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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在这些时代，脱离了所有的根，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的大地。我这样的人，还真是殊为罕见。我是1881年出生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帝国，出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君主国。但是，请不要到地图上去寻找这个帝国：它已被冲刷干净，不留痕迹。我在维也纳长大成人。这是个拥有两千年历史，跨越民族界线的都城，可我却不得不在这座帝国首都沦落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外省城市之前，像个罪犯似地离它而去。我用我现在所操的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已经烧成灰烬，而在这同一个国家，几百万读者曾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我在哪里都是个陌生人，充其量是个客人。便是我真正的故乡，我的心灵选择的故乡欧罗巴，自从它第二次在兄弟阋墙的战争中，自杀似的互相残杀以来，我也已把它失去。我违心地见证了历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凶残最狂野的胜利。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这种精神高度跌落到这样的衰败沦丧——我提到这一点，丝毫也不感到骄傲，而是怀着羞耻。在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从我开始长出胡子到我胡子开始发白的这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激烈变化和变动，比平素十代人的时间里发生的更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发生的激变实在太多了！我的今天和我任何一个昨天都迥乎不同，我的逐步高升和我的猛然跌落，使我有时候觉得我不仅只有一种生活，而是有若干彼此迥乎不同的生活。因为我常常觉得，要是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我的生活”，便不由自主地问我自己：“哪一种生活？”是指的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然后我说：“我的房子”，我又发现我一时竟然不知道，指的是从前哪一所房子，是在巴斯[1]的那所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所，还是在维也纳我父母亲的房子。或者，我说，“在我们那儿”，而不由得惶惶然地提醒自己，我早已不属于我故乡的人，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既不再有机地和那里紧密结合，而在这里又从来就没有完全融入；我成长起来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和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我自己感觉到，越来越区分为全然不同的世界。每次我和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插曲，我从他们惊讶不止的问题发现，有多少事情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历史的陈迹，或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对于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我心里有种本能，暗自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和我们的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断裂。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我们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当然，是在极不舒适、受到危害的生活当中，加进去了如此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东西，尤其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先辈的生活方式相比，这种感觉更是强烈。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形式。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生活，没有逐步高升，没有突然坠落，没有震荡，没有危险，一生之中只有小小的波折，觉察不到的过渡；时代的波浪以同样的节奏，平静地、悄悄地载着他们从摇篮直到坟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甚至几乎都是在同一幢房子里；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是发生在报纸上，并没有敲打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一场什么战争，但如果以我们今天战争的规模来衡量，也只是小小的打了一仗而已，远远地在国境线上发生，听不见隆隆炮声，半年之后，战火熄灭，为人遗忘，只是成了干巴巴的一页历史，于是，旧日同样的生活又复开始。而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旧调重弹，从前的事情，什么也没剩下，也什么东西都没有重新回来。平素历史总是非常节约地，只分给一个国家，分给一个世纪的东西，却在最大程度上全都保留给了我们。当然，过去一代人进行了一场革命，另一代人进行了一次军事政变，第三代人经历了一场战争，第四代人经受了一次饥荒，第五代人经历了一次国家经济的崩溃——有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甚至什么也没有经历。而我们今天，年已六十，照理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什么事情“没有”看见过，“没有”经受过，“没有”经历过？我们把一切可以想象的灾难，根据目录，一一饱尝（而且还没有尝到最后一页）。我自己便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时代人，甚至每一次战争，我都是站在不同战线上经历的，第一次战争是在德国战线上，另一次是在反德战线上。战前，我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的最高阶段和形式，后来我又认识到，个人自由降到了几百年来最低的程度。我受到称颂和谴责，享有自由和不自由，富裕和贫穷。——《约翰启示录》[2]中的那些灰白的马匹全都闯入过我的人生，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时疫和流亡；我亲眼看见了巨大的群众性的意识形态在我的眼前成长、扩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我只能充当无力反抗、毫无权利的证人，眼睁睁地看到人类难以想象地跌落到野蛮状态。这种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状态，如今却具有有意识的纲领性的反人道的教条。留给我们的，又是过了几百年亲眼目睹不宣而战的一些战争，设立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掠夺，对不设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以往五十代人从未见到过的野蛮暴行。但愿今后若干代人也不要再惨遭这样的暴行。荒谬的是，我发现就在我们的世界道德上倒退一千年的这同一时间里，同一个人类，在技术方面和智力方面却大大提高，创造出预料不到的伟大成就，转瞬之间就超过了人类几百年来创造的一切成绩：造出飞机，征服太空，在同一秒钟把人的话语传达到地球的另一端，从而战胜了宇宙空间。分裂原子，战胜诸多刁钻恶毒的疾病，几乎每天都把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人类整体直到今天这一时刻，从来没有这样像魔鬼似的邪恶，也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些只有天神才能做到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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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我们这个紧张的，戏剧性强烈，充满意外事件的生活充当证人。因为——我重复一遍——每个人都是这些巨大变化的证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证人。我们这代人谁也无法逃避，谁也不像在过去的时代可以置身事外，不理不睬。由于我们有同时进行的新的机制，我们都被卷入时代之中。倘若上海遭到轰炸，房屋被毁，伤员还没从屋里抬出来，我们在欧洲呆在房间里便已知道轰炸的情形。一千海里之外的大洋彼岸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以生动的图像跃入我们的眼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任何安全设备，可以不使我们经常获悉一切，卷入事件的中心。没法找到一个可以让你逃避的国家，没法买到片刻的安宁。命运之手在任何地方都抓住我们，掷回到它正在进行的这场不知餍足的游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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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都得屈从于国家提出的要求，投身充当最为愚蠢的政治的俘虏，适应光怪陆离的各种变化，不论你如何苦苦挣扎，你总是和集体拴在一起。集体拽着你走，不容抗拒。谁若从头到尾总是顺应这一时代，或者不如说被驱赶着，被追逼着前进——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时间——他就比他任何一位先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历史。便是今天，我们又一次置身于一个转折点，置身于一次结束，一次新的开始之际。因此，在我回顾我的一生时，在某一个日期上暂时停止我的行动并非毫无目的。因为1939年9月的那一天正好把一个时代画上终止符号。这个时代塑造了并且教育了我们这些六十岁的一代人。倘若我们用我们的证词，哪怕只是从残破不全的真实情况中，给下一代人提供一丝实情，我们也就完全没有白费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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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试图撰写回忆录，处境极为不利。但是这种处境对于我们时代而言，却极有典型意义。我是在战争之中撰写，我是在异国他乡撰写，毫无助我记忆的材料。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我手头没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没有笔记，没有朋友的书信。我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消息，因为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已不通邮，或者信件为严格审查所阻。我们每个人又彼此隔离，就像生活在几百年前轮船、火车、飞机和邮政还未发明的时代。我随身携带的往事，只剩下装在我脑子里的记忆。所有其它的一切此时此刻对我而言，已经不可企及或者业已失去。但是我们这代人已经彻底学会出色的本领，不为丢失之物追忆哀伤，也许没有文献证明，没有细节点缀，对于我的这本书甚至是一大收获。因为我把我的记忆力不是看成一个偶尔记住这一事，又偶尔忘却那一事的机体，而是一个有意识地加以整理，很睿智地予以删除的力量。人们从自己生活中忘却的一切，其实是被一种内心的本能早已判决要予以忘却的东西。只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东西，才有权利为别人保留下来。所以，你们这些记忆啊，请你们诉说，并且进行选择，在我的生活沉入黑暗之前，请代替我至少把我生活的影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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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敦附近的小城。茨威格在英国的最后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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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启示录》是《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耶稣的门徒约翰传达上帝的启示，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接二连三的大灾难，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伤害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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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安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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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宁静狭隘之中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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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下子被扔进滚滚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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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波浪千重万重在旁冲刷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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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很刺激，有些使我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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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使我们恼怒，易于波动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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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刻刻都在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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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感受，感受到的沧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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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故冲刷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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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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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里长大成人，倘若要我随手找个词，说明这个时代的特点，我希望，称它为：安稳的黄金时代，这样说最为贴切。我们这个将近千年之久的奥地利帝国，一切似乎都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之上，而国家自己便是这种经久不变的最高保证。它赋予市民的权利是由国会书面确认的，而国会则是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机构，市民的各项义务也全都仔细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作为晶光灿灿的金币广为流通，保证这种货币经久不变。人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多少钱财，将来有多少钱财会到达他的手里，人人知道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标准，特定的尺度和重量。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地算出，每年他会得到多少利息，官员和军官在日历里可以非常放心地找到，他该在哪一年得到晋升，哪一年他该退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定的预算，知道为住房和饮食，为夏日旅行和交际应酬该花多少钱，另外还有一小笔钱仔细地准备着，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支付生病和延请医生。拥有一所住房的人，把它视为留给儿孙的可靠的家产，庄园和店铺代代相传，婴儿还躺在摇篮里，就给他准备一个储蓄罐，或者在储蓄银行为他存上第一笔钱，为了他今后的一生，为了未来，存上一笔小小的“储蓄”。在这疆土广袤的帝国里，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牢固而又不可变动。而在最高的位置上坐着年迈的皇帝；他若去世，大家都知道（或者以为知道）就会有另外一人继位，精密盘算妥善制定的社会秩序，不会有丝毫改变。谁也不信会有战争，会爆发革命，会出现暴乱。在一个理性统治的时代，一切过激行为，一切暴力行径似乎已经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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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安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最值得追求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拥有了这种安全感，人生才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占有这种珍贵的财产。起初只有有产者才享受这一优点，渐渐地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蜂拥而至；安稳的世纪成为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子保险，防火灾和盗窃，为田地保险，防冰雹和恶劣天气，为身体保险，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为老年买人寿保险，生下女孩子，在摇篮里就保上一笔险，作为日后的嫁妆。最后甚至工人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一种正常化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帮佣的也省下一笔养老金，作为自己日后的安葬费，预先存上一笔死亡保险。谁若能无忧无虑地注视未来，就能心安理得地乐享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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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可以防范人生到最后一个空缺，都能不致受到命运的侵袭，这种动人的信任，尽管人生观正派而又谦虚，依然暗含着一种极度危险的倨傲。十九世纪怀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确信，自己正走在笔直的正确无误的道路上，走向“亘古未有的最好的世界”。人们怀着轻蔑的神气，鄙夷不屑地观看以往战争频仍、连年饥馑、暴乱不停的时代，认为那时的人类尚未成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启蒙。现在看来，只消几十年，就能把最后的邪恶行为和暴力行径予以最终克服。这种对持续不断、不可阻止的“进步”所怀有的信念，真正就像那个时代一种宗教的力量；人们信任这种“进步”甚于信任《圣经》，“进步”的福音书似乎已被每天发生的科技新奇迹所证明。事实上这种普遍的繁荣高涨，到这个和平世纪的末尾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姿多彩。夜里在大街上不再点亮昏黄的路灯，而是亮起电灯，商店从主要大道一直通向郊区，都显示出它们诱人的新颖的光彩。多亏有了电话，人和人之间可以在远距离交谈。人们坐着不用马拉的车辆，以新的速度飞驰。人已经飞上太空，实现伊卡卢斯[1]的梦想。舒适的生活从高雅的豪宅传到市民的家里，不必再从井里汲水，也无需辛辛苦苦地在灶头点火。卫生习惯广泛传播，垃圾污秽不见踪影。自从运动锻炼了人的身体，人们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大街上越来越少看见残障人士、肿瘤患者、断肢缺手的人。所有这些奇迹都是进步的大天使——科学造成的。在社会问题上也有进步；年复一年，个人得到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更有人性。甚至问题中的问题，广大群众的贫困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越来越大的圈子获得了选举权，这也就使他们得到了合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争先恐后地把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塑造得更加健康，甚至更加幸福——因此这个世纪躺在它自己取得的成绩上面，怡然自得，把每过十年都看成更加美好的新的十年的前奏，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信会有野蛮倒退的事情发生，例如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会爆发战争，就像不信女巫和鬼魂一样；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解具有百发百中的使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他们真诚地认为，各民族和各种宗教之间差异的界限，将会逐渐地融入共同的人性，从而融入和平和安稳之中，这是全人类得到的最高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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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把安稳一词当作怪影从我们的词汇中删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完全有理由讪笑那被理想主义弄得头晕目眩的一代人所拥有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妄想，认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无条件地带动人类道德的迅速提升，我们这些身处新世纪的人，学会不再让集体的暴行突然爆发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等待着明天会比昨天带来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对于人类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教育，抱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认为弗洛伊德说得有理，他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当中只看到薄薄的一层，时刻会被阴曹地府的破坏性力量彻底颠覆。我们渐渐地不得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脚下无底的状况之中，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早已否定了我们父辈信奉的宗教，早已放弃了他们人性会迅速提升，持续提升的信念；我们这些受到残忍教化的人，面对着一场使我们在人道努力上一下子倒退上千年的灾难，觉得前辈那种过于匆忙的乐观主义，实在显得陈腐乏味。可是我们的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我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尽管有了各种认识，经历了诸多失望，很神秘地不能完全和这种妄想彻底分裂。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从时代的空气中吸收到自己血液中去的东西，是无法排除的。尽管每天有震耳欲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传进我的耳朵，尽管我自己和无数的命运相似的人们经受着各种屈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把我青年时代的信念完全加以否定，深信尽管如此，迟早总有一天又会形势逆转，否极泰来。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我以代代相传的信念来自我安慰。在永远不断向前的永恒的节奏之中，这样的倒退仅仅只是短短的一阵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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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强大的暴风骤雨早已把这些昔日的信念击成齑粉。我们终于知道，那个安稳的世界只是梦幻府邸。但是我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过，就像住在一幢石砌的房屋里一样，从来没有狂风暴雨或者强劲气流侵入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一次；当然，他们还拥有一种特别的避风墙：他们都是有钱人，逐渐富有起来，甚至变得极为富有，这点在那个时代非常可靠地防护了门窗和墙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所谓的“富裕的犹太市民阶级”的生活。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赋予特别的关注，为此得到的酬报却是遭到彻底消灭。我在讲述他们从容安详无声无息的生活时，其实像在诉说一些非个人的事情：像我父母亲这样在维也纳生活的、在那个各种价值得到保证的世纪，不下一万或者两万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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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家庭来自摩拉维亚[2]，在那些乡下的小地方，犹太部族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相处得十分融洽，所以这些犹太人丝毫没有受到压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没有加里西亚[3]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所有的那种灵活机变，急于奋进的焦躁不耐的情绪。乡村生活使他们强壮有力，他们安稳平静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就像他们故乡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地上。他们很早就摆脱了东正教的教义，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向国会派出最受敬重的议员。当他们离开故乡，迁居维也纳时，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适应了京城更高的文化氛围。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时代普遍的繁荣有机地结合起来。便是在过渡的这一形式上，我们这个家庭也完全可以算是典型。我的祖父推销手工业工场的产品。然后在上世纪[4]下半叶，奥地利开始出现工业繁荣期。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通过合理化改革，和旧日惯用的手工纺织相比，成本大大降低。凭着他们商业上的观察力，他们在国际上的广阔视野，犹太商人在奥地利率先认识到工业生产彻底改造的益处。他们大多以少量资本把那些迅速应运而生的、起先只用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创办起来，这些工厂逐渐扩大成为强大的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5]纺织工业。我的祖父是早先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只向中间商提供制成的产品。我父亲却坚定地迈入新时代，在他三十三岁时，在北波希米亚创办了一家小型的纺织厂，以后几年，缓缓地小心谨慎地把这小厂扩建成为一家极为可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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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繁荣景象有利而且诱人，这种小心翼翼的发展方式，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另外特别符合我父亲收敛内涵、绝不贪婪的本性，他吸收了他那时代的信条“安稳第一”；他觉得用自己的资本拥有一家“结实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爱用的一个词——企业，对他来说，比用银行信贷或者抵押贷款扩大成规模宏大的企业要重要得多。他一生引以自豪的是，从来没有在借据上、汇票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他在银行里始终处于贷方地位——不言而喻，是那些最稳当的银行，罗特希尔德银行，信贷银行。任何成绩，只要稍带最为微小的冒险的阴影，他都反感。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等他尽管如此渐渐富有起来，并且越来越富，那这绝不是归功于冒险投机或者具有远见卓识的经营方法，而是归功于他适应了那个小心翼翼的时代的普遍采用的方法，总是只花掉他收入的极小部分。这样，就一年年把越来越可观的一笔钱投进他的资本，就像他那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我父亲也会把花掉一半收入而不思考未来——这在那安稳的年代也是常用的一个字——的人，视为很成问题的挥霍成性之徒。在那个逐渐繁荣起来的时代，国家并不想从老百姓极为壮观的收入当中，除了百分之几的税收之外，扣除更多钱财。另一方面，国家和工业的证券又会带来很高的利息。在这种时代，对于有钱人而言，把赢利贮存起来，越变越富，其实只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这种生财之道得到报偿：那时候还不像在通货膨胀时期，省吃俭用的人遭到掠夺，殷实稳重的人受到盘剥。那时候，最有耐性的人，不搞投机倒把的人获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适应他那时代普遍的制度，在五十岁上，即使是根据国际惯用的概念来衡量，也可以算是一个颇有资产的富翁。可是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却只是很缓慢地跟上我们家财富的越来越迅速的增长，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渐渐地变得舒适一些。我们从一套小的住宅，搬进一套较大的住宅。春天下午，租用一辆出租马车，旅行时乘坐带卧车的二等车厢。一直到他五十岁时，我父亲才第一次奢侈一番，冬天和我母亲一起到尼斯去度假一个月。总的说来，基本态度是享受财富，丝毫也未改变。这就是拥有财富而不是显摆财富，即使当了百万富翁，我父亲从未吸过一支进口的雪茄烟，而是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烟那样，只吸普通的国产烟叶。若玩纸牌，赌注总是很小。他一生低调收敛，生活舒适，但不张扬，这一条始终不变。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文章写得条理清楚，颇有文采，能说英文、法文——尽管他比他大多数的同行都更加体面，更有教养，他总是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和荣誉席位，一生都不追求也不接受任何头衔，任何称号。作为大工业家，往往要被人授予各种荣誉，他都一概拒绝。他从来也不请求别人帮忙，也从不非说“请您”或者“谢谢”不可。这种隐秘的高傲，对他来说比一切外在的风光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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