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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演讲分成两部分，“在音乐开始前，先说一半，然后再讲另一半。”我问道：“什么音乐？”那人回道：“他们没告诉您吗？我们从伊斯特曼戏剧学院请两个学生来表演歌剧《阿伊达》死亡的那一幕，插在您的演讲当中。”因此，那对不幸的恋人在我脚下双双步上黄泉，此时主持人转过身来对我说：“您刚才说的最后一个句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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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讲方式可说是见识一个国家的最好方法，那几年，我跑遍了大部分的大城市，在小型学院演讲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些学院渴望听到外界的声音，他们接纳程度高、殷勤热情而且让人好奇；他们就像这个国家，形形色色都有——有些标榜比“知名大学”的学术水准更高；有些依旧保持着19世纪神学院那种简朴的特色；有的极其保守，每晚到9点一概熄灯，只准在洗手间留一盏小灯；有的则过度放纵，担心学生会有“性压抑”的问题。并非每一个小型学院都有像奥伯林（Oberlin）、韦思礼安（Wesleyan）、波莫纳（Pomona）、格林聂尔（Grinnell）或是迈尔斯（Mills）这几所学校的学术表现、纪律和高标准，但是这些小型学院让访客了解到美国这个国家对教学与学习的认真，即使是财务状况最差、最蒙昧的“牛仔学院”也在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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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多数的教育实验皆在小型学院进行，因为他们规模小，所以可以让有勇气的教育行政人才放手一搏。例如，在俄亥俄州一个名叫耶洛斯宾斯的小镇有一所安蒂奥克学院，校长摩根（Arthur Morgan）是工程教育学家，他引进“建教合作”式的教育，学生一学年有5个月必须工作，而且是正规的全职工作，而其他7个月则在校学习，并得修满一定的学分。本宁顿这家小型学院是在1932年大萧条的谷底建校的，以成为一所“先进的”女子学院为理想，他们在大萧条的末期邀我加入教学阵容，为他们发展出整合的人文课程，希望同时具有学术严谨，如胡群斯在芝加哥所提倡的，和哈佛学生的自治精神，并提供本校的教师自由学习与教学的机会——这可是芝加哥和哈佛都没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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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中，小型学院的财务状况说来要比大型大学来得好。就以本宁顿为例，把注册的新生人数控制在325名左右，不但经济而且易于教导，此外并不需要外界的捐助。这个学校的教授薪俸是全国最高的，师生比例也最高，才325名学生就有50个老师。当然，学费也相当高，不过没有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被拒绝入学的，因为除了兴建新大楼需要资金外，学校唯一须募得的款项就是清寒学生奖学金，不然学校的财务就得以收支相抵了。那时，小型学校的花费比起大型大学实在是低得多，后者要支撑研究所这个重担，还有昂贵的实验室，还要养老迈而享有终身薪俸的教授。因此，小型学院要比声名响当当的大型学院更能付出高薪吸引有才之士，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艺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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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型学院常有一些不凡的人物，加州奥克兰迈尔斯学院院长莱因哈特（Aurelia Reinhardt）就是一例，她是典型蓝袜派（蓝袜派（bluestocking)：指才女或卖弄学问的女子。源自18世纪中期英国伦敦一个由上层社会妇女所组成的团体“蓝袜社”。）的老处女，斯坦福大学最卓越的史学家，也是胡佛总统（Herbert Hoover）的初恋情人，为了追求学术生涯而放弃婚姻。我因到迈尔斯学院进行为期三天的演讲，才认识她。30年来，她一直是该校校长，并使这所学校成为美国西部首屈一指的女子学院。莱因哈特女士特别高，骨瘦如柴，面色憔悴，声音和身材的特色也有点类似，身上常常裹着一层又一层大花的粉红色蝉翼纱。她在自己的住所为我举行接待会，在谈话告一段落时，有个学生突然声称：“我在婚前绝对要保持处女之身。”莱因哈特女士转过身来以低沉嗓音对她说：“这么一来，你可是在浪费大学时期的青春哦。”然后，她又继续对我说着凡尔赛和平会议（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的事，她就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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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小型学院，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关于一所非常小，而且鲜为人知的学校——堪萨斯的公谊大学。1941年的6月，外国记者协会组团到几家小型学院进行为期一周的外交事务研究会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和该州的贵格会教友往来密切的校长尽力对我们表示友善：“你们只在本地停留一星期而已，所以我们不会试图改造你们的思想。各位先生，我知道你们都是从没有宗教信仰的东部来的，所以呢，”他指着外面一棵巨大的铜菊，“要抽烟的话，一定得到那棵树下。”那时的堪萨斯还有禁酒的法令，因此他就教我们在大街上要酒喝的暗号：“只要你点的是双份的什么南方冰淇淋苏打，你就可以喝到一杯威士忌了，不过请在结束一天的演说之后喝，因为你们即将对着最伟大的队伍进行演讲。”“公谊大学”这个校名看来庄严壮大，事实则不然，当时大约只有150名学生，而且注册的人数越来越少（到今天，学生人数稍多，大概有900名）。我们在活动的那个星期吸引了一大群镇民前来共襄盛举，这次会议办得可说是圆满成功。让我颇为不解的是，这所学校是五层楼的建筑，而我们只能在四楼以下活动，不得爬上去。最后，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天，我问校长，为何不能上楼。他面露尴尬之色说道：“楼上只有博物馆而已。你们从大城市来的人见过太多伟大的博物馆，可能会不习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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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办法从他口中套出原委。这所学校根本用不着四五两层楼，下面三层已经绰绰有余。后来，该校有两个退休的教职员（一个西班牙教师还有一个老木匠）通过想到申请贷款在楼上设个博物馆，得到这笔款项后，他们还从堪萨斯的公谊会（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基督教徒宗教团体，一般又称资格会。“资格”原为一诨名，源自福克斯（George Fox）的名言：“对主的话战栗（quake）。”该团体在1652年左右，由福克斯创建于英国，旨在反抗国家所统治的教会与某些被认为倾向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教义与仪式。）获得每年50美元的补助金。这笔钱可说是少得可怜，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于是他们心生一计，用这笔钱来付邮资，寄信给分布在全国的校友和朋友们，请他们为这个博物馆出力，看是否有可以捐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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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博物馆内，我看到了最令人叫绝的鹊巢，还有印第安人编的美丽的大篮子，是从基欧瓦斯、朋卡斯和温尼巴哥送来的；我从未见过做得这么精美的篮子，现在必定是价值连城了。他们收藏的匈牙利伪币该属世界第一的收藏，还有一只非常巨大、完全由青贝纽扣做成的帝俄双头鹰。在收藏之列的，还有堪萨斯的第一座草屋，你得蹲下来爬进去，进去后却撞上了堪萨斯第一部福特T型车。老木匠有点难为情地说：“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放这部车了。”创办博物馆的这两位老人在杂志上看到纽约的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生境类群模型”，里面有许多标本动物，还有人造棕榈树，所以他们也如法炮制，找来几只非洲动物，有狮子、斑马，甚至还有长颈鹿。那头狮子可是一只壮观的野兽，做张口怒吼状，但是嘴里却叼着堪萨斯的第一部打字机。同样地，这也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置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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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被这个博物馆吸引而流连忘返，不过我得赶搭飞机了。下了楼，我发现同事皆群集在收音机旁——原来希特勒已经入侵苏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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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外国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在德梅因（Des Moines）《记录报》（Register）编辑韦麦克（William Waymack）的面前时，他问我说：“你是在《纽约时报》，还是在《芝加哥论坛报》服务？被派驻到欧洲的哪一个地方？”我告诉他，我是在美国为英国报纸写稿的外国特派员，他听了之后，大为兴奋，把所有的编辑都叫来集合，说道：“我们知道的外国特派员都是报道欧洲情况的美国记者，现在却有一位外国特派员是为英国报道美国情况的。”他并以我为专题，写了一篇文章刊在第二天《记录报》的头版。这位韦麦克可不是泛泛之辈，而是美国最杰出的新闻人士。他在1936年和1937年荣获普利策奖的最佳新闻编辑奖。他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问题的消息权威，对国外新闻非常感兴趣，对欧洲和亚洲的情势也颇有了解。他也是使艾奥瓦大学和埃姆斯的艾奥瓦州立学院更上一层楼的人。在大战后，他成为杜鲁门总统第一届原子能源委员会的成员。他从1921年起，就开始编辑德梅因的《记录报》。《记录报》曾被列为美国最好的十大报之一，对于国外的报道特别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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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麦克当然知道美国有外国来的记者。他每两三个月到东岸时会刻意地寻找这些外国记者。我们在德梅因认识后，他每次到东岸都会和我共进午餐或是晚饭。但是外国记者或是外国访客却很少到德梅因，他们大都待在东岸，只有在总统提名大会时，才会跑到芝加哥。他们有一回到底特律去福特的鲁治河厂区，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地方可说是观光旅游必经之地，正如19世纪欧洲旅客必会到尼加拉瓜大瀑布观览一样。当然，关于好莱坞也有一段典型的报道。在纽约和好莱坞之间则是一片荒原，是“水牛漫游之地”，小说家刘易斯（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和门肯（门肯（H．L．Mencken，1880—1956）：美国报章杂志撰稿员，以社会评论闻名。）对这块地域已着墨不少，看他们的作品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大老远地跑去？因此，一个从国外来的记者到德梅因去认识中西部、玉米之乡、艾奥瓦大学、艾奥瓦州立学院、新政的农业政策和美国人民，的确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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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只是外国记者认为艾奥瓦是个“孤立”的地方。艾奥瓦就像美国大部分的地区，认为自己是“孤立”在一旁的，和外面的世界不同，远离强权的世界，在欧洲的纷争之外，有着不同的价值、文化和基本需求。当然，不见得“更好”。欧洲是精致、文化的象征，代表着许多“高尚的事物”，在那几年中，特别受到美国人的尊崇。那时，中西部的城市，如底特律、托莱多、克利夫兰、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无不相互竞争，收集欧洲大师的作品放在当地新开幕的博物馆内；而在各大学，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到太平洋岸的斯坦福，“西洋文化史”这一门大学的核心课程，更摒除一切有关美国的事物。那时，很少有美国人听过卡夫卡，卡夫卡热是几年后才开始的，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期，然而美国人眼中的美国和卡夫卡幻想中的“美利坚”却没有什么不同：是个孤立的地域，远离旧世界的罪恶、仇恨和限制。麦克里希（麦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兼诗剧作家，热衷于政治活动，曾三度获普利策奖。）1939年写了一首诗，说道：“美国就是希望。”在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如卡夫卡的看法里，使美国孤立的并不是由于她是个“国家”，而是一个“宪政体制”。美国人的希望不但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所谓的“美国梦”是个理想的社会，而美国人的才智在政治方面尤为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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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是一块领土，在地球表面占有一块特别的地区。但这块土地所秉持的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这原则，也许“美国”这个地方仍然存在，但就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了。自古至今，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有着一位政治家圣贤——林肯。真正美国本土的艺术只有一种，那就是政治。若对那抽象的原则，也就是“宪法”宣誓服务不渝，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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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来看，大萧条时期的艾奥瓦、华盛顿的农业部和底特律的通用汽车总部离欧洲并不是那么遥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美国年轻人无不向往那“伟大的旅程”，到欧洲一游于是成为经济情况许可的人最想做的事。即使在福克纳笔下那个约克纳帕塔法郡，代表着文化的无助的那个年轻叔叔也曾到过海德堡；他的另一部小说《圣殿》（Sanctuary）中的小镇女郎德蕾克被人带到巴黎以忘却孟菲斯妓院的恐怖与黑暗。然而，就精神层面而言，在大萧条那几年，欧洲和美国的距离却是再遥远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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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政却是有意识地再度肯定自己的特点，突显美国独特的特性，特别是再强调美国的基本诺言：美国不像他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信念”。这一点，不管是新政主事者，或是反对新政的人都点头同意。新政时期的辩论焦点并不是这个办法或那个方案是否正确可行，而是“具不具有美国的特质”。农业部长华莱士和他手下那批年轻的精英在美国主导的土壤保护区和农业福利计划，首先强调的就是“独特的美国特色”。事实上，新政的农业计划在当时可谓独步全球——目标在创造数百万可获利的农作企业，每一项都是高科技、集中资金与运用教育资源的企业，而非只是简单的“农场”，皆自给自足，可独立作业，而且是每个家庭的根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采用类似的计划，大抵是由于美国的刺激，并以新政为仿效的对象。同样地，新政时期的美国也意识到美国工会的独特之处。他们的工会组织是个好战的团体，却不具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是和管理阶级对立的力量而非反对资本的敌人。新政知道其本质在于美国独特的立法概念，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借由准法律机构，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进行管理，以反对欧洲那种独断而充满政治意味、无法可管的放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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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不假思索地强调美国的一切必得具有独特的“美国特质”，而且有着独特的、美国本土的原因，这种“与众不同”的自觉也可能导向愚昧的盲目。就以新政最后几年的保健现象为例，已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了，那呈“爆炸性成长”的保健支出就是独特的美国现象，表现出美国人特别的习惯、政策和阴谋。据研究，保健的付费机构显然偏袒医疗机构，由于私人或地区医院所具有的特性，导致医院的滥建，而且常常进行不必要的手术，谋求不当的收入。在美国，没有人了解日本、英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样面临保健支出庞大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不像美国保健付费机构或美国的社区医院，提供“供过于求”的病床数。就以英国为例，他们的“病床数目不足”才是导致保健支出过甚的主要原因。美国手术的泛滥也是一例。换句话说，在美国没有人愿意去了解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现象，并非有着特别的地域性的原因；要这么做，就等于质疑美国这个社会和政体独特的“美国特性”。同样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学生的骚动不安也加上了一个“具有美国特点”的原因：越战，或是黑人贫民窟的问题。但是，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发生过，先是在日本和法国，他们却没有越战或是黑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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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信念很容易就沦为感情用事、自吹自擂以及民粹主义的咆哮，事实上也常如此。狄更斯在1843年出版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至今仍是讽刺美国民粹主义最有趣而且最辛辣入骨者。而狄更斯本人却在25年后为这部作品道歉，声明自己写得过于夸张。今天，我们却可在美国每一场政治大会和选举中发现狄更斯笔下的吹牛大王和江湖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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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信念也是林肯“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正是由于这股信念，欧洲人才会一波波地涌向美国。受到吸引前来的欧洲人很快地就不再是欧洲人了。我告诉韦麦克自己为什么来到德梅因时，他微笑道：“你这个外国特派员也做不了多久了。很快地，你就会成为美国作家。”几年后，我到本宁顿学院任教，选择自己想教的基础课程时，我并没有挑“西洋文化”这一门，而选择了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府这两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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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韦麦克初相见时，大概是在1938年初秋，也就是慕尼黑危机时，美国梦已经面临到自己无法清醒面对的事实，那就是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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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念中的美国必定是要“孤立”的。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所谓的“国际主义”，不过是孤立主义的一个形式罢了，骨子里还是不折不扣的孤立，企图借由自治、完美的机制——国际法庭、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的运作，使美国免于涉入国际事务和外国政治，无须政治决策、主动干涉，就可维系世界的和平与秩序。若要使“美国梦”有意义，就只好对国际事务视而不见，不当成“重大事件”。难怪小施莱辛格（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1917—）：美国历史学家，因《杰克逊时代》一书而获普利策历史奖。）在其著名的《杰克逊时代》（Age of Jackson）一书中尽可能把国外大事略而不谈，甚至连外面的世界一齐摒弃在外，即使国外政治是杰克逊时代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并为几年后得克萨斯的合并与墨西哥的战争埋下伏笔。对小施莱辛格来说，“杰克逊时代”却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正因为这时代强调“美国信念”，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杰克逊时代》是在1945年出版的，以号召美国人民和政府在美洲大陆建立人类的共同城市为任务，此一任务因国际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未能实现。在那几年中，小施莱辛格是所谓的“国际主义者”，不得不相信联合国会维系世界的安全，使美国得以回归到国内事务并实行自己的任务。但是，正因如此，对美国而言，国际事务必得成为“非事件的事件”（non-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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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总让人不得不正视国际事件；这一现实也表明，不管是信念、承诺、价值或是理想都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而且能存活才是最重要的，远胜过远见。因此，国际的政治现实永远将美国当做许多国家中的一个环，而非独立的、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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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罗斯福首度出马竞选总统时，他的舞台完全是以“孤立主义”作为背景。他对胡佛特别是自由派那一方提出的主要控诉便是胡佛对外面的世界关心太过，把注意力放在“外人”的事务上，如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在拟定美国的国内政策时考虑对混乱中的世界经济是否会造成冲击。因此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故意且公然地破坏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以实现新政的诺言，亦即背离国际事件、对外责任，以及不参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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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后，也就是在1936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国际事务还是如不存在一般。罗斯福政府仍然毫无疑问地拥抱“孤立主义”。所谓的“国际主义者”是指华尔街的银行家、“死神的商人”，或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不管怎么说，都是“多金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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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世界开始有了巨变。到了1938年，美国已经心知肚明自己正面对着国际危机，必须有个根本的国际决策。问题是，美国若有国际政策如何能继续成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慢慢地，美国政治开始有了转变，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变成战前的美国，由其衍生出的基本立场仍然影响到40年后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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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立场便是阿加（Herbert Agar）所提出的。阿加就像韦麦克，是个卓越的作家、新闻工作人员，也是著名的报纸编辑，主编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信差》（Courier）。新政早期那几年，阿加已是美国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是论述美国总统一职的《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1923年出版，并荣获普利策奖中有关美国历史的奖项。本书皆以民主党总统为主角，强调美国的独特在其政治方面的远见、美国的远离罪恶、国家主义、权力政治和欧洲的“殖民主义”。然而，阿加也毫不犹豫地主张美国应该领导“十字军”对抗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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