gauss）和《哈泼斯杂志》的艾伦等人倾听我的感想后都表示，20年代的美国更是不拘礼节，但是表现出来的，并不比欧洲友善，不是那么乐意助人，也不会轻易接纳陌生人——互相帮助就是美国人特别针对大萧条所做出的回忆，这和大萧条的另一面，也就是猜疑、乖戾、恐惧和嫉妒，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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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这种回应和面临大灾难时的反应如出一辙，正如在大地震、洪水或飓风的肆虐之后，整个社区不分彼此、互相救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谈起经济大萧条犹如说到天然灾害，每个人都有一箩筐的故事可讲，例如：“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或是“我的不幸”等，在长篇大论之后，归结一句：“你瞧，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你也可以做到。”几年后，伦敦惨遭空袭，面对这样的痛苦、危险和空前的煎熬，英国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同情、关怀、友爱和互助的精神，让世人大为惊讶。我可不感到诧异，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我就见识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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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幸存者”，正如劫后余生的人，对自己的存活感到不可思议而开怀大笑。特别是，他们也笑自己，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只不过带着历经劫难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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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底、1941年初的冬日，我每月应邀于星期六下午参加外交政策协会（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美国一民间非营利、非党派的组织，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主要议题，根据情报发展出具有发言权的舆论力量。成立于1918年，总部设于纽约，他们还拟定出一套内容丰富的课程，以改善现今美国中小学有关国际事务的教学。）制作的节目，由CBS对全国做现场转播。这个协会的主席是名退休的将军，刚刚走马上任。一起吃午餐时，我就注意到他已经开始紧张兮兮了，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面对麦克风说过话。轮到他上场介绍节目时，他慌了手脚，语无伦次，手里的资料掉了一地。我们帮他捡起来，塞回他的手中，把这个吓得魂不守舍的可怜家伙推向麦克风前。他就以颤抖的声音念出最上面一张的内容。本来他该介绍的是当天的节目，却宣布了一个月后的节目，说道罗斯福夫人会在本节目发表演说。糟了，这本来是在节目最后才做的预告。至于我的部分，好歹终于讲完了。之后，CBS告诉我，听众纷纷打电话来抱怨外交政策协会，多达好几千个，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当天没让罗斯福夫人演说，或是对罗斯福夫人的健康表示关注，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完全不同。于是，我写了封信向罗斯福夫人解释这场风波的始末，之后也收到了夫人秘书的回函，完全没有责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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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两个月后，我在宾州的雷丁讲学。这是场午餐演说，在那个时代，我得在前一晚就从纽约赶过去才来得及。有一位秘书在我下榻的饭店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罗斯福夫人明晚将在此地演说。她抵达时看到您的演讲布告，因此得知您明早也会在此。不知可否作陪，一同探访医院、盲童之家和监狱？”次日早上，我就成为罗斯福夫人的随员，我们视察了一家医院和盲童之家。她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途中，我再度为外交政策协会出的笑话道歉。她笑着说：“我才应该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来信，我还不知道听众会有什么反应，以及要如何介绍自己。我保证那位可怜的将军不会再度受窘了。不过，德鲁克先生，”她继续说，“你知道吗，知道有人想冒充我，倒是让我高兴得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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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那个春天我为战时的华盛顿服务，因此必须接受安全人员的调查。那个对我进行调查的年轻人和我一样生嫩，他只有一件事要问我，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有人指控我企图“假扮罗斯福夫人”。于是，我向他解释了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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