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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你日子过得很好,又轻松愉快又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多瑙河边的邻居,既生气又不屑一顾;这些邻人并不“能干”,也不秩序井然,而是让自己活得乐享人生,吃得美味,经常庆祝,经常看戏,还演奏美妙悦耳的音乐。维也纳人没有德国人的“能干”,这种“能干”最后使其他各民族日子难过,民不聊生。也没有德国人这种贪婪地想要为天下先、处处冒尖的劲头,维也纳人喜欢气定神闲地谈天说地,喜欢舒舒服服地和大家呆在一起,以一种宽厚的也许有些不够严谨的亲切友好的态度毫无妒忌之心地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一份。“自己活,让人活”,是维也纳人著名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我今天看来,也比一切绝对命令更富人性。这个原则不可阻挡地在各个范围内都得到贯彻。不论贫富,不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有时有些摩擦,都能和平地共同聚居,即便是政治运动或是社会运动,也都没有那种阴毒的仇恨情绪。这种仇恨情绪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毒的落后状况,渗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在古老的奥地利,人们是以骑士的方法互相斗争,在报纸上和议会里虽然互相诟骂,但是在发表了西塞罗[57]式的长篇大论之后,同样的这些议员又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者咖啡,彼此以“你”相称[58];即使在卢埃格尔[59]作为反犹党人的领袖,成为维也纳的市长之后,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里,还是在文坛上作为犹太人,从未遇到过任何最微小的障碍或者轻视。从报纸上,每天都没有仇恨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分开来;那种像牲口和亡民的感觉,在大众生活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得令人反感;在私人的举止和行为当中自由依然作为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在今天已经几乎难以想象;人们在当时还不像在今天这样,把宽容视为软弱无能,而是把它赞为一种论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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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激情如炽的世纪。那是一个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层次分明,从容大度,一个不慌不忙的世界。新的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传到人的身上,时间和年龄还另有一种尺度,大家活得更为潇洒从容。我若试图唤醒我童年时代成年人在我心里的形象,我突然发现,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早早地就变得大腹便便。我爸爸我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坐在乐曲架前面的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他们一上四十岁就已经变成身材肥胖、派头十足的先生们,他们步履缓慢,说话慢条斯理,谈话中总要捋一捋保养得很好的、往往已经灰白的胡子。但是灰发只是一种新的尊严标记,一个“老成的”男子,有意识地避免做出年轻人的手势和疯劲,认为这都很不合适。即使在我年纪很小的幼儿时代,我父亲还不满四十岁,我记不得,曾经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跑上或者跑下楼梯,或者看见他以明显的方式急急忙忙地做过什么事情。急忙不仅算是不够高雅,事实上也很多余。因为在这个市民阶级建造成的牢固稳定的世界里,有着无数小小的安全措施和有力靠山,从来也不会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外面世界发生的灾祸不会透过砌得很厚的墙壁,侵入到“安全稳定”的生活中来。布尔战争[60]、日俄战争[61],即便是巴尔干战争[62]也丝毫没有侵入我父母亲的生活之中。他们翻阅报纸上的战争报导,就像翻阅体育栏目一样无动于衷。的确如此,奥地利境外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它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什么呢?在那风平浪静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奥地利没有国家暴乱,没有突然的货币贬值;倘若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或五,他们就认为出了“毛病”,就要皱着眉头说发生了“灾难”。他们抱怨“税收太高”,与其说是真正这样确信,毋宁说是出于习惯。所谓的高额税金与战后的税收相比,实际上只意味着给国家交了一点小额小费。人们在遗嘱里还十分仔细地确定,如何使孙子和曾孙的财产不致受到损失,就仿佛用一张看不见的借据就能够不受各种永恒势力的威胁,永保平安似的。与此同时,大家舒适地生活着,抚摩着他们小小的忧虑,就像抚摩他们善良温驯的宠物。对于这些小动物,说到底,他们并不害怕。因此,每当我偶尔捞到一份那些日子的旧报纸,读到关于一次小镇委员会选举的那些情绪激动的文章,试图回忆起宫廷剧院演出的剧目和它发生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时因为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引发的那些不成比例的情绪大大激动,我总不由自主地发出微笑。所有那些忧愁是多么渺小,那个时代是多么风平浪静!我的父母亲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正好碰上了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宁静、笔直,清清楚楚地把那时代从头经历到尾。可是尽管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羡慕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他们似乎朦朦胧胧地生活在一切真正的苦难之外,生活在命运的阴险狡诈和种种势力之外,他们似乎生活在一切使心灵受到压抑,同时又使心灵奇妙地大大扩张的那些危机和问题之外!由于他们卷入安全之中,拥有财产,生活舒适,就不知道,生活也可以变成过分和紧张,会永远意想不到,和彻底遭到毁灭;他们信奉感人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很少预感到,每一个破晓黎明的翌日都可能把我们的生活击成齑粉。即使在他们最恐怖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梦想到,人可以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梦想不到,人又有多少力量来顶住各种危险,克服各种考验。我们,为生活的各种激流所驱赶,我们,与我们联系的所有的根源拔起,我们被驱赶到一个终点,又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我们既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受害者,又是这种力量驯从的仆人。对于我们而言,一切舒适,已成传说,而安全则已成为一种孩子气的幻梦,——我们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感受到紧张情绪对永远的新鲜事物的战栗,一直感觉到我们肉体的每根纤维之中。我们岁月的每一小时都和世界的命运相结合。我们无论在受着苦还是充满愉悦之情,都远远超过我们渺小的人生,经历了时代和历史,而那些人则把自己局限起来。因此在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个别的人,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卑微的人对现实的了解,要比我们先辈最睿智的人多千百倍。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送给我们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充分的有效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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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卡卢斯:希腊神话中人物,驾着蜡制的翅膀飞到天上,因离太阳太近,翅膀熔化而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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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拉维亚,现捷克东部一地区,当年属于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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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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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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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希米亚,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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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犹太裔的罗特希尔德国际金融王朝的后裔。瓦尔特·罗特希尔德(1868—1937)成为英国动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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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犹太裔豪富家族的后裔阿伯拉罕·莫里茨·瓦尔堡(1866—1929)成为德国艺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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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恩斯特·阿尔弗雷德·卡西尔(1874—1945)成为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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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犹太裔富豪之后齐格弗里特·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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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城,最终被奥地利人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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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克里斯多夫·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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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时期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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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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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路特维希·梵·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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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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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约翰尼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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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华尔兹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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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希诺夫斯基,埃斯特哈茨,均为奥地利贵族,以奖掖音乐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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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指维也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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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皇宫城堡,即奥地利皇室的宫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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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泉宫,即夏宫,拿破仑攻占维也纳后,曾下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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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维也纳宫廷剧院一直被看作良好趣味的场所。茨威格以“廷臣”表示在宫廷里的“高贵绅士”完美无缺。茨威格在此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巴尔达萨累·卡斯蒂利亚内在1528年发表剧本《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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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阿道尔夫·封·索能塔尔(1834—1909),奥地利著名演员,宫廷剧院终身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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