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5590 [49] 理查·贝尔-霍夫曼（1866—1945），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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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92 [50] 彼得·阿尔滕贝尔格（1859—1919），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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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94 [51]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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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96 [52] 阿达贝尔特·施蒂夫特（1805—1868），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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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598 [53] 马克斯·莱因哈特（1873—1943），奥地利著名戏剧和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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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0 [54]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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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2 [55] 指维也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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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4 [56]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161至180年在位，也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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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6 [57]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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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08 [58] 在德语国家，“您”是正式交往中使用的敬语，只有亲朋好友之间才以“你”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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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0 [59] 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1897至1910年曾任维也纳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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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2 [60] 布尔战争，是英国人与南非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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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4 [61] 日俄战争，是指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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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16 [62] 巴尔干战争，是指1912年至1913年之间在南欧为争夺处于崩溃前夕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属地而发生的两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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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1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41]

1705585622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2.上世纪[1]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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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4 国民小学毕业后我被直接送去上文科中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每一户有钱人家为了社交的缘故，十分注意，家里要有个“有教养”的儿子：他们让儿子学法文、英文，让他们熟悉音乐，先延请家庭女教师，然后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只有受到所谓的“学术”教育，去上大学，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时代才获得充分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家庭的雄心壮志便是至少有一个儿子在姓名前面要加上一个什么博士称号。这条一直通向大学的道路相当漫长，绝不平坦。五年国民小学，八年文科中学得在硬板凳上度过，每天上五六个钟头课，课余时间得做作业，另外普通教育又要求学生放学之后要学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这些“活”的语言，外加古典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就是五门语言，再加上几何和物理，以及其它的教学科目，内容繁多，不胜其烦，几乎就没有发展体育、进行运动和散步的时间，尤其没有欢欣和娱乐的余地。我模糊地记起，我们还是七岁孩童的时候，得学唱一首什么关于“欢乐，幸福的童年”的歌曲，我们得背诵歌词，齐声合唱。这首简单幼稚的小歌子的旋律还在我耳际回响，但是歌词在当时我就觉得拗口，唱不出来，更没有让我信服，牢记在心。因为我整个的学习时间，说老实话，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叫人感到无聊、厌烦，由于急于摆脱这单调重复的课程，这种情绪逐年增长。我想不起来，在那单调乏味、毫无心肝也没头脑的学校教育里，曾经“欢快”过，“幸福”过。这种学校教育，彻底毁掉了我的人生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年代。我甚至承认，看见本世纪儿童的童年不知可以发展得多么幸福、自由，独立自主，我今天还不由自主地心生某种妒忌。看到今天的孩子，大大方方地，几乎平起平坐地和老师们聊天，毫无恐惧地到学校去上课，不像我们总感到犯有过错似地跑去上学，看到他们在学校里和在家里可以公开地承认他们年轻的好奇心里有些什么愿望，什么爱好，——我总觉得难以想象他们是些自由自在的、独立无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我们一踏进这幢令人憎恶的房子，就仿佛不得不缩起脖子走路，唯恐额头碰到了那看不见的枷锁。学校对我们而言就是强制、荒漠、无聊，在这里得把“不值得知晓的东西当作科学”，分成仔细切开的几块吞食下去，尽是些烦琐的材料，或者弄得十分烦琐的材料。我们感觉到，这些东西和现实的兴趣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并非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沉闷的、荒凉的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这是陈旧的教育学强加给我们的学习。我得感谢学校的唯一真正令人兴高采烈的幸福时刻，乃是我永远在身后关上校门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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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6 并不是我们奥地利学校本身就很糟糕，相反，所谓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上百年的经验认真仔细地制订出来的。倘若传授得法，给人启示，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相当包罗万象的教育的基础。可是正因为通过它细致的计划性，和它干巴巴的格式化，我们的课堂教学便变得非常干瘪而又呆板，成了冷冰冰的教案，从来也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只是像个自动机似的用数字标明：“良好、及格、不及格”，看学生达到教学计划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恰好是这种对付学生时的毫无人情爱意，这种冷漠的公事公办，军营气息十足的氛围，无意之中使我们都十分恼火。我们得学完我们规定的课程，并且考察我们学到了什么。在八年里，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一次我们自己渴望学习什么。这样，每个年轻人暗自向往的，那种促人蓬勃向上的冲劲就完全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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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28 我们的校舍在外表上就表现出这种冷漠。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前匆匆忙忙地以低廉的价钱随随便便地建造而成，冷冷的四壁马马虎虎地刷了石灰，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张图画或者其余养眼的装饰。整幢房子都散发出规规矩矩的气息，这座教育军营有一些陈旧的饭店的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今后将会被无数人漠不关心或者心存反感地继续使用；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幢房子和所有奥地利官厅都沾有的那种霉味浓重、带有腐臭的气息，我们这里称之为“国家财产的”味道，这是温度太高，过于拥挤，没有通风的房间发出的怪味，一直沾在人们的衣服上和灵魂上。学生两个两个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就像囚犯坐在苦役船上那样。板凳让人脊背弯曲，一直坐到你骨头发痛；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摇曳的蓝幽幽的灯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夏天则相反，仔细地关上窗户，免得学生的目光做梦似的投到小小方框之中的蓝色天空，神游天外。那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没有长足的年轻人的身体需要空气和活动。五六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着，只给十分钟休息时间在阴冷狭小的走廊里度过，似乎就够了。一个星期我们有两次被带到体操馆去，那里窗户紧闭，每走一步地板上就扬起一米高的灰尘。我们就在那儿毫无意义地暗中乱摸着；这一来就算满足了卫生的要求，国家按照罗马人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拉丁文：“健康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对我们尽到了义务。许多年之后，我一走过这幢阴郁的衰败的房子，总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需要踏进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囚牢了。当这座庄严的学校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庆典时，我作为当年的优秀学生应邀在部长和市长面前发表一篇贺词，我彬彬有礼地予以婉拒。我对这所学校不存在感激之情，每说一句感谢的话都是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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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0 我们的老师，对于学校的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也毫无过错。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可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出手相助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奴气十足地死死捆在条例上面，捆在官方制订的教学计划上面，他们有他们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就像我们有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样——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中午放学的钟声敲响，他们和我们都获得自由，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老师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为什么要恨我们呢，因为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只过了几年，他们还认得我们当中极少数人的名字。根据当年的教学方法，他们关心的只是记下“这个学生”在上次作业中犯了多少错误。他们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则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便毫无联系，因为教师和学生之间，讲台和学生座位之间，明显的上面和明显的下面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的障碍，阻止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个老师得把学生当作一个个人来观察，这要求老师对学生特别的个性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或者甚至于得对学生进行观察，写出“报告”。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当年却远远超出老师的权限和他的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师生之间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又会削弱老师的权威，因为这一来就把我们做“学生”的提到老师，提到“上级”的同一水平之上。对我而言，说明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之间，无论精神上还是心灵上毫无关联的最典型的事件乃是，我把老师们所有的姓名和脸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记忆力近似照相一样清晰，还保留着讲台和教师登录学生成绩的记分册。我们总想对这记分册瞄上一眼，因为里面有我们的成绩；我看见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本，老师在里面标明我们的优劣名次，用黑铅笔记上数目字。我看见我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写满了老师用红笔做的批改。但是在我面前，我看不见一张老师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老师面前总是低垂着眼睛，要不就是眼神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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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2 厌恶学校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态度；在这枯燥烦琐的学校里，我们最好的兴趣和企图受到阻碍，我们感到无聊，受到压抑。我想不起来，我的同学当中，有谁不对此感到憎恶。可是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青少年时代这种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教学方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关的马虎懒散所致，而是在这里面有某种当然是严加保密的目的所在。我们面前的或在我们头上的世界把它们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了安全崇拜。它们并不喜欢年轻人，或者不如说，它们对年轻人始终都不信任。资产阶级社会对自己制度的“进步”，对社会的秩序沾沾自喜，宣扬在生活的各种形式方面，中庸之道和稳步前进是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美德。任何促使我们前进的匆忙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年迈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老的部长们管理着，是个毫无野心的国家，一心只希望通过抵制在欧洲范围内出现的一切激进的变化，能够安全无恙地保留下来。年轻人出于本能总是要求出现快速的激烈的变化，因此被看成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摒除在外，或者遭到压抑。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我们在校学习时期，我们先得耐心忍耐，才能求得任何形式的步步高升。这样不断排斥的结果，年龄的差别，就获得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价值。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倘若被当场抓获在抽香烟，就要受到惩罚，要想离开教室出去解手，得十分驯顺地先举起手来；即便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被看作乳臭未干，到了四十岁还被认为尚未成熟，不能担任要职。有一次发生了令人惊讶的意外状况，古斯塔夫·马勒三十八岁就被任命为宫廷歌剧院的经理，整个维也纳都大吃一惊，窃窃私语：竟然把全国第一的艺术机构托付给了“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去掌管，（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才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毕生的事业。）认为每个年轻人都不怎么可靠，在当年任何圈子里都有这样一种怀疑。我父亲从来也不会在他的企业里接纳一个年轻人。谁若不幸长得特别年轻，到处都得克服别人对他的怀疑。年轻竟然会成为步步高升的阻力，只有年长才成为优点，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完全改变了的时代，四十岁的人竭尽全力想看上去像个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又想变成四十岁。在今天，年轻使人显得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充满自信，而在那个安稳的年代，每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设法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伪装，使自己显得老气一些。报上推荐使胡须加快生长的手段，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刚通过医学考试，就蓄起浓重的胡须，即使毫无必要，也都戴上金丝边的眼镜，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第一批病人心里可以产生他们“经验丰富”的印象。他们穿上长长的黑色小礼服，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如果可能，就微微地突出一个小胖肚子，为了体现这种渴望的庄重老练。谁若有野心，在那个怀疑年轻人浮而不实的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拒绝显得年轻；还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再背书包，为了不至于让人看出自己还是个中学生，我们就拎起公文包。今天我们看来，值得羡慕的一切优点，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信心十足、勇敢进取、好奇心切、生活乐趣，在那个只求“稳定”的时代，全都显得十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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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4 只有看到了这一个奇特的态度，才可以理解，国家只把学校用来充当维护其权威的工具。我们首先得培养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老师的意见视为正确无误，父亲说的话当作无可辩驳，国家的各种机构看成绝对需要，万古长存。那种教育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即使在家里也须奉行的是，年轻人日子不可过得过于舒适，在给予年轻人什么权利的时候，他们同时应该学会，他们还须尽些义务，尤其有义务完全听话。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牢记，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还一无建树、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得对人家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心存感激，不要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在我当时，从最小的时候开始，就施行这种愚蠢的恐吓手段。使女们和愚蠢的母亲们吓唬三四岁的孩子，如果不立即停止吵闹，她们就要把警察找来。我们还是中学生，他们就威胁我们，要是在哪门副科上面成绩不好，就不让我们继续上中学，而要我们去当学徒，学门手艺——在市民阶级范围内，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跌回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要是年轻人真心诚意地渴望获取知识，向成年人就严肃的时事问题寻求解答，成年人就回答一句：“这个问题你现在还不懂。”把年轻人给打发了。在所有的地方，他们都采用这种技术，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国家机关里。人们不遗余力地嘱咐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他还什么都不懂，他只需要充满信任地侧耳倾听即可，永远不要自己插嘴，更不要作出反驳。因此，在学校里，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的老师这个可怜虫，就得摆出一副不可接近的泥塑木雕的神明模样，把我们整个的感觉和愿望全都限制在“教学计划”之中，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那都无关紧要。按照他们时代的精神，他们真正的使命与其说是要使我们上进，毋宁说是要拉我们后腿；不是塑造我们的内心，而是尽可能使我们毫不反抗地适应安排就绪的国家机构，不是提高我们的精力，而是加以规范，拉到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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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6 对年轻人施加的这样一种心理上或者不如说是有违心理学的压力，只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不是起到麻痹就是起到激励的作用。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自卑感”的案例，可以参看心理分析师记录的档案。这种自卑感恰巧由那些自己也上过我们古老的奥地利学校的人揭发出来，也许并非偶然。我个人感谢这种压力，很早就显示出一种渴求自由的激情，其强烈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会拥有的，另外又激起我对一切威权行为的仇恨，仇恨一切“居高临下”的说话方式。这种仇恨陪伴了我整个一生。年复一年，这种对一切不容争辩的教条主义的东西的反感，渐渐成为我的本能。我都已经忘记，这种反感从何而来。有一次我在举行讲演之旅的途中，有人给我选择了大学的一座宽大的听课大厅。我突然发现，我得从一座讲台上向下讲演，而听众则坐在下面的板凳上，就像我们当年作为学生乖乖地坐着听讲，不得发言，不得反驳。我突然觉得很不自在。我回忆起，在我所有的中学年代，这种居高临下的讲话不亲切不友好，极富威权、教条十足，使我受苦良多，我突然心生恐惧，我这样从讲台上向下讲话也同样会显得很不亲切，就像当年我们老师讲课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样。有了这种心理障碍，我这次讲演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一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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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38 直到十四五岁，我们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我们拿老师开玩笑，我们怀着冷冷的好奇心学习课文，然后，学校让我们感到无聊、感到讨厌的时刻来临。一个奇怪的现象悄然发生：我们是作为十岁的男孩上这文科中学的，八年中学过了前面四年，我们就觉得在精神上已经超过了我们中学，我们本能地感到，我们已从学校学不到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有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甚至比我们可怜的老师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从上大学起，就再也没有凭着自己的兴趣打开过一本书。另外一种矛盾对立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让人感到，我们平时就是屁股坐在板凳上，已经听不到什么新鲜知识，或者值得我们知道的知识。校外是座充满了千万种启发的城市，是座有剧院、博物馆、大书店、大学、音乐的城市，每天都给我们带来其他令人惊讶的事情。于是我们憋足了劲的求知欲，精神上、艺术上、享乐上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找不到滋养，全都热情饱满地倾注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上面。起先只是我们当中的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种艺术的、文学的、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最后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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