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5470 我母亲娘家姓布列陶尔，和我父亲出身不同，更具有国际性。她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安哥纳出生的，意大利语和德语都是她儿童时代的语言。每当我母亲和外婆或者我姨妈不想让仆人听懂她们的话，她就说起意大利语来。里索托（意大利的奶酪、鸡肉、洋葱做成的烩饭）或者在当时还很稀罕的美味洋蓟花蕾，和南方烹饪的其它特别菜肴，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熟悉。以后我每次前往意大利，从第一时刻起就感到回到家里。但是我母亲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有意识的国际化的家庭。布列陶尔家族原本拥有一家银行——按照犹太大银行家族的榜样，当然规模要小许多，——从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霍厄尼姆斯，早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家族的成员有的前往圣·加仑，另外的人前往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公则前往意大利，我的一个舅舅前往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赋予他们一种更为出色的风采，视野更加开阔，也使他们具有某种家族的倨傲。在这家里已经不再有小商人、经纪人，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操几种语言。我记得在我巴黎的姨妈家吃饭时，随随便便地就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个家庭仔仔细细地维持着“自己的水平”，倘若有个比较穷困的亲戚家的少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设法筹集一笔可观的嫁妆，就为了防止她嫁到“下等”人家。我的父亲作为大企业家虽说受到尊敬，我母亲和他婚后的伉俪生活也极为美满，但是她却永远也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自己的亲戚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优渥家庭”的傲气，在所有布列陶尔家的人身上都是消磨不掉的。多年后他们当中有个人想要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对我说：“你其实是个真正的布列陶尔家的人”，就仿佛他想以此表示赞许：“你可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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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72 有些犹太家庭为了使自己权力完美，给自己加上这种贵族气派，使我和我的哥哥当孩子时，时而感到逗乐，时而感到生气。我们总是听大人说，这些人是“高雅的”，那些人“不高雅”。每个朋友，他们都要追究，是不是出身“体面”人家，既要审查此人亲戚又要查他的财产的来历。这样不断的分门别类，其实是每次家庭谈话和社交谈话的主要题材。我和我哥哥当时觉得极端可笑，非常势利，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犹太家庭，都来自同一个犹太居住区，最多只不过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差别而已。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所谓“高雅”家庭这个概念，我们这些男孩觉得，完全是人为的假贵族制造出来的一出自相矛盾的闹剧，其实表现出了犹太特性的最为内在最为神秘的倾向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犹太人真正典型的人生目的乃是发财致富，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发财致富对他而言只是中间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内在的目的。犹太人真正的志向，他的固有的理想乃是提升到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级的文化阶层。早在东方正统的犹太教里，整个种族的优缺点都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那里意志升向精神，对仅仅是物质的东西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表现得生动具体：在部落中，虔信的人，阐述圣经的学者远比富人受到千百倍的尊崇；即便是最有资产的人，也宁可把他的女儿下嫁给穷如乞丐的知识分子为妻，也不嫁给一个商人。这种把知识置于最高地位的做法，在犹太人那里是一致的，遍及各个阶层；即便是贫穷已极背着货物顶风冒雨沿街兜售的小贩，也要设法至少让儿子去上大学，即使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要是家里有一个人，明显地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有个学者，有位音乐家，都会看成是全家的荣誉称号，就仿佛他一个人的成绩使他家成为贵族。在犹太人身上，有种力量会无意识地试图摆脱这种粘在一切商业之上、一切生意之上的道德上的不大可靠，令人憎恶，小里小气，否定精神的特点，把自己提高到更纯净的、与金钱无关的知识领域中去，就仿佛他像——瓦格纳说的——想把他自己和他整个种族从金钱的魔咒中解救出来。因此在犹太人那里，渴求财富的欲望在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充其量在三代人当中就此穷尽。恰好是最有势力的犹太王朝，他们的子弟不接掌父辈的银行和工厂、那些扩建的热气腾腾的企业。一位罗特希尔德[6]爵士是位禽鸟学家，一位瓦尔堡[7]成了艺术史家，一位卡西尔[8]成了哲学家，一位萨松[9]成了诗人，就绝非偶然。他们大家都服从于同样无意识的欲望，从束缚犹太人的桎梏当中挣脱出来，挣脱冷冰冰地只为挣钱这个目的，也许甚至还表现出逃进知识领域，就从纯粹犹太特性融入普通人性这一秘密渴望。所以，一个“高雅的”家庭，不仅意味着它自己用这种称号加在自己身上的单纯的社会性；它意味着犹太人通过适应另一种文化，如果可能，适应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把自己从犹太居民区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小里小气之中解放出来或者开始解放出来。这种通过知识性职业的极度扩张遁入知识界，也成了犹太人的灾难，就像从前仅陷于物质利益一样的灾难。这当然是犹太人命运的永恒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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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74 在欧洲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情洋溢地涌向文化。正因为这个帝国，正因为奥地利几百年来既不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也不是在军事行动上特别成功，它的民族自尊心最为强烈地表现在艺术上君临一切。曾经统治过欧洲的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早已把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行省失去，成为德意志的、意大利的、佛兰德尔的和瓦隆的行省，只有它的首都还保持着旧日的灿烂辉煌，未遭损害，这是宫廷的宝藏所在，千年传统的维护者。罗马人垒起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砖石，作为抗击野蛮人、捍卫拉丁文明的城堡的前沿阵地。一千多年后，奥斯曼人蜂拥而至，袭击西方世界，就粉碎在维也纳城下。[10]尼伯龙根人在这里行走，音乐界不朽的七大星辰在这里烛照世界；格鲁克[11]、海顿[12]和莫扎特[13]、贝多芬[14]、舒伯特[15]、勃拉姆斯[16]和约翰·施特劳斯[17]，欧洲文化所有的洪流都在这里汇合。在宫廷里，在贵族当中，在民间，德意志的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佛兰德尔的因素都融合在血液里。这座音乐之城的真正的天才便在于把所有这些矛盾对立都和谐地融为一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东西，变成奥地利的、维也纳的东西。这座城市赋有兼容并包的能力，具有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感觉。它把极不相同的互相矛盾的各种力量吸收进来，使之情绪缓和，心情舒畅，感到宽慰。在这里，在这种精神和解的气氛中生活极为惬意。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市民都无意识地被教育成为一个超民族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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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76 这种相互适应的艺术，这种柔和的音乐一样的过渡，显然在城市的外形上已明显表现出来。这座城市历经几个世纪，逐渐扩张，从内城几环，有机地延伸开去，拥有二百万市民，人数够多，赋予一个大城市的一切奢侈和千姿百态。但是并不像伦敦和纽约那样，过分庞大，以致和大自然脱节。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最后的一些房屋映照在江水浩荡的多瑙河里或者远窥遥远的平原或者化为花园和田野或者缓缓的山丘，爬上最后的绿树成荫的阿尔卑斯山的支脉，你感觉不到大自然始于何处，城市又始于何方。城市和自然交融，没有阻力，没有矛盾，而在城市内部，你又感觉到，城市的成长犹如大树，一个年轮挨着一个年轮。环形大道取代了古老的防护城墙，以大道上庄严堂皇的房屋围绕着全城最内在最珍贵的核心。宫廷古老的皇宫贵族府邸，在城市中心诉说着石头化成的历史；在李希诺夫斯基[18]府上，贝多芬曾经演奏过。在埃斯特哈茨府上，海顿曾是座上宾。在这古老的大学[19]里，海顿的《创世纪》第一次奏响。皇宫城堡[20]看见过世世代代的皇帝，美泉宫[21]看见过拿破仑。在斯台芬大教堂里，基督教世界联盟各国的君王俯首屈膝，感谢上帝解放了维也纳，打败了围城的土耳其人，大学在自己的墙垣里看见了无数学术界的璀璨明星。在这当中，新式建筑在光鲜亮丽的宽阔大街和耀眼生辉的商店中高傲地升起。但是旧式建筑在这里和新式建筑很少冲突，就像刀斧凿出的石头和未经触及的自然互不侵犯一样。住在这里，住在这座城市里实在妙不可言。这座城市以好客精神欣然接受一切陌生的东西，乐于付出自己。在它那轻松的，就像在巴黎一样，洋溢着欢快飘逸气氛的空气里，可以更加自然地乐享生活。大家知道，维也纳是座享乐的城市，而文化不就意味着从人生粗俚的物质中取出其最精致，最娇柔、最细腻的部分来吗？从烹饪术方面讲究美食，人们在这座城市里非常在乎得到一瓶好酒，一杯爽口的新鲜的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也可以高标准地要求得到更加精美的享受。演奏音乐、上演戏剧，对话聊天举止得体，极有风采讨人喜欢，都在这里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得到培植。在个人的生活中就像在全民的生活中，占有优势的并非军事、政治和商业；维也纳一般市民每天早晨打开报纸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剧院的剧目，这在公众生活中具有一种其它城市难以理解的重要性，因为皇家剧院，也就是宫廷剧院对于维也纳人，对于奥地利人不仅仅是座供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它是一座微观世界，反映了宏观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影像。整个社会在这里可以自我观赏，是优良品味的唯一真正的“cortigiano”（廷臣）[22]，观众在穿衣打扮、举手投足、谈话聊天方面都把宫廷演员视为楷模，看一个品位优雅的人用哪些词汇，避免用哪些词句；舞台不仅是一个娱乐的场所，而是优雅举止正确发音的一本口头叙述，形象具体的入门手册。一道尊敬的光圈，像圣人头上的光轮，烛照着和宫廷剧院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关系的一切。政府总理、首席富豪可以漫步维也纳大街，没人扭头去看他们。但是一位宫廷演员、一位歌剧女歌唱家走过，每个女商贩、每个出租马车车夫全都认得出他们。我们这些男孩要是走路时见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就骄傲地互相讲述。我们每个人都在收集他们的相片，他们的墨迹。这种近乎宗教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波及他们身边的人。索能塔尔[23]的理发师、约瑟夫·凯因茨[24]的马车夫，也是我们暗中妒忌的受到尊敬的人物。年轻的帅哥们因为穿上同一个裁缝缝制的衣服而沾沾自喜。一位伟大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都成为重大事件，使一切政治事件都黯然失色。自己的作品能在宫廷剧院上演，是每一个维也纳作家的最高梦想。因为这意味着毕生成为显贵，包括一系列的荣誉，诸如：一生观剧均可免费的入场券，参加一切公开活动的邀请函；因为他刚刚成为一幢皇帝之屋的客人。我还记得我自己也牵扯在内的那种庄严的方式。有天上午，宫廷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在首先向我表示祝贺之后，通知我，我的剧本已为宫廷剧院接受。等我晚上回家，发现我的住处有他的一张名片。这位经理向我这位二十六岁的作者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回访。仅仅因为宫廷剧院接受了我的剧本，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就顿时成为一位“绅士”。皇家机关的经理，就得平起平坐地对待我。剧院里发生的事情，间接地与每个人有关，甚至关系到与此丝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譬如我记得，我最早的少年时代，我们的厨娘，有一天眼睛含泪冲进房来说：刚才有人告诉她，宫廷剧院最享盛名的女演员夏洛特·沃尔特[25]去世了。这样极度悲哀的荒诞之处自然在于，这位年老的半是文盲的厨娘，自己从来没有到宫廷剧院去看过一次戏，从来没在舞台上或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女演员在维也纳是属于全城集体所有的财产。即便是与此毫不相干的人也会把她的去世视为一场灾难。每一个损失，一位受人喜爱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辞世都会自然而然地化为民族的悲哀。当首次上演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那座“老”的宫廷剧院拆除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庄严肃穆，感动万分地聚集在剧院里像参加一次葬礼。帷幕刚刚落下，大家都冲上舞台，至少把他们心爱的演员演出过的舞台的一块木头，当作圣物带回家去。几十年后在好几十个市民的家里，这些毫不显眼的木片还存放在珍贵的匣子里，就像教堂里存放着神圣的十字架上的木片一样。当所谓的柏森多尔夫大厅拆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举止也并不见得比他们理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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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78 这座小音乐厅只是用来演奏室内乐的。它本身是一座并不重要，也不是很艺术的一幢建筑物。原先是利希滕斯泰因亲王家的一所骑术学校，仅仅加上了一层木板加以改造，使之运用于毫不奢华的演奏音乐的用途，但是这座大厅拥有一把古老小提琴的优美回声。因为肖邦[26]、勃拉姆斯、李斯特[27]和鲁宾斯坦[28]曾在这里演奏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小组也在这里举行过首次公演，对于音乐迷而言，便成了一块圣地。如今这座音乐厅须要拆除，重建一幢新的建筑，别有用途，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时刻，觉得这事不可理解。当贝多芬乐曲的最后几拍奏完，——玫瑰弦乐四重奏这次演奏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精彩，——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大声喧哗，热烈鼓掌，有些妇女激动得抽泣起来。谁也不愿认识到，已到离别之时。大厅里灯光熄灭，想以此把我们赶走，可是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谁也不肯离开座位。我们呆了半小时，一个小时，仿佛这样通过我们的存在施加压力，使这古老神圣的大厅可以得救似的。我们作为大学生曾经拼命使用请愿书，游行示威，撰写文章进行斗争，想使贝多芬逝世的那幢房子不要拆除！维也纳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就像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人们想把这灵魂从我们身上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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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80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在维也纳贯穿所有阶层。维也纳自身通过它的百年传统，其实明显地由不同阶层聚居而成，同时——就像我有一次写过的——又是一座像交响乐队一样交响共鸣融为一体的城市。指挥台始终属于皇家。皇家的城堡不仅从空间的意义上看是全城的中心，便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看，也是这跨民族的帝国的中心。围绕着城堡，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显贵的府邸皇室，在某种意义上组成第二护墙。然后便是由稍小的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和“古老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接下来便是小市民和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阶层分别住在他们各自的圈子里，甚至住在自己的市区里。显赫的贵族住在城市中心的宫殿里，外交官们住在第三区，工业界和商人们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住在内部各区，从第二区到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外面一圈；但是所有各个阶层都在剧院里或者大型的庆祝活动中彼此交往，譬如在普拉特尔公园[29]举行的花车巡礼，有三十多万人热情洋溢地向乘坐装饰得美妙无比的马车的“上层一万人”鼓掌喝彩。在维也纳一切都成为庆祝的契机，庆祝仪式色彩缤纷，乐声震天，宗教性的巡游，例如耶稣圣体节日，各种阅兵仪式，“宫廷音乐”，甚至葬礼也会吸引人们兴致勃勃地驻足观望。每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野心所在，便是举行一次“盛大的葬礼”，场面很有气派，参加者人数众多，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连自己的死，也希望变成别人乐于观赏的盛事。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的空间都容易接受一切色彩鲜艳、乐音嘹亮、庄严隆重的场面，乐于看见人生的戏剧形式和反映形式，在这些方面，维也纳全城上下全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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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82 维也纳人的这种“戏剧偏执狂”，对他们宠儿的生活状况的细枝末节多方打听拼命搜寻，有时的确达到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很容易受到嘲笑，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冷漠懒散，在经济上和我们坚毅果决的邻邦帝国相比的落后状态，也许的确该部分地归咎于这种过度的乐享人生的态度。但是从文化上看，这种过度重视艺术的事件，却产生了一些绝无仅有的东西——首先是对每一种艺术成就的无比巨大的敬畏之情，表示了上百年的尊敬之后，产生出绝无仅有的鉴赏能力，有了高度的鉴赏能力，最后在一切文化领域都达到了超群出众的水平。艺术家总是在受人称赞，甚至受到过分褒奖的地方，感到最为惬意，同时也最受启发。艺术总是在成为全民人生大事的地方，达到顶峰，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把画家吸引过来，并培养画家臻于宏伟境界，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置身于全体市民面前不断进行比赛，必须不断超越别人和自己，所以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他们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维也纳宫廷剧院什么也逃不过观众的注意；唱错一个音符，立刻被人发现，乐器插入不对，每次漏掉什么都会受到指责。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在初次公演时由职业的评论家进行，而是由全体观众进行的，他们的耳朵日复一日警惕地不断比较，练得十分敏锐。在政治上，行政管理上，道德风习上，一切都很随和，对于每种“马马虎虎”的事情，大家都脾气很好满不在乎，每种违法犯规的事大家都很宽大为怀，可是在艺术事情上就铁面无私了；在这里事关城市的荣誉。每个歌唱家、每个演员、每个音乐家必须不断地竭尽所能，否则他就完了。在维也纳当个公众的宠儿，实在妙不可言。而要保持宠儿的地位，却并不容易，任何懈怠都不会得到原谅。知道公众不断警惕，毫不同情地不断警惕，就迫使每个艺术家在维也纳都竭尽全力，使整个艺术界达到奇妙的水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这种对艺术演出极其严格、铁面无私的尺度，一直伴随终生。谁要是在歌剧院里在古斯塔夫·马勒[30]的教导下，领教了钢铁般严格的纪律直到细枝末节，在爱乐乐团的演奏者那里懂得了昂扬激情和极度缜密不言而喻地连成一体，这人今天就很难为一次戏剧演出或者音乐演出得到充分满足。但是我们从中学会，即使对于我们自己，在每次艺术演出时也要严格要求；有一种水平过去是我们的榜样，将来也依然如此，世上很少有几个城市对未来的艺术家是这样培养的。但是这种对正确的节奏和昂扬的激情的了解，也一直深入到民间；因为即使是最卑微的市民坐在酒馆里，也要求乐队奏出优秀的乐曲，就像要求酒店老板提供优质酒类一样。在普拉特尔公园，民众也清楚知道，哪一个军乐队演奏起来最最“带劲”，是“德意志大师”军乐队呢，还是“匈牙利人”军乐队。生活在维也纳的人，就仿佛从空气里就能获得节奏的感觉。正像音乐性在我们作家这里，要在一种特别讲究的散文里表现出来，那么分寸感在其他人身上就深入到社交举止和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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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84 一个维也纳人若没有艺术感，并对礼仪不感兴趣，就无法想象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是，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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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86 犹太人生活在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里，融合到这个民族之中，或者这个国家之中，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沉的内心需要。他们渴望故乡，渴望宁静、休憩，渴望安全、渴望亲切，催逼他们热情洋溢地和周围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在西班牙之外——在任何一个国家，犹太人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联结也没有比在奥地利这样的联结更为成功，更为有益。两百多年来，犹太人聚居在这座皇城里，接触到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放荡不羁，其实心里对于精神的、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对此怀有深刻的本能。犹太人在维也纳甚至还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个人的任务。在上世纪，艺术的维护在奥地利失去了它旧有传统的护卫者和保护人：皇家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玛利亚·特蕾西亚[31]还让她的女儿们在格鲁克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约瑟夫二世[32]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莱奥波尔德二世[33]自己就亲自动笔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34]、费迪南一世[35]对于艺术之道就毫无兴趣。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二世[36]活到八十高龄，除了军队官兵的花名册以外，就没读过或者拿起过一本书，甚至对音乐明确表示反感。同样，显赫的贵族也放弃了他们从前艺术保护人的地位。埃斯特哈茨[37]家当年曾延请海顿住在他们府里。洛卜柯维茨、金斯基和瓦尔德斯坦因[38]三家争先恐后把他们的府邸供贝多芬的乐曲首次公演，图恩伯爵夫人跪倒在这个伟大的妖魔面前，求他不要把《菲德里奥序曲》从歌剧中抽出。这样光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瓦格纳[39]、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40]，也不可能在这些显贵之家得到任何支持；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维持旧日的高水平，为了让画家、雕刻家能够谋求生路，市民阶级得出手相助。恰好是犹太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荣誉心，使他们站在第一线，努力维护维也纳文化，保持旧日的盛名和荣誉。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整个灵魂都倾注在这座城市里，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感到自己有以此为故乡的权利，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维也纳人。在公众生活中，犹太人平时其实发挥的作用很小；皇室的光彩使每一个私人的财富都显得黯然失色。国家领导的高级职位都是世代相袭，外交界是为贵族保留的，军队和高官是为古老世家所保留的，犹太人连试也不想试一试，野心勃勃地冲进这些特权阶层的圈子里去。他们很有分寸感，把这些传统的特权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譬如，我记得我父亲一辈子都避免到萨赫尔饭店[41]去用餐，并不是为了节俭，因为这家饭店和其他大饭店价钱的差别也小得可笑，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自然的感觉：要他坐在一位施瓦尔德贝尔格亲王或者洛卜柯维茨亲王旁边的桌子上，他觉得不自在或者觉得不合适。只有面对艺术，在维也纳，大家觉得有同样的权利，因为爱情和艺术在维也纳被认为是共同的义务。犹太资产阶级出资相助，赞助维也纳的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他们是真正的公众。他们坐满了剧院、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绘画，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会，他们的理解力更加灵活，很少受到传统的羁绊，到处成为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收藏都是犹太人促成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也只有通过犹太人才得以完成；没有犹太资产阶级不断表示兴趣予以促进，维也纳由于宫廷、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的冷漠疏懒——他们宁可修建马厩，举行狩猎，也不促进艺术——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要落后于柏林，犹如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谁要想在维也纳推行什么新鲜事物，谁若作为外客想在维也纳寻找理解，寻找公众，就得去找犹太资产阶级；在排犹主义盛行的时候，仅仅有一次有人设法建立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是既找不到作家，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几个月之后，“民族剧院”的计划可怜巴巴地破灭。恰好在这一例子上第一次表示出来：全世界赞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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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88 因为恰好在最近几年，就像在西班牙同样悲剧性地沦落之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非常多产，当然，并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犹太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特点得到最为积极的表现。高尔特马克[42]，古斯塔夫·马勒和勋伯格[43]变成音乐方面最有独创性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44]、莱奥·法尔[45]、卡尔曼[46]把华尔兹和轻歌剧的传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辉煌阶段。霍夫曼斯塔尔[47]、阿图尔·施尼茨勒[48]、贝尔-霍夫曼[4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50]使维也纳文学享誉欧洲，这是格里尔帕策[51]和施蒂夫特[52]未能达到的水平。索能塔尔、马克斯·莱因哈特[53]又重新使维也纳在全世界享有戏剧之城的荣誉，弗洛伊德[54]和科学界伟大的泰斗们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著名的古老大学[55]——作为学者、杰出的演奏家、画家、导演和建筑家，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到处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毫无争议地占有崇高和最高的位置。由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强烈的爱和他们适应环境的愿望，他们完全适应了维也纳的氛围，很高兴能为增加奥地利的荣誉而效劳；他们感到自己是奥地利的一员，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完成的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一再实话实说——欧洲、美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赞为重新复活的奥地利文化表现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是绝大部分的成就都是维也纳犹太人做出的贡献，而犹太人在这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达到了他们千百年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绩。几百年来没有出路的知识能量，在这里和这有些疲弱的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得到滋养，起死回生，大大提高，以新的力量和不懈的活力使之重新生机蓬勃；一直要等以后几十年才能证明，有人试图使用暴力使这个城市民族化，外省化，这对维也纳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意义和文化恰好在于多元化的因素交汇相遇，在于精神的超民族性上。因为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特殊的音乐的天才——从来就是把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矛盾兼容并包吸收进来，使之和谐，它的文化便是西方各种文化的综合；谁若在那里生活、工作，就会感到不囿于偏狭，并毫无成见。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这里那样更容易成为欧洲人。我知道，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在马可·奥勒留[56]时代就捍卫过罗马的精神，包罗万象的精神，我很早就学会热爱集体的思想，把它当作我心里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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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90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你日子过得很好，又轻松愉快又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多瑙河边的邻居，既生气又不屑一顾；这些邻人并不“能干”，也不秩序井然，而是让自己活得乐享人生，吃得美味，经常庆祝，经常看戏，还演奏美妙悦耳的音乐。维也纳人没有德国人的“能干”，这种“能干”最后使其他各民族日子难过，民不聊生。也没有德国人这种贪婪地想要为天下先、处处冒尖的劲头，维也纳人喜欢气定神闲地谈天说地，喜欢舒舒服服地和大家呆在一起，以一种宽厚的也许有些不够严谨的亲切友好的态度毫无妒忌之心地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一份。“自己活，让人活”，是维也纳人著名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我今天看来，也比一切绝对命令更富人性。这个原则不可阻挡地在各个范围内都得到贯彻。不论贫富，不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有时有些摩擦，都能和平地共同聚居，即便是政治运动或是社会运动，也都没有那种阴毒的仇恨情绪。这种仇恨情绪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毒的落后状况，渗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在古老的奥地利，人们是以骑士的方法互相斗争，在报纸上和议会里虽然互相诟骂，但是在发表了西塞罗[57]式的长篇大论之后，同样的这些议员又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者咖啡，彼此以“你”相称[58]；即使在卢埃格尔[59]作为反犹党人的领袖，成为维也纳的市长之后，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里，还是在文坛上作为犹太人，从未遇到过任何最微小的障碍或者轻视。从报纸上，每天都没有仇恨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分开来；那种像牲口和亡民的感觉，在大众生活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得令人反感；在私人的举止和行为当中自由依然作为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在今天已经几乎难以想象；人们在当时还不像在今天这样，把宽容视为软弱无能，而是把它赞为一种论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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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92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激情如炽的世纪。那是一个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层次分明，从容大度，一个不慌不忙的世界。新的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传到人的身上，时间和年龄还另有一种尺度，大家活得更为潇洒从容。我若试图唤醒我童年时代成年人在我心里的形象，我突然发现，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早早地就变得大腹便便。我爸爸我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坐在乐曲架前面的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他们一上四十岁就已经变成身材肥胖、派头十足的先生们，他们步履缓慢，说话慢条斯理，谈话中总要捋一捋保养得很好的、往往已经灰白的胡子。但是灰发只是一种新的尊严标记，一个“老成的”男子，有意识地避免做出年轻人的手势和疯劲，认为这都很不合适。即使在我年纪很小的幼儿时代，我父亲还不满四十岁，我记不得，曾经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跑上或者跑下楼梯，或者看见他以明显的方式急急忙忙地做过什么事情。急忙不仅算是不够高雅，事实上也很多余。因为在这个市民阶级建造成的牢固稳定的世界里，有着无数小小的安全措施和有力靠山，从来也不会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外面世界发生的灾祸不会透过砌得很厚的墙壁，侵入到“安全稳定”的生活中来。布尔战争[60]、日俄战争[61]，即便是巴尔干战争[62]也丝毫没有侵入我父母亲的生活之中。他们翻阅报纸上的战争报导，就像翻阅体育栏目一样无动于衷。的确如此，奥地利境外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它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什么呢？在那风平浪静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奥地利没有国家暴乱，没有突然的货币贬值；倘若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或五，他们就认为出了“毛病”，就要皱着眉头说发生了“灾难”。他们抱怨“税收太高”，与其说是真正这样确信，毋宁说是出于习惯。所谓的高额税金与战后的税收相比，实际上只意味着给国家交了一点小额小费。人们在遗嘱里还十分仔细地确定，如何使孙子和曾孙的财产不致受到损失，就仿佛用一张看不见的借据就能够不受各种永恒势力的威胁，永保平安似的。与此同时，大家舒适地生活着，抚摩着他们小小的忧虑，就像抚摩他们善良温驯的宠物。对于这些小动物，说到底，他们并不害怕。因此，每当我偶尔捞到一份那些日子的旧报纸，读到关于一次小镇委员会选举的那些情绪激动的文章，试图回忆起宫廷剧院演出的剧目和它发生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时因为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引发的那些不成比例的情绪大大激动，我总不由自主地发出微笑。所有那些忧愁是多么渺小，那个时代是多么风平浪静！我的父母亲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正好碰上了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宁静、笔直，清清楚楚地把那时代从头经历到尾。可是尽管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羡慕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他们似乎朦朦胧胧地生活在一切真正的苦难之外，生活在命运的阴险狡诈和种种势力之外，他们似乎生活在一切使心灵受到压抑，同时又使心灵奇妙地大大扩张的那些危机和问题之外！由于他们卷入安全之中，拥有财产，生活舒适，就不知道，生活也可以变成过分和紧张，会永远意想不到，和彻底遭到毁灭；他们信奉感人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很少预感到，每一个破晓黎明的翌日都可能把我们的生活击成齑粉。即使在他们最恐怖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梦想到，人可以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梦想不到，人又有多少力量来顶住各种危险，克服各种考验。我们，为生活的各种激流所驱赶，我们，与我们联系的所有的根源拔起，我们被驱赶到一个终点，又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我们既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受害者，又是这种力量驯从的仆人。对于我们而言，一切舒适，已成传说，而安全则已成为一种孩子气的幻梦，——我们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感受到紧张情绪对永远的新鲜事物的战栗，一直感觉到我们肉体的每根纤维之中。我们岁月的每一小时都和世界的命运相结合。我们无论在受着苦还是充满愉悦之情，都远远超过我们渺小的人生，经历了时代和历史，而那些人则把自己局限起来。因此在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个别的人，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卑微的人对现实的了解，要比我们先辈最睿智的人多千百倍。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送给我们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充分的有效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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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94 [1] 伊卡卢斯：希腊神话中人物，驾着蜡制的翅膀飞到天上，因离太阳太近，翅膀熔化而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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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96 [2] 摩拉维亚，现捷克东部一地区，当年属于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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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498 [3] 加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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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00 [4] 指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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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02 [5] 波希米亚，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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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04 [6] 犹太裔的罗特希尔德国际金融王朝的后裔。瓦尔特·罗特希尔德（1868—1937）成为英国动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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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06 [7] 犹太裔豪富家族的后裔阿伯拉罕·莫里茨·瓦尔堡（1866—1929）成为德国艺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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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08 [8] 恩斯特·阿尔弗雷德·卡西尔（1874—1945）成为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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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10 [9] 犹太裔富豪之后齐格弗里特·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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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12 [10] 指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城，最终被奥地利人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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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14 [11] 克里斯多夫·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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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16 [12]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时期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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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18 [1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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