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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62 对我们文学早熟所做的这一的确忠于现实的描绘，也许会引人产生这样的意见，仿佛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神童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当年在维也纳，在我们邻近的十几所中学里，可以看到同样如痴如狂、同样天才早熟的现象。这并不偶然。在世纪转折时期，一种由城市的艺术土壤决定的特别有利的气氛，不问政治的时代，思想和文学新的方向交相辉映的形势，凡此种种，在我们身上通过化学变化和我们内在的创造意志相结合，这种创造意志几乎必然会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发生。在青春期的年龄，其实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诗人的气质，或者产生诗人气质的动力，当然在大多情况下只像一阵轻飘的波浪。这种倾向，很少能熬过青年时代，因为它自己也仅仅是青年时代的放射物而已。我们班上的那五个演员，后来谁也没有成为真实舞台上的演员。《潘神》和《艺术之叶》[50]的诗人们在这令人惊叹的最初勃发之后，全都逐渐停止不前，成为老老实实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今天他们正怀着感伤的情绪或者自嘲的神情对他们当年的雄心壮志暗自发笑——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创作的激情始终不衰，成为整个一生的意义和核心所在。但是，想起那些同学的情谊，我是怀着多么感激之忱！这种友情给我多大的帮助！那些热烈的讨论，狂野的角逐，彼此欣赏和互相批评，使我的文笔和神经很早就得到锻炼，对这种精神宇宙进行了多少观察，多少展望，使我们大家精神飞升，凌驾于我们学校的荒芜和悲凉之上！“你这崇高艺术，有多少阴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的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我就形象生动颇为真切地看见我们自己缩着肩膀，坐在我们可怜兮兮的板凳上，然后就看见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眼睛发光，神采飞扬地批评着诗歌，朗诵着诗歌，热情奔放，完全忘记了时空给我们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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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64 艺术狂热的这样一种偏执癖，审美趣味这样过分强调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自然只可能以牺牲我们这个年龄正常的兴趣为代价。倘若我今天问我自己，我们的日子已经被学校上课时间和课外辅导时间所排满，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找到时间来念这么多书，那我就明白了，大多是牺牲我们的睡眠时间和我们身体的活力来念书的。尽管我早上七点就得起床，我还从未在夜里一两点之前放下我手里的书本——当时养成的这个坏习惯，竟成了我终身的习惯：即使夜里再晚，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钟头的书。所以我想不起来，我曾经睡醒了或者梳洗整齐了去上课。我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学校去，一路上边跑边吃手里的黄油面包；我们尽管智力发达，全都长得干瘦干瘦，脸色发青，就像没成熟的青涩水果，衣服也都随随便便，不修边幅。因为我们的零花钱全都用来买戏票、音乐会票或者买书了。另一方面，我们一心只想让更高的机构看重我们，也不重视是否取悦于年轻的姑娘。和年轻的女孩子一同散步，在我们看来纯属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自以为智力过人，态度倨傲，从一开头就把女性视为智力较弱，不愿意和她们进行肤浅的谈话，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要让一个今天的年轻人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甚至轻视一切体育活动，想必不是易事。当然在上世纪，体育的热潮还没有从美国传到我们大陆。我们这里还没有体育场，要是有个拳击手一拳打碎另一个人的下巴，不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人在场上喧嚣鼓噪；各报还没有派出通讯员，以荷马式的高昂激情花上几栏篇幅来报导一场曲棍球赛。摔跤比赛，运动员协会，举重纪录在我们那个时代还被视为一种偏远郊区居民的事情，屠宰师傅和搬运工人才是它们真正的观众；充其量只有比较高雅的贵族气派的赛马运动，一年举行几次，把所谓的“上流社会”吸引到赛马场上，但吸引不了我们。我们觉得，任何身体活动，简直都是浪费时间。十三岁时，我开始染上了那种知识文学型的传染病，我就停止溜冰，把父母亲答应给我付舞蹈课的钱拿来买书，十八岁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直到今天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不会驾驶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能让我羞愧。即使在今天，在1941年，英国棒球和足球之间，曲棍球和马球之间的差别，我还相当糊涂。报上的体育栏所用的那些对我来说无法解释的代号写的文章，我看了直如天书。面对着一切体育方面讲究速度或者技能的记录，我坚定不移地站在波斯国王的立场上。有人试图打动国王去观看一场大型赛马，他以东方人的智慧回答道：“有什么可看的？我分明知道，有匹马比另一匹马跑得快。到底是哪一匹，我无所谓。”我们就像藐视锻炼我们身体一样，也同样轻视用赌博浪费时间；只有下棋得到我们另眼相看，因为下棋要求动动脑子。还有一件事，说起来甚至更加荒谬。尽管我们自己感到是未来的诗人，或者是颇有潜力的诗人，我们却很少关心大自然。直到我二十岁时，我对于维也纳周围绝妙的环境，居然还从未欣赏过；在最美好最炎热的夏天，城里人都离城而去，留下空城。这些天对我们来说甚至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我在咖啡馆里可以更快拿到报纸和杂志，报上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我还得花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来矫枉过正重新克服这种孩子气的、贪婪的、过分求得平衡的高压，把不可避免的身体上的笨拙多少纠正了一些过来。但是总的说来，我从未后悔我中学时代这种只凭眼睛、只凭神经生活的状况。它把一种对精神事物的激情灌输到我的血液中去，这种激情我再也不愿失去。我此后所读所学的一切都置放在那些年夯实的地基之上。在肌肉方面所失，日后还能补上；但是飞升到精神境界，心灵的内在的控制力则相反，只有在发育成型的那些关键性的年代才能实现，只有及早学会扩张心灵、达到远方的人，才能在日后拥抱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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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66 我们青少年时代真正的经历乃是有新生事物在艺术中酝酿，它不以满足我们父母亲和我们周围的人为目的，而是更加富于激情，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但是我们为生活的这一断片所迷惑，没有注意到，在审美领域里的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涉及面更为宽广的变化的余波和前奏而已。这些变化将震撼我们父辈的世界，安稳的世界，最后要消灭这个时代。在我们古老的瞌睡懵懂的奥地利开始酝酿着一种奇怪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人民群众几十年来默默无言，顺从地听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统治，突然变得骚动不宁。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恰好在最近十年，政治突然以阵阵劲风闯入舒适生活的风平浪静之中。新的世纪要求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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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68 在奥地利，第一个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我们这里错误地称之为“普选权”的选举权，全都倾注在有产阶级身上，他们得展示自己交了一定的赋税。由这个阶级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们在议会里是真正充当着“人民”的发言人和代表。他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他们是些有教养的人，甚至可能是些上过大学的有教养的人，他们重视尊严、体面和谈吐优雅；因此在议会里就像在一个高雅的俱乐部里讨论问题那样。凭着他们自由主义的信念，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能创造一个进步的世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诚地认为，通过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定能以最好的方式促进所有臣民的福祉。但是他们全然忘记了，他们只代表五万个或者十万个大城市里生活富裕的人们，而不代表全国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大众。与此同时，机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前四下分散的工人大众全都聚集在工业周围；在一位杰出人士维克托·阿德勒[51]博士的领导下，在奥地利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贯彻无产阶级的要求，真正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参加普选的选举权。这一点刚刚实现，或者不如说刚刚争取得到，大家就发现，自由主义是多么单薄的一层，尽管很有价值。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妥协的气氛也从公众政治生活中消失，利益与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斗争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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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70 我还记得我最早的童年时期，有一天，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上升时期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工人提出口号，庆祝五月一日为劳动大众的节日，第一次公开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工人们决定，列队开进普拉特尔公园，也就是走进那条主要的林荫道。平素在这一天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豪华马车，在这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林荫道上巡礼。工人游行的消息一公布，善良的自由派的市民阶层吓得全部瘫痪。社会主义者这个字，当时在德国和奥地利，就和从前的雅各宾党人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这两个字一样，有点血腥的恐怖主义味道。在第一时间，大家原来认为，来自郊区的这些赤色暴徒列队进城，不可能不烧毁房屋，掠夺店铺，大施暴行。我们大家都惊慌失措，全城和附近的警察全都安排在普拉特尔值勤。士兵也荷枪实弹在后面待命。没有一辆豪华马车，没有一辆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特尔公园，商家让铁制百叶窗在店前降下。我记得父母亲严禁我们这些孩子在这可怕的日子里出门上街。这天，维也纳可能化为一片火海。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老婆孩子，四人一排，列队前进，秩序井然，走进普拉特尔公园。每人钮扣里都插着一朵红色的丁香花，这是党徽。他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国际歌》。可是孩子们第一次走上这条“高贵的林荫道”，在美丽的绿荫之中唱起无忧无虑的学校歌曲来了。谁也没有挨骂，谁也没有挨打，谁也没有握紧拳头示威；警察和士兵都像伙伴一样冲着工人露出笑脸。由于工人这无懈可击的举动，资产阶级不可能再攻击工人阶级是一伙“赤色暴徒”，结果双方都作出让步——在古老明智的奥地利总是这样；今天粗暴镇压，彻底消灭的制度当时还没有发明。人道的理想（当然还没有黯然失色）即使在党的领导人那里也还有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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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72 红色丁香花刚刚作为党的徽章别在人们的钮扣孔中出现，另外一种鲜花也在钮扣孔里出现。白色的丁香花，这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党徽（人们当时还选用花朵，而不是用长筒靴、匕首和骷髅作为党徽，这不是很感人吗？）。基督教社会党完全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只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的反作用，归根结底两者都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产物而已。因为，机器把广大劳动群众吸收到工厂中来，赋予工人力量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机器也同时威胁到小手工业。大型的商场，大量的生产使得中产阶级和小工业作坊的师傅们纷纷破产。有位机智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和忧虑心情，打出“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恼火的中产阶级都吸引过来。其实中产阶级对富有阶级的嫉妒远远没有担心自己脱离市民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的恐惧来得严重。恰好就是这同样的一些担惊受怕的阶层，日后组成围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批广大的群众，卡尔·卢埃格尔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是希特勒的榜样，他教给希特勒反犹口号这一方便的工具。这个口号形象具体地向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指出了一个敌人，另一方面又不引人注意地把仇恨从大地主和封建富豪身上引开。但是今天政治所具有的全部庸俗化和凶残化，我们这个世纪令人惊恐的倒退，恰好表现在两个人物的对比上面。卡尔·卢埃格尔蓄着一部柔软的金黄色的络腮胡子，长得器宇轩昂——老百姓称他为“美男子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并不是徒然在一个把精神文化置于一切之上的时代受的学校教育。他会用老百姓能懂的语言讲话，脾气暴烈，说话风趣，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演说当中——或者在一些被当时的人视为言辞激烈的演说之中——他也绝对不会有失礼仪。他的助手，一个名叫施耐德的技术员，经常讲些破坏礼仪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或者类似的庸俗事情，卢埃格尔总是认真地控制住他。卢埃格尔的私生活无懈可击，谦虚谨慎，他对他的敌人也始终保持一种贵族气派。他公开反犹，但这并不阻止他对他从前的犹太朋友始终怀有好感并且态度亲切。当他领导的运动最后征服了维也纳的市议会——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他的排犹倾向深恶痛绝，两次拒绝任命他为维也纳市长——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后，他的市政府办事公正，无可指摘，甚至作风民主，堪称模范；唯恐这个排犹政党取得胜利的犹太人，现在同样生活在权利平等、备受尊重的状况之中。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残杀的愿望还没有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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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74 可是第三朵鲜花又已出现，蓝色的矢车菊，俾斯麦最心爱的花朵，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徽。这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革命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理解——这个政党以粗暴的冲击力旨在摧毁奥地利帝国，有助于建立一个在普鲁士新教领导下的——希特勒朝思暮想的——大德意志帝国。基督教-社会党立足于维也纳和乡下，社会主义党则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拥护者几乎全在波西米亚和阿尔卑斯边远地区；从数量上看，很是微弱，他们便通过狂野的进攻性和无限残暴的手段来使人看出他们并非无足轻重。他们的几个议员成了奥地利议会里的恐怖和（在旧日意义上）的奥地利议会的耻辱；这个政党的思想和技巧，成为希特勒的根源，他同样也是个边缘地区的奥地利人。希特勒从格奥尔格·封·勋纳勒[52]那里接过了他的“摆脱罗马！”的口号，当时有成千上万个德意志民族党人德意志式地顺从他，追随着他，为了使皇帝和教会生气，他们脱离了天主教，皈依新教，排犹的种族理论就来自他——有个杰出的榜样这样说道：“一切污秽就在于种族之中”——特别是从他那里接过这种做法，动用一队肆无忌惮的打红了眼的冲锋队，接过这样的原则，用一小队人施行恐怖震慑住人数要多得多，但是从人性上看要被动得多的多数。冲锋队员为国家社会主义所做的事，就是用橡皮棒打散对立面的群众大会，夜里突然袭击敌人，把他们打翻在地。而参加学生社团的大学生，则为国家民族党人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大学生在学术豁免权的保护下创建一种无与伦比的殴打恐怖制度，每次政治活动时，一声吆喝，一声呼啸，他们就按照军队机制组织起来，列队开来。按照所谓的“学生社团”分成几组，他们脸上满是刀痕，喝醉了酒，凶狠无比，占领了大学的礼堂，因为他们和别人不同，不是仅仅头戴飘带和帽子，而且手持沉重粗大的棍棒；他们不停地到处挑衅，时而猛打斯拉夫学生，时而猛打犹太学生，天主教学生，意大利学生，把这些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学生赶出大学。每次“溜达”（这些学生把每次周六的检阅叫做“溜达”）都要流血。根据大学享有的古老特权，警察不得踏进大学的礼堂，只能站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胆怯的喧嚣闹事的小子在里面胡作非为，他们能做的只是把那些被民族党斗殴行凶的小流氓打伤后扔下楼梯、扔到街上的伤员抬走。只要这人数极少，却咧开大嘴拼命叫嚣的德意志民族党在奥地利有什么地方要用暴力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就派出这支由大学生组成的突击队。巴德尼[53]伯爵在皇帝和议会赞同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道关于民族语言的法令，企图在奥地利各民族之间缔造和平，这也许还能延长帝国几十年的寿命，法令一公布，这一小撮受人唆使的年轻小伙子占领了环城大道。不得已开出骑兵，挥动佩刀，开枪射击。可是在那个可悲的软弱、感人的人道自由的时代，厌恶任何暴力行动和流洒鲜血，这种厌恶情绪如此强烈，面对着德意志民族党人的恐怖行径，政府只好倒退，总理被迫下台，全然合法的各民族语言法令竟被废除。残暴行径进入政治，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宽容妥协时代辛辛苦苦黏合起来的各个种族和各个阶级之间的一切暗藏不露的裂痕和缝隙全都迸裂，变成深渊和鸿沟。事实上，在新世纪前的最后十年，在奥地利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的战争早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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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76 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湎于我们文学的雄心壮志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祖国发生的这些危险的变化：我们只瞩目于书籍和图画，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些喧闹刺耳的争吵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全城因为选举而兴奋不已，我们却跑进图书馆去。人民群众奋起，我们却在写作，讨论诗歌。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焰燃烧的字迹，我们像当年的巴尔沙查尔国王那样无忧无虑地举行盛宴，品尝一切艺术的山珍海味，丝毫也没有忧心忡忡地预见未来。一直等到几十年后，屋顶和墙垣坍塌，砸在我们头上，我们才认识到，屋子的地基早已掏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个人自由同时在欧洲也开始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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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78 [1] 上世纪，指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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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80 [2]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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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82 [3] 理查·施特劳斯（1860—1949），德国作曲家，以歌剧、歌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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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84 [4] 盖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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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86 [5] 赖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生于布拉格，死于瑞士，著名德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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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88 [6] 弗里特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古典作家、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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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90 [7]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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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92 [8]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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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94 [9] 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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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96 [10] 斯台芬·格奥尔格（1868—1933），德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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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698 [11]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作家，被公认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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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00 [12] 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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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02 [13] 保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抒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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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04 [14] 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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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06 [15] 高特弗里特·凯勒（1819—1890），瑞士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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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08 [16] 威廉·赖贝尔（1844—1900），德国现实主义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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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10 [17] 埃杜阿尔特·封·哈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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