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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保尔·海泽（1830—1910），德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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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弗朗茨·封·伦巴赫（1836—1910），德国著名画家，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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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理查·贝尔-霍夫曼（1866—1945），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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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彼得·阿尔滕贝尔格（1856—1919），奥地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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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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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香·韦切利奥（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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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伊米托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郊区。该地区蜂蜜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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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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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阿科莫·莱奥帕尔蒂（1798—1837），意大利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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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埃杜阿特·封·凯泽林（1855—1918），德国作家，印象主义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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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理查·戴默尔（1863—1920），德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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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很有影响的德国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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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品达（前522—前446），古希腊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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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原书编者注：关于青年夭折的奥古斯特·欧勒尔，茨威格在此记忆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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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维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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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格奥尔格·封·勋纳勒（1842—1921），奥地利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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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卡西米尔·费利克斯·封·巴德尼（1846—1909），奥地利帝国的总理。他制定法令让捷克语在波希米亚和摩尔达维亚也能和德语一样成为官方语言。这些地方的官员必须掌握德语和捷克语。这一指令在维也纳引起强烈抗议，巴德尼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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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3.爱欲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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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里这八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都从十岁的男孩渐渐变成十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子。自然人的天性开始提出要求，青春期的觉醒似乎完全是个个人问题。每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乍一看完全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对于我们这代人，那个危机却超越了自己的范畴，同时也显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觉醒，因为它第一次让我们从更加批判的意义上来观察我们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所属的世界及其习俗。孩子们，甚至年轻人，一般说来，首先都倾向于满怀敬意地适应他生活环境的法则。但是他们只有看到别人也真心诚意地屈服于这种他们必须服从的习俗时，他们才屈从。只要老师和父母稍稍显得不那么真实可信，就必然促使年轻人以怀疑的眼光，更加尖锐的眼光来观察他整个周围的世界。不需要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十分信任的那些权威、学校、家庭和公众的道德在性欲这一点上态度非常奇怪，不甚真诚，——甚至不仅如此，他们也要求我们在这方面要保守秘密，要诡计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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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三四十年前，人们对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日世界不同。也许由于一系列因素——妇女的解放，心理分析，重视体育运动，青年的独立自主——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任何领域也不如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发生过这样完全彻底的变化。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1]的道德。倘若试图把这种道德和今天普遍通行的更加自由，更加大方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做番研究，也许说那个时代由于感到内心极不踏实，所以胆战心惊地回避性爱问题，这种说法最接近事物的真实情况。从前的一些时代，还真诚地信仰宗教的时代，尤其是严格的清教徒时代，事情要容易得多。中世纪的权威们脑子里灌满了真诚的信念，坚信性欲的渴求是魔鬼的毒刺，猛攻这一问题，予以严厉禁止，——特别在加尔文教盛行的日内瓦——以残酷刑罚强行贯彻他们严酷的道德。我们这个世纪则相反，作为一个宽容的，早已不再相信神鬼的时代，不再有勇气施行这样极端的逐出教门的行径。但是感到性欲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因而是一种捣乱的因素，和这个时代的伦理学无法协调，不能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因为自由的婚外恋的任何形式都有违资产阶级的“体面”！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奇特的妥协。把道德局限于虽不加以禁止，年轻人却以不惹人注意的方式，把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自行解决。既然无法把性欲逐出这个世界，那就至少在这崇尚礼仪的世界里不要让人看到它。于是就作出了心照不宣的协定，无论在学校里，家庭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一切会令人想起它存在的东西全都强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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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获悉，谁若企图把这些自然的冲动从意识中驱逐出去，丝毫也不能把它们消灭净尽，只能把它们很危险地驱逐到潜意识中去。我们今天看到那种幼稚的保密技巧收效甚微，很容易付之一笑。但是整个十九世纪都当真疯狂地认为，可以用理性主义的理性解决一切矛盾。越是把自然的事情掩盖起来，越能平息其无政府的力量。只要无所作为，不向年轻人对他们的情欲的存在进行启蒙，他们就会忘却自己的情欲。所有的机构妄想通过无视达到平息，便联合起来严格保持沉默共同对情欲进行封锁。学校、拯救灵魂的教会，沙龙和司法机关，报纸和书籍，时尚和风习原则上都避免提及这个问题，甚至科学界也无耻地同意这种观点：“自然之事有伤风化。”[2]科学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大大方方地接触各种问题。它借口处理这种下流问题有失身份，从而缴械投降。不论查阅那时候的什么书籍，哲学书籍、法律书籍，甚至医学书籍，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人们担惊受怕对此不作任何阐述。当刑法学的学者在大会上讨论监狱中使用人道化的方法提到狱中生活造成道德损害时，他们胆怯地从真正的中心问题上一掠而过。同样，神经科的医生也不敢承认这种病的真实情况，尽管他们在许多病例中对于有些精神病的病源知道得清清楚楚，大家不妨读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即便是他尊敬的老师夏尔科（Charcot）[3]私下里也向他承认，自己很清楚真正的病因，可是从未把它公之于众。尤其是——当时这样称谓的——“优美”文学，最为不敢老老实实地进行描述，因为它只把审美-美丽的东西当作自己的领地。在先前几个世纪，作家并不怯于为他的时代作一幅诚实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图像，在笛福[4]，在彼莱伏斯特神父[5]，在费尔丁[6]和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7]的作品里还能看到真实情况的并未掺假的描写，而上个世纪则认为只能表现“感情丰富的”和“思想崇高的”东西，不能描写使人难堪的和真实的东西。因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关于大城市青年遭遇到的种种危险，经历的众多阴暗场景，身陷的重重迷误，几乎看不见丝毫表露。即使有个作家大胆地提到卖淫，他也认为必须把它高尚化，给女主人公洒上香水，使之成为“茶花女”，于是我们就站在一个奇怪的事实面前。倘若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想知道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年轻人这一生是如何闯过来的，于是打开当时最伟大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打开狄更斯[8]，萨克雷[9]，高特弗里特·凯勒和比昂松[10]的作品——除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人置身于欧洲虚假的理想主义之外——只能找到提炼过的、调整过的事件的描述。因为这整个一代人受到时代的压力，严重受阻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即便是这种文学上的收敛态度，都还嫌不够，这正好显示了这种祖父辈的道德的几乎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过分激动的程度，今天看来这种气氛早已无法想象。因为像《包法利夫人》[11]这样一本完全可说是朴实无华、就事论事的长篇小说，竟然被法国公开的法庭以有伤风化的罪名遭到禁止，这事能够想象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左拉的小说被视为色情小说，像托马斯·哈代[12]这样一位性情平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的作家，居然在英国和美国激起了抗议的风暴，这可以想象吗？尽管这些作家尽量收敛，竭力含蓄，他们的作品暴露的现实还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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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就是在这个很不健康、令人窒息、充满了香水迷雾的空气中长大成人。这种遮遮掩掩、竭力隐瞒的极不诚实，有违心理学的道德就像沉重的梦魇压在我们身上。由于大家全都一致采取隐瞒的高招，正确的文学的和文化史的文献材料全都缺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把那些已经变得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再重新打造出来，想必很不容易。当然，某种根据还是存在的；我们只消看一看当时的时尚，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时尚，以它外露的趣味方向不由自主地暴露了这个世纪的道德。今天，1940年，在电影院里，1900年社交界的男男女女，身穿当时的服装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欧美各国每个城市、每个乡村的观众都会异口同声地大笑起来。即便是今天最天真淳朴的人，看见昨天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都会嘲笑他们是些漫画，是些打扮得不自然，不方便，不卫生，不实际的傻瓜；甚至于我们，我们还看见过我们的母亲、姨妈，我们的女友穿着这些荒谬的长裙，我们自己在少年时代也穿得这样可笑地走来走去，也觉得整整一代人不加反抗地都会强迫自己穿着这样愚蠢的服装，真是一场阴森可怕的幻梦。先说男人的时髦装束，被叫做“弑父凶手”的高高僵硬的领子，使人无法行动轻松灵便，黑色燕尾服的上装，令人想起火炉烟囱的大礼帽组成的男性时髦装束，令人忍俊不置；再看当时的“淑女”，她们辛辛苦苦费尽力气穿在身上的装束，每个局部都在强制她们的天性！一件用鲸骨做成的紧身马甲，把身体束成两段，当中是纤细的蜂腰，下身又四下撑开，变成一口大钟。脖子束得很紧，直到下巴，裙子盖到脚部，直到脚趾；头发被无数的小发卷、发圈和发辫盘起，戴上一顶神气活现摇摇晃晃的大帽子。即使在酷暑盛夏，双手也戴着长长的手套，使得这个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淑女”尽管洒满香水，身边香气馥郁，浑身首饰，珠光宝气，穿戴着珍贵已极的花边、镶边和流苏花穗，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全然无助，令人惋惜。乍一看，我们会看到，一个女子一旦穿上这样一身打扮，犹如一个骑士披上他的铠甲，完全不再可能自由自在、弹性十足、举止优美地活动。穿着这样的服装，每个动作，每个姿势，进一步整个装腔作势的样子，就必然会很是做作，极不自然，有违自然。单单“淑女”的这身穿戴，——就不要说她的社交教育，——穿上和脱下这些长裙就是极为麻烦的一件事情，没有别人帮忙，根本不行。首先得在背后从腰部直到颈部要系上无数搭扣，让伺候她的使女使出全力把马甲拉紧。她的长发——我提醒年轻人，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的女大学生，每个欧洲妇女的头发散开来，都可以达到腰部——由一名每天都来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别针发卡和梳子，再用烫发剪子和卷发筒子弄弯、扯平、刷齐，抹上发油，向上堆起，然后再给她穿上重重叠叠的衬裙、内衣，外套和小外套，把她百般包装、穿戴，直到她女人形状和个人形状的最后残余全都消失。但是这无聊的事情自有它秘密的含义：通过这番摆布，女人身体的线条得完全掩盖起来，即便是新郎官在新婚宴会上都丝毫也无法猜到，他未来的生活伴侣究竟是腰杆笔直的，还是身体佝偻的，是胖的还是瘦的，是短腿还是长腿。这个“讲究道德”的时代认为，为了达到骗人的目的，为了适应普遍的美丽的理想，人为地对头发、胸部或者身体的其它部分加强装扮，绝不是不允许的。一个女人越要显得像个“淑女”，就越发不要让人看出她自己的形状。归根结底，时髦带着它这个有意识的指导原则只是服从于时代普遍的道德倾向，其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掩盖和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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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睿智的道德完全忘记了，若要把魔鬼关在门外，魔鬼在大多情况下就通过烟囱或者后门强行进屋。这种服装企图拼命把赤裸裸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段全都掩盖起来，吸引我们注目的丝毫不是这种衣服多么道德高尚，而是相反，让我们注意到，那种时髦极力突出两性的差异，挑衅到令人难堪的程度。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男女都长得身材高挑、修长，都没有胡子，蓄着短发，光从外表上看都是同伴，互相适应。可是在那个时代，两性尽可能地突出差异。男人蓄着长长的胡子，或者至少留着浓密的口髭，往两边直翘，作为极其鲜明的男性的标志。而在女人那边，紧身马甲把女性的基本标志，她的胸部尽量显突出来。人们要求，所谓的强势性别，面对弱势性别，即使在举止态度上也要得到过分强调，要求男人坚毅果决，富有骑士精神，主动进攻，而女人则要羞怯、腼腆，处于守势，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而不是男女平等。这种外表上的不自然的差异，必然也使两性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爱欲，得到加强；于是由于当时社会所采取的遮掩、保密，有违心理学的方法，真是适得其反。因为，既然当时社会不断地担心害怕，不断地拘谨保守，在生活、文学、艺术、服装的各种形式当中搜寻违反道德的东西，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诱惑和刺激，结果这个社会实际上被迫不断去想伤风败俗。既然这个社会不断地研究，什么东西可能不合适，自己就不断处于暗中留神的状态。当年世界一直觉得“礼仪”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每个姿势，每句话都会使礼仪陷入危险。也许今天还能理解，女人当时在运动或者游戏的时候不穿裙子，而穿裤子，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可是，一个淑女在当时，嘴里根本就不许说“裤子”这个字，这样歇斯底里的拘谨怎么能使人理解呢？倘若淑女不得不提及男人的裤子，这个如此容易引起人们性欲的东西存在时，就不得不选用无邪的“腿衣”（Beinkleid）或者自己发明的躲躲闪闪的字眼“那说不出口的东西”。几个不同性别、门户相当的年轻人若要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一同出游，那是完全不能设想的事情——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准会“出什么事”。这样一种男女聚会充其量只有在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允许，那就是一定要有母亲啦，或者家庭女教师啦，寸步不离地陪伴着这些年轻人。年轻姑娘，即使在酷暑盛夏，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裸露着胳膊打网球，也会被认为骇人听闻。要是有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在社交场合把双脚架在一起，会被认为严重违反礼仪。因为这一来，裙子下面会露出脚踝来。即便是大自然的元素，即便是太阳、水和空气，也不得接触女人裸露的皮肤。在自由自在的大海里游泳，女孩子也得穿上笨重的衣服艰难地往前划动，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得遮住，在女子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为了让女人忘记她们还拥有一个肉体，即使在室内洗澡，也得穿上长长的白色的衬衫。女人直到年老病逝，她们的身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擦洗尸体者，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她肩膀的轮廓或者膝盖，这完全不是瞎说八道或者夸大其辞。所有这一切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上去像是童话或者幽默的夸张。但是这种对一切肉体的、自然的东西感到的恐惧，以一种真正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凶猛劲头，从最上层一直贯穿到全体民众之中。因为，在世纪交替时期，最初的一些妇女大胆地骑上自行车或者像男人那样跨上马背骑马，农民竟然向这些胆大妄为的女人大扔石头，这种事情今天还能想象吗？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有人建议进行可怕已极的很不道德的革新，让宫廷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跳舞时不得穿上紧身的长袜；维也纳各报发表通栏的文章，对此进行讨论。今天能够想象吗？伊莎多拉·邓肯[13]在跳她那些还算是极为经典的舞蹈时，第一次在她那白色的，幸而是向下翻飞的长袍下面露出来的不是通常穿的丝绸小鞋，而是她赤裸的脚底，这竟然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这能想象吗？现在请设想一下年轻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目光灼灼地长大成人，一旦认识到，人们用来神秘兮兮地遮掩这些东西的道德小外衣，实在破烂不堪，尽是裂缝和窟窿，想必会觉得，这些对永远受到威胁的体面礼仪怀有的担惊受怕，不知多么可笑。最后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这五十名中学生当中的一个，在那些阴暗的胡同里撞见了他的老师，或者在家庭范围内，偷听到这一位或者那一位，其实犯过种种罪过。而他在我们面前特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再也没有什么比那种拙劣的遮掩技术更刺激和提高我们好奇心的了。既然不想让这种自然的愿望公开自由地宣泄，好奇心便在大城市里创造了地下的、大多是不甚干净的排水沟。人们感到通过这种压抑手段，在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当中都会出现一种地下的极度刺激，以孩子气的、无助的方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道篱笆或者一间偏僻小屋不是涂满了下流的字句和图画，没有一间游泳池里通向女更衣室的木板墙壁不是布满了所谓的木板节孔的窥视洞。一系列工业部门，如今由于风俗习惯的自然化早已破产衰败，当时却悄悄地兴旺发展起来，尤其是那种制造春宫画和裸体照的行业，每家饭店都有小贩悄悄地向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们兜售这种照片。或者是那种叫做“sous le manteau”（法文：大衣底下）的色情文学，——由于严肃文学被迫不得不理想主义和小心谨慎——提供糟糕透顶的书籍，纸张蹩脚，语言粗劣，可是销路极好。那些“香艳刺激”类的杂志，类似的令人反感、淫秽不堪的刊物，今天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宫廷剧院为当时的理想服务，思想高尚，洁净如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剧院和歌舞厅，只为最庸俗不堪的下流笑话服务；被压抑的情欲到处制造宣泄的歧途、弯路和种种出路。归根到底，那一代人在两性问题上拒绝进行启蒙，保守地不让人们大大方方地与异性相处，其实他们这一代人远比今天享有更高的爱情自由的青年在情爱问题上要敏感上千倍。因为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煽动欲念，只有被禁的东西才刺激渴求。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越少，脑子里才梦想得更多；越是不让空气、光线和太阳触及人的肉体，感官的欲望才越加发酵。总的说来，对我们的年轻人施加的那种社会压力，不是产生更高的道德，而是在我们心里激起对所有这些机构的怀疑和愤懑。从我们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本能地感到，这种不诚实的道德，以其隐瞒和掩饰，想从我们身上夺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法律上讲是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它要牺牲掉我们想要诚实做人的意志，使之屈从于一种早已变得极不真实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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