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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在对那个时代作出一幅诚实的图画时，必须予以强调。因为当我和战后一代更加年轻的朋友聊天时，我往往不得不使劲说服他们，我们的青年时代和他们的青年时代相比，绝不占有优势。不错，我们从国民的意义上看，比今天一代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这代人要被迫去服兵役，要参加劳动，在许多国家要信奉一种大众信仰的意识形态，其实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制于愚蠢的世界政治的随心所欲。我们当时可以更加不受干扰地献身于我们的艺术，献身于我们精神上的倾向，这些倾向使得个人生活变得更有个性，更有个人特点。我们当时可以更像世界公民那样地生活，全世界都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旅行时可以无需护照，无需许可证。我们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没有人审查我们的信仰、出身、种族和宗教。我们的确拥有不知要多多少的个人自由——这点我丝毫也不否认——我们不仅热爱这些自由，也利用了这些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7]曾经那么贴切地说过的：“有时我们没有酒，有时没有酒杯。”同一代人很少二者兼而得之；道德若给人以自由，国家就来加以限制。国家若给人以自由，道德就试图来压制他。我们曾经更好地、更多地经历了这个世界，而今天的年轻人却生活了更多，更有意识地经历了他们自己的青春。今天我看见年轻人走出大学时昂首挺胸，面容欢快，看见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一起，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亲密无间地一同上学，一同运动，一同游戏，穿着滑雪板在雪上飞驰，在游泳池里仿效古人，自由自在地互相竞赛，成双成对地坐在汽车里飞快地在原野上奔驰：健康地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没有任何内心的和外在的负担，那么，每次我都觉得，似乎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横亘着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我们当时为了给予爱情，或者接受爱情，总不得不寻找阴暗的场所，隐蔽的角落。今天我真心诚意地高高兴兴地看到，道德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有利于年轻人的革命，年轻人又赢回了在爱情和生活之中的多少自由。年轻人享受着这种新的自由，身体和心灵都变得更加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女人自由显示她们的身体，女人变得更加美丽，她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睛更加明亮，谈话更加自然。这新一代青年除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内心负责之外，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业已挣脱了父母亲和姨妈们、老师们的监督，对于一切阻止我们发展的内心障碍、担心害怕、紧张压力早已一无所知。这代年轻人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不同的安全啊！新的青年不知道我们必须迂回曲折、偷偷摸摸地把今天的青年理直气壮地感觉到是他们权利的东西，当作违禁品偷运进来。他们幸福地享受着他们的年龄，怀着与之相应的干劲、活力，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但我觉得在这种幸福中最美好的幸福，乃是他们用不着在别人面前撒谎，他们可以诚实面对自己，诚实对待他们自然的感觉和欲望。今天的年轻人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很可能会对精神之物失去一些敬畏之心，而这些精神之物曾鼓舞过我们这代年轻人。也可能由于轻而易举地取舍，使得他们在爱情中失去有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觉得特别珍贵、特别迷人，譬如有些出于羞怯害臊而产生的内心障碍、柔情蜜意之中的温存体贴。也许这些年轻人丝毫也没有感到，恰好是这些被禁之物和弃绝之物引起的心灵战栗，会神秘莫测地提高我们的享受。但是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和年轻人经历的这种转变、这种拯救人们心灵的变化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今天的青年不再担忧，不再压抑，充分享受我们在那些年代未能得到的东西：那种无拘无束，沉稳自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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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的时代，达到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保守、求稳怕变的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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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为拉丁文格言：“Naturalia non sunt turpia.”（自然之事并不有伤风化。）茨威格故意去掉“non”，就变成：“自然之事有伤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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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让-马丁·夏尔科（1825—1893），法国病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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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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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昂多阿纳-弗朗索阿·彼莱伏斯特神父（1697—1763），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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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亨利·费尔丁（1707—1754），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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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734—1806），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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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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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威廉·梅克彼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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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蒂尼乌斯·比昂松（1832—1910），挪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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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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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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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杰拉·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美国女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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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活页画报》为1845年至194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一份幽默插图周刊，讽刺德国市民阶级，深受读者欢迎，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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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吉原，为日本东京的街名，是妓女聚居之地，相当于过去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四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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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保尔·埃尔利希（1854—1915），德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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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德国戏剧家和抒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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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4.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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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我们辞别旧世纪最后一年时，也能告别我们深恶痛绝的文科中学。好不容易通过了毕业考试——我们对数学、物理学和学院式的材料还知道什么？——我们在毕业典礼上必须身穿庄重的黑色礼服，校长发表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说，对我们进行教诲，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必须勤奋努力为祖国争光。这样我们八年之久的同学交往就此结束，从此以后，我很少再见我苦役船上的同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注册上了大学，其他一些不得不从事其他营生，一边满怀妒意地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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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奥地利那业已销声匿迹的时代，大学还带着一轮特别的罗曼蒂克的光圈。当了大学生就能享受某些特权，使得青年学子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同龄人之上；这种老古董式的特殊情况，在德国以外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对这种荒谬绝伦、不合时宜的事情，需要进行一番解释。我们的大学大多是在中世纪创建的，在那个时代，研究学问从事科学还被视为异乎寻常的事情。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学习，就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们不受寻常法院的管束，警察不能闯入大学搜查或者骚扰大学生，他们身穿特别的衣服，有权进行决斗而不受惩罚。他们被公认为一个完整的行会，拥有自己的规矩或者陋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公众生活日益民主化的进程，其他行会行业纷纷解体。在整个欧洲，学者们的这种特权也随之丧失。只有在德国和德意志所属的奥地利，等级意识始终高于民主意识，大学生们还一直顽固地抱着这种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创立了一种大学生自己的规范。德国大学生主要在市民荣誉和普通荣誉之外还加上一种大学生的“荣誉”。谁若侮辱了大学生，就必须答应给他公道，也就是说，必须拿起武器和他决斗，只要此人有资格决斗。根据这种自负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商人或者银行家算是“有资格决斗”的，只有学术上有教养的人、大学毕业生或者军官才有资格；除此之外，在几百万人当中，没有人有这种特殊的荣誉，可以和这么一个没长胡子的傻小子去刀剑相向。另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的确可以算作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必须证明自己的男儿气概。这就是说，必须决斗过多次，甚至脸上要落下疤痕，作为这种英雄事迹的标志；脸上光滑，没有疤痕，鼻子没挨过几刀是不配充当一个真正的日耳曼族的大学生的。所以那些色彩大学生，也就是那些属于各种颜色的学生联谊会[1]的大学生们，被迫互相挑衅，或者不断向那些完全性格温和的大学生和军官挑衅，以便找到新的决斗对象。在这些“联谊会”里，在击剑的训练场上要教会每一个新入学的大学生“懂得”这种体面的主要活动，此外还要让他知道这种大学生协会的习惯。每一只“狐狸”，这就是说，每一个新手都分配给一个新的协会的兄长。他得像奴隶一样地听从这位兄长的命令，而这位兄长也教会他懂得这大学生行会规则的各种高贵的技能，这就是：狂饮酗酒，直到呕吐为止，一大缸啤酒一饮而尽，为了尽量锻炼，别当“包软蛋”，或者直着嗓子齐声高唱大学生歌曲，深更半夜大吼大叫齐步走过大街，嘲弄警察。所有这些都算是“男儿气概”，“大学生气派”，“德国派头”。这些大学生联合会举着高高飘扬的旗帜，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绶带，星期六列队前进“巡游”，这些幼稚的年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毫无道理的变得傲慢狂妄，自以为是知识青年的真正代表。他们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情，俯视那些“贱民”，这些人不懂得对这些学术文化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表示应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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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外省的小文科中学生，作为毛头小伙子初到维也纳，一定会觉得这种活力充沛、“欢快欣喜的大学生时代”实在是浪漫已极。事实上那些上了岁数的公证人和医生们，多年之后，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有了三分醉意，还都感动不已地望着他们房里交叉着挂在墙上的佩剑和陈列着的仿制品，骄傲地亮着他们脸上的疤痕，作为他们学术等级的标志。而这些幼稚粗野的行为都只能引起我们的反感。倘若我们遇到这群佩着飘带的大学生队伍，我们就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个人自由意味着最高财富，而这种酷爱进攻，同时又表现出群体奴性的狂热劲头，我们则认为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另外，我们也知道，在这种人为的木乃伊行为的浪漫主义精神后面，隐藏着非常狡猾精心盘算的极端实际的目的，因为参加一个“打架斗殴的大学生联谊会”，保证每个会员能得到该联谊会位居上层的“老爷子们”的庇护，便于日后飞黄腾达。这些“英雄”大多知道得很清楚。通过波恩的“Borussen”[2]联谊会是唯一安全的直通德国外交界的门路，而通过奥地利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达到基督教-社会党的各个肥缺，他们这些彩色的绶带将来必然会弥补他们努力学习时疏漏的东西，他们额头上留下的几个刀疤在日后求职时，一定比额头后面的脑子更有好处。单看这帮粗野的军国主义化的家伙，这一张张刀伤累累、放肆挑衅的脸，就使我对于在大学教室里上课毫无兴趣。其他真正渴望学习的大学生，到大学图书馆去时，也避免走过大礼堂，宁可选择一道不显眼的后门，免得碰上这些可悲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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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上大学学习，这是家庭会议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但是决定上哪个系呢？我的父母亲完全听凭我自由选择。我的哥哥已经投入我父亲的工业企业，因此我这个次子，并不急于作出决定。归根到底，问题只是在于得给家庭的荣誉添上一个博士头衔，哪方面的博士都行。奇怪的是，选择什么学科我自己也同样无所谓。我的灵魂早已迷恋上了文学，讲授专业知识的科学，我一门也不感兴趣。我甚至对每个学术机构都暗怀疑虑，这种怀疑至今都还没有消失。爱默生[3]的公理：“好的书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学”，对我而言一直有效。我今天还依然确信，不用上大学，甚至不用上文科中学，都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者随便什么专家。我在实际生活中无数次得到证实，旧书店老板对书籍的了解往往超过有关的教授，艺术品商人比讲艺术的学者知识更为渊博。在各个领域，大部分重要的启发和发现都来自门外汉。尽管大学教育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很是实际，便于使用，颇有益处，在我看来，对于富有独创性的人，并非不可缺少，甚至会对他们产生阻碍的作用。特别像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的一所学校，拥有六七千大学生，学生人数众多，师生之间有益的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另外过分忠于传统，反对时代潮流，也已落后，我没看见一个人能吸引我对他的学术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专业的标准不是看哪个学科最能吸引我，而是相反，看哪个学科给我的思想负担最少，可以给我最多的时间和自由，来满足我自己激情的需要。最后我决定选择哲学——或者不如说，选择“精确的”哲学，就像我们这里按照旧日的模式所称呼的那样，——但是的确不是出于内心的使命感，因为我进行纯粹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差。我脑子里的思想，毫无例外地总是随着事物事件和形象而发展，一切纯理论、纯形而上学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学不会的。总之，在这里，纯粹资料方面最为局限，听课或者参加讨论在“精确”哲学方面最好应付。最最必须做的事便是，第八学期上完之后，必须交出一份博士论文，参加几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妥当：整整三年时间，根本不必过问大学的学习！然后在最后一年铆足劲头，生吞活剥地干掉学院式的材料，迅速写完一篇博士论文！这样，大学就给了我唯一想从它那儿得到的东西：为我一生夺得几年充分自由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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