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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也纳人若没有艺术感,并对礼仪不感兴趣,就无法想象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是,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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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生活在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里,融合到这个民族之中,或者这个国家之中,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沉的内心需要。他们渴望故乡,渴望宁静、休憩,渴望安全、渴望亲切,催逼他们热情洋溢地和周围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在西班牙之外——在任何一个国家,犹太人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联结也没有比在奥地利这样的联结更为成功,更为有益。两百多年来,犹太人聚居在这座皇城里,接触到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放荡不羁,其实心里对于精神的、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对此怀有深刻的本能。犹太人在维也纳甚至还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个人的任务。在上世纪,艺术的维护在奥地利失去了它旧有传统的护卫者和保护人:皇家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玛利亚·特蕾西亚[31]还让她的女儿们在格鲁克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约瑟夫二世[32]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莱奥波尔德二世[33]自己就亲自动笔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34]、费迪南一世[35]对于艺术之道就毫无兴趣。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二世[36]活到八十高龄,除了军队官兵的花名册以外,就没读过或者拿起过一本书,甚至对音乐明确表示反感。同样,显赫的贵族也放弃了他们从前艺术保护人的地位。埃斯特哈茨[37]家当年曾延请海顿住在他们府里。洛卜柯维茨、金斯基和瓦尔德斯坦因[38]三家争先恐后把他们的府邸供贝多芬的乐曲首次公演,图恩伯爵夫人跪倒在这个伟大的妖魔面前,求他不要把《菲德里奥序曲》从歌剧中抽出。这样光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瓦格纳[39]、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40],也不可能在这些显贵之家得到任何支持;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维持旧日的高水平,为了让画家、雕刻家能够谋求生路,市民阶级得出手相助。恰好是犹太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荣誉心,使他们站在第一线,努力维护维也纳文化,保持旧日的盛名和荣誉。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整个灵魂都倾注在这座城市里,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感到自己有以此为故乡的权利,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维也纳人。在公众生活中,犹太人平时其实发挥的作用很小;皇室的光彩使每一个私人的财富都显得黯然失色。国家领导的高级职位都是世代相袭,外交界是为贵族保留的,军队和高官是为古老世家所保留的,犹太人连试也不想试一试,野心勃勃地冲进这些特权阶层的圈子里去。他们很有分寸感,把这些传统的特权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譬如,我记得我父亲一辈子都避免到萨赫尔饭店[41]去用餐,并不是为了节俭,因为这家饭店和其他大饭店价钱的差别也小得可笑,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自然的感觉:要他坐在一位施瓦尔德贝尔格亲王或者洛卜柯维茨亲王旁边的桌子上,他觉得不自在或者觉得不合适。只有面对艺术,在维也纳,大家觉得有同样的权利,因为爱情和艺术在维也纳被认为是共同的义务。犹太资产阶级出资相助,赞助维也纳的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他们是真正的公众。他们坐满了剧院、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绘画,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会,他们的理解力更加灵活,很少受到传统的羁绊,到处成为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收藏都是犹太人促成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也只有通过犹太人才得以完成;没有犹太资产阶级不断表示兴趣予以促进,维也纳由于宫廷、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的冷漠疏懒——他们宁可修建马厩,举行狩猎,也不促进艺术——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要落后于柏林,犹如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谁要想在维也纳推行什么新鲜事物,谁若作为外客想在维也纳寻找理解,寻找公众,就得去找犹太资产阶级;在排犹主义盛行的时候,仅仅有一次有人设法建立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是既找不到作家,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几个月之后,“民族剧院”的计划可怜巴巴地破灭。恰好在这一例子上第一次表示出来:全世界赞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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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恰好在最近几年,就像在西班牙同样悲剧性地沦落之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非常多产,当然,并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犹太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特点得到最为积极的表现。高尔特马克[42],古斯塔夫·马勒和勋伯格[43]变成音乐方面最有独创性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44]、莱奥·法尔[45]、卡尔曼[46]把华尔兹和轻歌剧的传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辉煌阶段。霍夫曼斯塔尔[47]、阿图尔·施尼茨勒[48]、贝尔-霍夫曼[4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50]使维也纳文学享誉欧洲,这是格里尔帕策[51]和施蒂夫特[52]未能达到的水平。索能塔尔、马克斯·莱因哈特[53]又重新使维也纳在全世界享有戏剧之城的荣誉,弗洛伊德[54]和科学界伟大的泰斗们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著名的古老大学[55]——作为学者、杰出的演奏家、画家、导演和建筑家,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到处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毫无争议地占有崇高和最高的位置。由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强烈的爱和他们适应环境的愿望,他们完全适应了维也纳的氛围,很高兴能为增加奥地利的荣誉而效劳;他们感到自己是奥地利的一员,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完成的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一再实话实说——欧洲、美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赞为重新复活的奥地利文化表现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是绝大部分的成就都是维也纳犹太人做出的贡献,而犹太人在这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达到了他们千百年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绩。几百年来没有出路的知识能量,在这里和这有些疲弱的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得到滋养,起死回生,大大提高,以新的力量和不懈的活力使之重新生机蓬勃;一直要等以后几十年才能证明,有人试图使用暴力使这个城市民族化,外省化,这对维也纳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意义和文化恰好在于多元化的因素交汇相遇,在于精神的超民族性上。因为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特殊的音乐的天才——从来就是把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矛盾兼容并包吸收进来,使之和谐,它的文化便是西方各种文化的综合;谁若在那里生活、工作,就会感到不囿于偏狭,并毫无成见。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这里那样更容易成为欧洲人。我知道,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在马可·奥勒留[56]时代就捍卫过罗马的精神,包罗万象的精神,我很早就学会热爱集体的思想,把它当作我心里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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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你日子过得很好,又轻松愉快又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多瑙河边的邻居,既生气又不屑一顾;这些邻人并不“能干”,也不秩序井然,而是让自己活得乐享人生,吃得美味,经常庆祝,经常看戏,还演奏美妙悦耳的音乐。维也纳人没有德国人的“能干”,这种“能干”最后使其他各民族日子难过,民不聊生。也没有德国人这种贪婪地想要为天下先、处处冒尖的劲头,维也纳人喜欢气定神闲地谈天说地,喜欢舒舒服服地和大家呆在一起,以一种宽厚的也许有些不够严谨的亲切友好的态度毫无妒忌之心地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一份。“自己活,让人活”,是维也纳人著名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我今天看来,也比一切绝对命令更富人性。这个原则不可阻挡地在各个范围内都得到贯彻。不论贫富,不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有时有些摩擦,都能和平地共同聚居,即便是政治运动或是社会运动,也都没有那种阴毒的仇恨情绪。这种仇恨情绪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毒的落后状况,渗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在古老的奥地利,人们是以骑士的方法互相斗争,在报纸上和议会里虽然互相诟骂,但是在发表了西塞罗[57]式的长篇大论之后,同样的这些议员又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者咖啡,彼此以“你”相称[58];即使在卢埃格尔[59]作为反犹党人的领袖,成为维也纳的市长之后,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里,还是在文坛上作为犹太人,从未遇到过任何最微小的障碍或者轻视。从报纸上,每天都没有仇恨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分开来;那种像牲口和亡民的感觉,在大众生活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得令人反感;在私人的举止和行为当中自由依然作为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在今天已经几乎难以想象;人们在当时还不像在今天这样,把宽容视为软弱无能,而是把它赞为一种论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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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激情如炽的世纪。那是一个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层次分明,从容大度,一个不慌不忙的世界。新的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传到人的身上,时间和年龄还另有一种尺度,大家活得更为潇洒从容。我若试图唤醒我童年时代成年人在我心里的形象,我突然发现,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早早地就变得大腹便便。我爸爸我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坐在乐曲架前面的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他们一上四十岁就已经变成身材肥胖、派头十足的先生们,他们步履缓慢,说话慢条斯理,谈话中总要捋一捋保养得很好的、往往已经灰白的胡子。但是灰发只是一种新的尊严标记,一个“老成的”男子,有意识地避免做出年轻人的手势和疯劲,认为这都很不合适。即使在我年纪很小的幼儿时代,我父亲还不满四十岁,我记不得,曾经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跑上或者跑下楼梯,或者看见他以明显的方式急急忙忙地做过什么事情。急忙不仅算是不够高雅,事实上也很多余。因为在这个市民阶级建造成的牢固稳定的世界里,有着无数小小的安全措施和有力靠山,从来也不会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外面世界发生的灾祸不会透过砌得很厚的墙壁,侵入到“安全稳定”的生活中来。布尔战争[60]、日俄战争[61],即便是巴尔干战争[62]也丝毫没有侵入我父母亲的生活之中。他们翻阅报纸上的战争报导,就像翻阅体育栏目一样无动于衷。的确如此,奥地利境外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它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什么呢?在那风平浪静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奥地利没有国家暴乱,没有突然的货币贬值;倘若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或五,他们就认为出了“毛病”,就要皱着眉头说发生了“灾难”。他们抱怨“税收太高”,与其说是真正这样确信,毋宁说是出于习惯。所谓的高额税金与战后的税收相比,实际上只意味着给国家交了一点小额小费。人们在遗嘱里还十分仔细地确定,如何使孙子和曾孙的财产不致受到损失,就仿佛用一张看不见的借据就能够不受各种永恒势力的威胁,永保平安似的。与此同时,大家舒适地生活着,抚摩着他们小小的忧虑,就像抚摩他们善良温驯的宠物。对于这些小动物,说到底,他们并不害怕。因此,每当我偶尔捞到一份那些日子的旧报纸,读到关于一次小镇委员会选举的那些情绪激动的文章,试图回忆起宫廷剧院演出的剧目和它发生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时因为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引发的那些不成比例的情绪大大激动,我总不由自主地发出微笑。所有那些忧愁是多么渺小,那个时代是多么风平浪静!我的父母亲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正好碰上了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宁静、笔直,清清楚楚地把那时代从头经历到尾。可是尽管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羡慕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他们似乎朦朦胧胧地生活在一切真正的苦难之外,生活在命运的阴险狡诈和种种势力之外,他们似乎生活在一切使心灵受到压抑,同时又使心灵奇妙地大大扩张的那些危机和问题之外!由于他们卷入安全之中,拥有财产,生活舒适,就不知道,生活也可以变成过分和紧张,会永远意想不到,和彻底遭到毁灭;他们信奉感人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很少预感到,每一个破晓黎明的翌日都可能把我们的生活击成齑粉。即使在他们最恐怖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梦想到,人可以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梦想不到,人又有多少力量来顶住各种危险,克服各种考验。我们,为生活的各种激流所驱赶,我们,与我们联系的所有的根源拔起,我们被驱赶到一个终点,又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我们既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受害者,又是这种力量驯从的仆人。对于我们而言,一切舒适,已成传说,而安全则已成为一种孩子气的幻梦,——我们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感受到紧张情绪对永远的新鲜事物的战栗,一直感觉到我们肉体的每根纤维之中。我们岁月的每一小时都和世界的命运相结合。我们无论在受着苦还是充满愉悦之情,都远远超过我们渺小的人生,经历了时代和历史,而那些人则把自己局限起来。因此在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个别的人,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卑微的人对现实的了解,要比我们先辈最睿智的人多千百倍。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送给我们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充分的有效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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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卡卢斯:希腊神话中人物,驾着蜡制的翅膀飞到天上,因离太阳太近,翅膀熔化而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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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拉维亚,现捷克东部一地区,当年属于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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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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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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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希米亚,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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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犹太裔的罗特希尔德国际金融王朝的后裔。瓦尔特·罗特希尔德(1868—1937)成为英国动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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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犹太裔豪富家族的后裔阿伯拉罕·莫里茨·瓦尔堡(1866—1929)成为德国艺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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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恩斯特·阿尔弗雷德·卡西尔(1874—1945)成为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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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犹太裔富豪之后齐格弗里特·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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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城,最终被奥地利人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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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克里斯多夫·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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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时期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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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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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路特维希·梵·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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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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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约翰尼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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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华尔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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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希诺夫斯基,埃斯特哈茨,均为奥地利贵族,以奖掖音乐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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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指维也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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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皇宫城堡,即奥地利皇室的宫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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