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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黑人的声音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美国的黑人问题”需要的是心态的转变，而不只是政策的改变，甚至农村社会学都无法处理这个心态的问题。虽然约翰逊博士很忙，不能和他常常接触，我还是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但是，我却被瑟曼（Howard Thurman）的声音深深地震慑住。他是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的牧师。每次我到华盛顿过周末时，总会设法溜进教堂听他布道。瑟曼是最后一代声音最为动人的黑人布道家；这种声音的磅礴和纯粹之美可以穿透人心，然而在麦克风和扩音器盛行后，已不复见。在大萧条那几年，听收音机的习惯让我们对声音格外敏感。收音机使得伟大的黑人之声，像瑟曼的布道，走出黑人教堂，进入白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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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从奴役黑人的枷锁中获得真正的解脱，或许是始于大萧条之时。那时，美国革命的儿女们居然不让安德森（安德森（Marian Anderson，1902—）：美国女声乐家，亦是第一位在纽约市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黑人。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曾赞道：“这样的嗓子，一百年仅出现一次。”1939年美国革命之女协会拒绝让她在立宪大厅开演唱会，而成为全国争论的事件主角。罗斯福夫人反对该事，于是退出该会，并赞助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另开演唱会。）这位卓越的黑人声乐家在华府的立宪大厅演唱，此举使得最顽固的人都大为震惊，安德森也因此从声乐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当她唱起“让我的族人走吧”，那美丽而空灵的歌声飘扬到每一个美国家庭的客厅，使美国白人体认到“黑人问题”的症结在于白人的良心，而不只是有关黑人的权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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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外国记者协会几天以后（到纽约还未满6个星期），收到一封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函，署名是法肯索尔先生（Fackenthal）。信上写道：“敝校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美国教育家和政治领袖。哥伦比亚大学在他44年的领导下，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大学。曾于1912年代表共和党竞选副总统。1928年，在教皇碧岳十一世同意下，代表签订凯洛格—白里安协定（Kellogg-Briand Peace Pact），而于1931年和亚当斯（Jane Addams）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亦曾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主席达20年，此组织为他说服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创建的。）记得早先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中见过您，希望与您再叙。不知先生是否可在下周四到罗马图书馆的校长办公室和他一道喝茶？”我听说过这位巴特勒博士，但是绝对没有见过他这个人，也想不出他到底为什么要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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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索尔先生带我进入一间办公室，里头有个老先生弯腰驼背地坐在椅子上，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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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索尔先生对他说：“校长，这位是德鲁克先生。你还记得上次在日内瓦和他相谈甚欢吧？”那老人连头都没抬起，只是稍稍举起那虚弱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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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让两位好好谈谈吧。”法肯索尔满脸笑容地说。但是，直到茶送上来之前，我和校长双方皆静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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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人倒了杯茶，终于开口问我：“要一块方糖，还是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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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说，“我不加糖。”依旧没有反应，又是长达5分钟的肃静。然后，老人又问我：“要一块方糖，还是两块？”我想，老先生一定是重听，所以我又重复回答了一次。又不言不语地过了5分钟，然后他又提出相同的问题，问我要加几块方糖。这次我答道：“一块。”巴特勒博士很快地把一块方糖放进我的茶杯，递过来给我，然后又直直地盯着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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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沉默地过了20分钟，偶尔为我倒上一杯茶，递过来给我，然后问我要几块方糖。法肯索尔终于再度现身，愉快地说：“真抱歉在两位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打扰，不过，巴特勒博士，下一位客人还等着与您见面呢。”我回到位于市区的办公室后，才晓得法肯索尔的意图何在。（虽然，我还是不甚清楚他为何要我见那可怜的老人。）就在我准备离开办公室去哥伦比亚大学之时，有人送来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巴特勒博士的演讲集和文件，还有50个已贴好了邮票的信封，收信人皆是法肯索尔先生，还有一张便条：“每次您在报道中提到巴特勒校长或引用他的话，请利用此信封邮寄回法肯索尔先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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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曾有机会提到巴特勒校长，也没有引用过他的话，但是我却牢记法肯索尔先生在我离去时，对我说的话：“希望您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时，特别注意一下美国的高等教育。这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主题。”今天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不过那个年代充其量只是一个财富、数字、补助金和自大傲慢的时代。就美国高等教育而言，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在30年代。那时的大专院校都不富有，但是表现得好极了。由于大萧条的关系，物价急剧下跌，但是学费和捐赠给校方的捐款却依然照旧。30年代那几年可谓是思考、冒险、令人兴奋和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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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老年痴呆症可说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一直到1945年，他都是挂名的校长，实际上管理校务的是法肯索尔。哥伦比亚大学，这家巴特勒一手建立的学校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非常成功。巴特勒可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个巨人（第一个巨人则是在186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埃利奥特（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1834—1926）：美国化学家、教育家，1869～1926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以具影响力的教育批评家和改革家闻名。），他在18世纪“专科学校”的遗迹上创立了现代的美国大学）。巴特勒比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任何人都要早当上校长，在位期间也最久。1888年他提倡教师的养成教育应该是属于“高等教育”的范围，而非仅止于“师范学校”，因此创立了教师学院，并把“教育”视为一门大学的研究学科。他在1902年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并把教师学院纳入哥大的体系中。我和他见面时，他已经当了49年的大学校长了，之后还做了8年，在83岁那一年完全失去行为能力才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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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他可是相当激进的人物，因此赢得“神奇的尼古拉斯”这一封号。他极力主张的高等教育、对教育的系统研究、教育管理的注重、政府机关的改革、公职人员的大学进修、博士班学生的系统教学训练、研究生在教授指导下从事助教工作以汲取教学经验，以及把研究所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进行有系统的募款和宣传等等，都大大推进了美国的教育事业。巴特勒理念中的大学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机构，因此不单是培养学生的摇篮，也不只是个研究单位，他认为领导能力、责任、对社区和政府等公共事务的专精等，也都是大学教育的焦点。随着巴特勒的日趋老迈，他的理念也成为老生常谈了。但在大萧条那个时代，却是满溢着各种新的想法、新的实验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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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时期，大学的确是“新闻”。使一场晚宴不欢而散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讨论有关大学教育的问题。例如哈钦斯（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1929年，年方30岁即成为芝加哥大学校长，直至1945年。1951年至1954年任福特基金会的副董事长，1954年任该基金会总裁。他也领导民主机构研究中心，同时是一名严厉而具争议性的美国教育评论家。任芝加哥校长时，废除足球和兄弟会，强调自由艺术重于专门研究。）试图依照柏拉图学院来办芝加哥大学的作为，或是哈佛大学的废除教育一致性的主张，以及使大学成为高级“教育点心铺”等引起争议的做法……一同赴会的先生和太太也对“进步教育”（进步教育：一种以杜威（John Dewey）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强调学校课程的开设，应适合学生的能力和兴趣，而不应要求学生适应学校的课程。）的优缺点进行争执。所谓“进步教育”到底是指废除所有加诸于学生的规则、小班教学或是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电影，或是请“现实世界”的人来客座演讲等，没有人知道。每一所大专院校，不管多么小或是一点知名度都没有，无不进行课程改革，尝试新的理念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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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的焦点都在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面。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学校是教与学的地方。自从小学四年级受教于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之后，“教学观摩”一直是我不灭的兴趣。但欧洲的大学却强调专业生涯的准备、研究和学术工作，也就是把重点放在书房和实验室，而非教室，因此教学与学习就不显得特别重要。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对教学却格外地专注，一切以教学为重。访客到校园后，首先知道的就是在教学方法方面，谁是该校的“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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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说自己将到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演讲，有人立刻告诉我：“你一定得去，而且听听某人授课，那位老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教得最好的。”于是我问：“他是研究哪个领域的？”那人回答：“统计学。不过，他本人并不是研究这个学科的佼佼者，只能算是普通程度，但是就教统计学而言，他却是全国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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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确了不起，在短短的5分钟内，我从他那儿学到的统计学超过至今学到的全部，而我自己还教过这门学科呢。这个老师个儿不高，头上秃顶，而且留着胡子，看起来就像个小矮人。他带着博士班的学生进行讨论课程，把表格和图表投射在荧幕上，完全不加标示或是说明。他对大家说：“请看这些数字。然后告诉我你看出来什么。”学生于是答道那些数字代表分配不规则、显示出某种周期性或表现出内在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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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矮人老师听了之后，或点头，或微笑，或和学生论辩，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就让大家明了那些数字形成的规则。然后，他又投射出两组数字，一看就知道互有关联，而且在长期的发展期间，每一个数字几乎都相互对应。学生异口同声说道：“这两组数字显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老师说：“每个统计学家看了之后，也是认为如此。但是，你们是否能告诉我其中的关联为何。这一列数字，”他指着左边的表格，“是每年在纽芬兰岛外海捕捉到的鲱鱼数量，而那一列数字，”他指着右边，“是同年北达科他州的私生子女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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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萧条时期特别强调教学与学习，对于“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这个定律也不是全然不知，然而，在当时著名的“高级研究学府”，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这个人出版过什么著作？”而是：“他书教得怎么样？”不管你拥戴何种教育哲学，是芝加哥哈钦斯的“新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他的身后注解者以及该体系的现代复兴者，则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进步教育”还是哈佛的“自行其道”，最重要的还是适合学生需要、因材施教，并引导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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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很注意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对任何从欧洲来的人而言，这可是个新鲜的主题。长久以来，柏林大学自从1809年创办以来，就一直被公认为“现代”大学的先驱与原型。但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孰为先驱、孰为原型，仍有许多争议。就在那几年间，州立的大专院校走向成熟，从地方学院晋身为“全国性”的大学。当然，有些州立大学，像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位于弗吉尼亚或密执安的“杰斐逊先生大学”已经小有名气，不过顶多只能和一些顶尖的私立学校“并驾齐驱”。现在，由政府税款补助的公立美国大学终于显示出其独特的特质，比方说艾奥瓦州立学院就和德国的“科技大学”以及接受政府赠予而兴建的传统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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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注重研究，以应用科学为主的卓越的学校，同时也是农业的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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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伊奇（Monroe Deutsch）这个人，一度被普林斯顿的教务长高斯（Christian Gauss）戏称为“美国教育界的大秘密”。每次有人谈到大学的结构和功能，总会有人说：“关于这一点，研究得最深的是多伊奇”。多伊奇从不在公共场所出现，不参加会议、不演讲、不接受访问，也不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如果有人打电话到加州大学找这个教务长，一定先被秘书拦截，问来电者的目的，若是报社打来的，一律惨遭封杀。要不，秘书就说：“请写一封书信来，我一定会帮您转交。”要直捣黄龙，找到多伊奇的“巢穴”可是比登天还难——他的办公室就在柏克莱校区一栋旧大楼的地下室，门上连个名牌或标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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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奇倒是很乐意谈到大学的一切，特别是加州大学，毕竟这是他一生的全部，但是他却从未谈起过自己。他出生于旧金山的富有人家，很早就决定为公众服务，但是他的羞怯几乎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是个标准的“见光死”，无法忍受自己在公众面前曝光，更别提出来“抛头露面”主持校务。于是他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角色，成为加州大学体系中的“幕后主持人”，从事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他设计出综合大学校园的形式，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然后他又在加州设计出更具有“综合”特性的大学、州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不但维持了大学卓越的学术地位，更使得加州每个高中毕业生都有减免学费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州立大学的财务得以独立，也都归功于他，他提倡大学每收一个学生就可以从州政府处得到一笔补助款。他还更进一步促使加州把高等教育列为该州最重要的政治支票，并将该州大学的首要教育目标定为矢志追求卓越。他说：“要不是希特勒的关系，我们就无法一下子募集五六十名第一流的学者和教师。不过，从15年前开始，我就已经未雨绸缪，为了本州和大学做准备，说不定真的天降甘霖，我们终于得到上帝赐予的吗哪（吗哪：以色列人漂泊荒野时，上帝所赐的食物，出自《旧约·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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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那几年，另一波骚动是来自美国高等教育界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那时，美国共产党已经失势，无法操控美国的劳工运动，也无法动员美国的黑人，他们于是向美国大学下手，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就是纽约。正如往常，这些美国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路人一心一意要摧毁社会自由党，想夺取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箭靶就是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像纽约大学的哲学家胡克（Sydney Hook）、前布鲁克林学院院长也是经济学家的吉登斯（Harry Gideonse）和哥伦比亚学院的文学评论家特里林（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作家兼批评家，被誉为“当代最具思想性和刺激性的文学批评家”。）等人。他们运用种种威胁、声明、布告、公开抨击，以及再典型不过的伎俩以杜绝悠悠之口，并诋毁和恐吓教职员、行政人员和学生，这些斗争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至全国每一所大专院校。15年后，既懦弱又缄默的美国学术界，把对抗麦卡锡（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47～1957年），20世纪50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所谓的“麦卡锡主义”则是指以反共来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法西斯行径。）、捍卫自由的责任大抵交给局外人，如老自由派人物，特别是保守主义者，最后甚至交给美国军方。大致看来，这就是集体违背良心的结果，有太多信奉学术自由的人都被打倒了，为美国共产党声明签名，抨击非共产党的同僚，公开支持美国共产党的整肃行动，或者是为各种美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签名。除了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敢于拒绝为共产党签名，其他的人都有可能接获不再续聘或不得晋升的通知。美国共产党的势力已渗入太多的机关团体，他们的威胁不仅是恐吓，还会动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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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混乱中，有些值得欣喜，有些则令人伤心，但都一样嘈杂。就在此时，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等国涌入大批逃难而来的学者，从西班牙和意大利来的也有，不过数目较少。当然，大抵是因为这种混乱，才使得美国得以吸收这么多的学者。而美国大萧条时期高等教育界的这种混乱也使那些刚到新大陆的学者产生冲击力。英国也收容了不少从其他欧洲国家逃难而来的学者，特别是老一代、声名卓越的人士，但是他们对英国大学影响却不大。到达美国的那一批学者可谓躬逢其时，那时的美国正渴望新价值、新理念、新方法、新声音和新面孔。事实上，美国大学对这些欧洲学者造成的冲击也不小，这点颇值得玩味，不过现在再来探讨或许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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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造就了许多一流学者，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或许至多只能成为中上程度的学人，到了新大陆，他们不得不超越狭隘的学科范畴，以合乎学生的需要，或是进行“整合性”的课程教学。在欧洲的大学，由于制度的严苛，他们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就以意大利的学者费米（Enrico Fermi）为例，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还是不能对文学院的新生讲授物理，而另一位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大师齐拉特（齐拉特（Leo Szilard，1898—1964）：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负责原子弹开发的物理学家小组成员之一，1949年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启发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也不得转教生物。这一切告诉我们，欧洲大学没有那股使学者“活跃”起来的动力；这些学者还是局限于他们的“专长”，仍停留在他们原来的领域。但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即使是规模最庞大的大学或是以研究所著称、注重“研究”的学校，如哈佛，尽管有政治斗争、暗中较劲的事情，但还算是一个共同体、一个社群，而不只是一栋建筑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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