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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奥斯卡·施特劳斯（1870—1954），奥地利轻歌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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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莱奥·法尔（1873—1925），奥地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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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埃默里希·卡尔曼（1882—1953），匈牙利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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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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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作家，维也纳现代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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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理查·贝尔-霍夫曼（1866—1945），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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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彼得·阿尔滕贝尔格（1859—1919），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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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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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阿达贝尔特·施蒂夫特（1805—1868），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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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马克斯·莱因哈特（1873—1943），奥地利著名戏剧和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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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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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指维也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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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161至180年在位，也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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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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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在德语国家，“您”是正式交往中使用的敬语，只有亲朋好友之间才以“你”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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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1897至1910年曾任维也纳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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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布尔战争，是英国人与南非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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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日俄战争，是指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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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巴尔干战争，是指1912年至1913年之间在南欧为争夺处于崩溃前夕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属地而发生的两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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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2.上世纪[1]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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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小学毕业后我被直接送去上文科中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每一户有钱人家为了社交的缘故，十分注意，家里要有个“有教养”的儿子：他们让儿子学法文、英文，让他们熟悉音乐，先延请家庭女教师，然后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只有受到所谓的“学术”教育，去上大学，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时代才获得充分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家庭的雄心壮志便是至少有一个儿子在姓名前面要加上一个什么博士称号。这条一直通向大学的道路相当漫长，绝不平坦。五年国民小学，八年文科中学得在硬板凳上度过，每天上五六个钟头课，课余时间得做作业，另外普通教育又要求学生放学之后要学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这些“活”的语言，外加古典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就是五门语言，再加上几何和物理，以及其它的教学科目，内容繁多，不胜其烦，几乎就没有发展体育、进行运动和散步的时间，尤其没有欢欣和娱乐的余地。我模糊地记起，我们还是七岁孩童的时候，得学唱一首什么关于“欢乐，幸福的童年”的歌曲，我们得背诵歌词，齐声合唱。这首简单幼稚的小歌子的旋律还在我耳际回响，但是歌词在当时我就觉得拗口，唱不出来，更没有让我信服，牢记在心。因为我整个的学习时间，说老实话，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叫人感到无聊、厌烦，由于急于摆脱这单调重复的课程，这种情绪逐年增长。我想不起来，在那单调乏味、毫无心肝也没头脑的学校教育里，曾经“欢快”过，“幸福”过。这种学校教育，彻底毁掉了我的人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年代。我甚至承认，看见本世纪儿童的童年不知可以发展得多么幸福、自由，独立自主，我今天还不由自主地心生某种妒忌。看到今天的孩子，大大方方地，几乎平起平坐地和老师们聊天，毫无恐惧地到学校去上课，不像我们总感到犯有过错似地跑去上学，看到他们在学校里和在家里可以公开地承认他们年轻的好奇心里有些什么愿望，什么爱好，——我总觉得难以想象他们是些自由自在的、独立无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我们一踏进这幢令人憎恶的房子，就仿佛不得不缩起脖子走路，唯恐额头碰到了那看不见的枷锁。学校对我们而言就是强制、荒漠、无聊，在这里得把“不值得知晓的东西当作科学”，分成仔细切开的几块吞食下去，尽是些烦琐的材料，或者弄得十分烦琐的材料。我们感觉到，这些东西和现实的兴趣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并非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沉闷的、荒凉的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这是陈旧的教育学强加给我们的学习。我得感谢学校的唯一真正令人兴高采烈的幸福时刻，乃是我永远在身后关上校门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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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我们奥地利学校本身就很糟糕，相反，所谓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上百年的经验认真仔细地制订出来的。倘若传授得法，给人启示，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相当包罗万象的教育的基础。可是正因为通过它细致的计划性，和它干巴巴的格式化，我们的课堂教学便变得非常干瘪而又呆板，成了冷冰冰的教案，从来也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只是像个自动机似的用数字标明：“良好、及格、不及格”，看学生达到教学计划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恰好是这种对付学生时的毫无人情爱意，这种冷漠的公事公办，军营气息十足的氛围，无意之中使我们都十分恼火。我们得学完我们规定的课程，并且考察我们学到了什么。在八年里，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一次我们自己渴望学习什么。这样，每个年轻人暗自向往的，那种促人蓬勃向上的冲劲就完全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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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舍在外表上就表现出这种冷漠。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前匆匆忙忙地以低廉的价钱随随便便地建造而成，冷冷的四壁马马虎虎地刷了石灰，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张图画或者其余养眼的装饰。整幢房子都散发出规规矩矩的气息，这座教育军营有一些陈旧的饭店的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今后将会被无数人漠不关心或者心存反感地继续使用；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幢房子和所有奥地利官厅都沾有的那种霉味浓重、带有腐臭的气息，我们这里称之为“国家财产的”味道，这是温度太高，过于拥挤，没有通风的房间发出的怪味，一直沾在人们的衣服上和灵魂上。学生两个两个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就像囚犯坐在苦役船上那样。板凳让人脊背弯曲，一直坐到你骨头发痛；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摇曳的蓝幽幽的灯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夏天则相反，仔细地关上窗户，免得学生的目光做梦似的投到小小方框之中的蓝色天空，神游天外。那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没有长足的年轻人的身体需要空气和活动。五六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着，只给十分钟休息时间在阴冷狭小的走廊里度过，似乎就够了。一个星期我们有两次被带到体操馆去，那里窗户紧闭，每走一步地板上就扬起一米高的灰尘。我们就在那儿毫无意义地暗中乱摸着；这一来就算满足了卫生的要求，国家按照罗马人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拉丁文：“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对我们尽到了义务。许多年之后，我一走过这幢阴郁的衰败的房子，总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需要踏进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囚牢了。当这座庄严的学校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庆典时，我作为当年的优秀学生应邀在部长和市长面前发表一篇贺词，我彬彬有礼地予以婉拒。我对这所学校不存在感激之情，每说一句感谢的话都是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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