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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40 [47]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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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42 [48] 乔治·艾克胡德(1854—1927),比利时法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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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44 [49] 爱弥尔·维尔哈仑(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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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46 [50]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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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48 [51] 埃德蒙特·罗斯当(1868—1918),法国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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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50 [52] 查尔斯-彼耶尔·梵·德尔·斯塔彭(1843—1910),比利时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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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52 [53] 维钦托利(前82?—前46),高卢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率部抗击恺撒,失败后被俘,后在罗马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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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54 [54] 埃伦·凯(1849—1926),瑞典女教育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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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56 [55] 乔万尼·契纳(1870—1917),意大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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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58 [56] 约翰·波耶(1872—1959),挪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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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60 [57] 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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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62 [58] 亚历山大·莫依希(1879—1935),阿尔巴尼亚裔奥地利演员,1910至1930年成为德语国家最著名演员,堪称世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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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64 [59] 埃尔文·基多·科尔彭海耶(1878—1962),奥地利小说家、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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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69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44]
1705586070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5.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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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72 赢得自由后第一年,我把游览巴黎作为给我自己的礼物。我对这座内蕴无限的城市了解得有限,只在从前匆匆漫游过两次。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在那儿呆过一年,就会一生一世都保留着无可比拟的幸福回忆。一个人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巴黎城里,感官全被唤醒,感到自己正值青春年华,和这城市的气氛完全一致。巴黎把自己献给每一个人,可是没有人探查得出巴黎的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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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74 我清楚知道,我青年时代领略过的巴黎,这座幸福欢欣,又使人欢欣鼓舞的城市如今已不复存在;自从世上最无情的铁拳在它身上粗暴蛮横地盖下了无情的烙印,也许永远也无法再给巴黎那种奇妙无比的无拘无束的神气。在我开始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刻,德国军队和坦克正像一大堆灰色的蚂蚁蜂拥向前,想把这个和谐城市里的幸福安详、天国般五彩缤纷的色调、欢快开朗的情绪、闪闪发光的晶莹油彩和永不凋零的鲜艳花朵全部连根拔掉,彻底摧毁。这事现在已经发生:埃菲尔铁塔上飘扬着卐字旗,拿破仑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纳粹冲锋队列队前进,一副挑衅的神气。家家户户在家里,心脏都抽搐起来。脾气温和的市民们,当占领军的高筒靴在他们舒适的小酒店和咖啡馆里踩来踩去的时候,眼里都流露出屈辱神气。我在远方也感同身受。我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没有一个像这座城市所遭的屈辱使我这样难过,使我这样震惊,使我这样绝望。上天单单赐福给巴黎这座城市,让它使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得到幸福。它还能再一次把给我们的东西又给予世世代代的后人;最睿智的学说,最神妙的范例,同时,让人既自由又富有创意,向每一个人都敞开胸怀,在美妙的挥霍之中,却使自己越来越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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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76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受苦受难的不仅仅是巴黎而已,便是其余的欧洲也模样大变。几十年内,也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从前欧洲的田野如此美好靓丽,在此之后,某种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阴郁气氛再也不会在欧洲完全消散,苦难和猜疑将像腐蚀性极强的毒药,残存在支离破碎的躯体之中。两次大战之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在社会上,在技术上取得了这么多进步,可是我们西方国家的小天地里,具体说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失去无可估量之多的往日的生活乐趣和潇洒劲头。你得没日没夜地描述意大利人从前即使穷困不堪,也总是充满自信,像孩子一样欢欣开朗。他们在小饭店里又笑又唱,风趣地嘲笑那糟糕的“政府”,而现在呢,他们得挺起下巴,列队前进,心灵愁苦,一脸阴沉。你还能想象会有这样一个奥地利人,脾气温和,浑身松弛,随随便便,真心诚意地虔信他那当皇帝的主子,把他们的生活弄得这么舒适的上帝?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所有这些人他们大家都不再知道,那个毫无心肝、贪得无厌的名叫“国家”的巨灵怪物,已经从他们心灵深处敲骨吸髓,吸走了多少自由和欢乐。各个民族只是感到,有一片宽阔沉重的陌生阴影悬挂在他们的生活之上。而我们这些人还经历过个人自由的世界,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证明,欧洲当年无忧无虑地乐享它那万花筒一样色彩缤纷的游戏。看到我们的世界由于它那自杀似的愤怒蒙受阴影,漆黑一片,受到奴役,变成监牢,我们浑身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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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78 但是话说回来,在任何地方也比不上在巴黎这样,可以更加幸福地感到人生的这种天真无知,同时又无比睿智的无忧无虑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通过礼仪的优美,气候的温和,累积的财富和悠久的传统得到了光荣的证实。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从这个城市的轻松自在的气氛中吸取一部分到我们心里,而我们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轻松添加到这城市的轻快中去。中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巴西人和加拿大人,每个人在塞纳河畔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没有任何拘束,谁都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想想什么就想什么,想笑就笑,想写就写,每个人都怎么舒服就怎么活,合群还是独自一人,挥霍还是节俭,奢侈还是像浪荡艺人那样,悉听尊便。每个特殊情况都有空间,所有的可能性全都具备。这里有精致高级的餐馆,提供各式各样魔术般的美味佳肴,有两三百法郎一瓶的酒类,有贵得叫人瞠目结舌的甜酒,还是马仑哥、滑铁卢战役时期的佳酿;但是你也同样可以在旁边马路拐弯处每一位酒商那里大快朵颐,开怀畅饮。在拉丁区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学生饭店里,花几个苏,买到美味无比的开胃小吃或者在吃了一份结结实实的牛排,就着牛排喝下去红酒或白酒和一长条树干一样长的可口白面包之后,来点美味的尾食。你爱怎么穿戴,也悉听尊便:大学生们头戴他们那种卖弄风情的四角帽,在圣·米歇尔大街漫步,而那些艺术家画家戴着大蘑菇一样的宽边帽,穿着罗曼蒂克的黑丝绒外套,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走着。工人们穿着他们蓝色的短外套,或者只穿衬衫,无忧无虑地徜徉在最高雅的大道上,保姆们戴着大皱褶布列冬尼亚的女帽,斟酒的侍者系着蓝色的围裙。用不着到七月十四日庆祝国庆,午夜后就有几对青年男女开始在大街上跳舞。警察在旁冲着他们直笑:大街毕竟是每个人都有份的!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最最标致的女郎们和一个皮肤黧黑的黑人挽着胳膊走进附近的一家小饭店,也丝毫不会害臊——在巴黎谁关心这些日后才吹了气鼓起来的怪物,什么种族啊,阶级啊,出身啊。唉,只有见识过柏林,才会真正喜欢巴黎。只有领教过德国的那种自觉自愿的奴性,连同它的生硬的、磨制得如此尖刻的等级意识,才会喜欢巴黎。在德国,军官太太不和教师太太交往,而教师太太又不和商人妻子交往,商人的妻子就根本不和工人的女人交往了。而在巴黎,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还生机勃勃地在人们的血液之中流淌,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觉得和他老板一样是自由的、同样重要的公民。在咖啡馆里,跑堂的和身系镶金绦带的将军像平起平坐的同伴一样握手。勤快、稳重、洁身自好的小市民的妻子,看见同一条人行道上行走的妓女,不会皱起鼻子,摆出鄙夷不屑的神气,而是在楼梯上和她聊聊家常,她们的孩子也会给她献上鲜花。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群有钱的诺曼底的农民参加了一场洗礼,走进一家高级饭店——玛德莱娜河边的拉许饭店——这些农民身穿他们农村的服装,踏着笨重的皮鞋像雷声隆隆,走进门来。头发抹了厚厚的发油,连厨房里都能闻到,他们大声讲话,喝酒越多,嗓门越大,欢笑声中毫不在意地碰碰他们胖太太的腰肢。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置身于身着光鲜燕尾服的绅士和盛装打扮的太太小姐们之间,丝毫也不在意。便是那个脸上刮得光可鉴人的侍者也和德国和英国的侍者不同,碰到乡下客人不会皱起鼻子,一脸的鄙夷不屑。这里的侍者会照样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招待他们,就跟招待部长和显贵人士一样。饭店经理看见这些不甚文雅的客人甚至觉得有趣,对他们表示特别热情的欢迎。巴黎只知道矛盾双方全都平等,没有上下之分;在奢侈华丽的大街和肮里肮脏的胡同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到处都同样生气勃勃,充满欢声笑语。在郊外的院落里,街头乐师在奏乐,从窗口可以听到小女裁缝边工作边唱歌。在不知什么地方,空气中飘荡着一片欢快的笑声,或者一声亲切的招呼。要是有两个马车夫在什么地方互相碰撞了一下,他们事后会互相握手,一起喝杯葡萄酒,敲开几个便宜得要命的牡蛎下酒。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或者棘手的事。和女人结交容易,解除关系也不难。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每个年轻人都能找得到一个性情欢快、毫不拘谨的女友。唉,在巴黎生活无拘无束,轻松自在,日子好过,特别是如果你正值青春年少!单单到处闲逛就是一件乐事,同时也等于不停上课,因为一切商铺都敞开在每个人的面前,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旧书店,任意翻阅一刻钟书籍,店主都不会嘀咕、埋怨。你可以走进小型画廊,在古董店里尽情观赏一切珍宝,可以在特鲁阿饭店参加拍卖会,随意旁观,也可以在花园里跟家庭女教师信口闲聊。一旦溜达起来,要想站住也不容易,大街犹如磁铁,吸引你直往前走,像万花筒似的不断把新鲜事物呈现在你面前。你要是走累了,有上千家咖啡馆,你就随便找一家,在露台上坐下,在人家免费提供的信纸上写写信,同时让路边的小贩把他们兜售的各式各样傻里傻气纯属多余的小玩意儿给你解释解释。只有一件事非常难熬,那就是呆在家里,或者打道回府。特别是时逢春日,阳光照在塞纳河上,银色光辉柔和安详,大街两旁的树木开始长出绿叶,年轻的姑娘每人都花上一个苏,买来一小束紫罗兰插在头发上。但是在巴黎,的确并不是非要等春天来临才心情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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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80 在我初识巴黎时,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不比现在,通过地铁和公共汽车,全城连成一片。当时的交通主要以笨重的喷着粗气的马匹拉动的大型公共马车为主。当然要想发现巴黎,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乘坐“帝国马车”,从这种宽敞的豪华马车的上层或者从敞篷的出租马车上四下顾盼。反正这种车也跑得不会太快。但是从蒙马特尔到蒙帕纳斯,当年怎么说也还是小小的一段旅程。有传说讲,巴黎的小市民节俭成性,有人住在塞纳河右岸,还从来没有到过左岸,孩子们只在卢浮宫的花园里玩,从来没见过推勒里宫的花园,或者蒙梭花园。真正的市民或者门房,只喜欢呆在自己家里,呆在他的天地里。他在大巴黎城里给自己创建他自己的小巴黎。因而这些小区,各有自己明显的,甚至是外省的特点。因此对于一个外国人,要在哪里安营扎寨,确实需要下定某种决心。拉丁区已经不再吸引我。从前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对巴黎作过一次短暂的访问。我一下火车,径直扑向拉丁区,第一天晚上我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满怀敬畏之心,让人家指给我看魏尔伦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敲打过的大理石桌。每当他醉酒之后,他就用他那沉重的手杖,火冒三丈地敲打这张桌子,来博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为了对他表示敬意,我这个不贪杯的弟子,喝了一杯苦艾酒,虽说这绿兮兮的饮料一点也不配我的口味,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怀有敬畏之心的年轻人,身在拉丁区,有义务遵守法国抒情诗人的礼数;我在书上读到有种拉丁区的气氛,为了能够实实在在地体验这种气氛,我当时恨不得搬到索邦大学[1]旁边的一个六层楼上的阁楼里去住,这才风格一致。到二十五岁就相反,我的感觉就不再这样天真浪漫,我觉得学生区过于国际化,太没有巴黎味。我尤其不再想根据文学上的回忆来选择我长久的住处,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立即环顾四周,从这个意义上看时髦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就一点也不合适。更不合适的是和平咖啡厅四周的那个市区,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外国人都在这里聚会,除了侍者,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不如圣·苏尔彼斯区幽静的气氛对我更有魅力,那里教堂林立,修道院不少,里尔克和苏亚雷斯[2]都喜欢住在那里。我当然恨不得住在圣·路易岛上,和巴黎的两边,塞纳河的左岸右岸同样都有联系。但是散步时,我在第一个礼拜就找到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去处。我溜溜达达地走过王宫的一道道走廊,发现十八世纪由平等亲王[3]很均匀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汇成这个巨大的正方形的地面,往日独一无二的一座典雅的宫殿便沦落成一家小小的、有点简陋的饭店。我叫人打开一间房间给我看,不觉喜出望外,发现从窗口向外可以远眺王家宫殿的花园,一到夜幕降临,园门就要关闭,这时只听见城市的喧嚣轻轻传来,模糊不清,节奏分明,犹如动荡不宁的涛声,拍打着远方的岸边,园内的塑像映着月光闪闪发亮,而在天方破晓的时分,有时微风从附近的前厅里送来一阵味道浓郁的蔬菜香味。在王家宫殿这历史性的四方形场地里,曾经住过十八、十九世纪的诗人、政治家们。斜对面的那幢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4]曾多次爬上一百级楼梯,直达我深爱的女诗人玛色琳娜·德斯波尔德-伐尔莫尔[5]寓居的阁楼,那里有个地方有块大理石闪烁。当年加米叶·德穆兰[6]在那里号召民众向巴士底狱进攻,那里还有道有屋顶的走廊,当年穷酸的小少尉波拿巴[7]在那里来回徜徉,在德行并不十分高洁的女士当中寻找一名靠山。这里每一块石头都讲述着法兰西的历史;另外,国家图书馆近在咫尺,只隔一条马路,我每天上午都在那里看书。藏画无数的卢浮宫博物馆和人潮汹涌的几条大街也相距不远。我终于来到了我一心想去的地方,来到了几百年来法兰西的心脏热烈而又富有节奏地搏动的地方,来到巴黎最中心的腹地。我记得安德烈·纪德[8]有一次来看我,对于巴黎心脏地带的这片宁谧惊愕不已,他说:“我们得让外国人向我们指出我们自己城市最美丽的所在。”的确,我找不到比这罗曼蒂克的书房更有巴黎气息、同时又更偏僻的场所,而这书房就坐落在最为生机勃勃的世界大都市最内在的禁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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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82 我在当时走遍大街小巷,焦躁不耐之中观看了多少景色,寻访了多少地方!因为我不想只经历1904年的这座巴黎城;我用全部感官,用我的心灵也在寻觅亨利四世[9]和路易十四[10]的巴黎,拿破仑和大革命中的巴黎,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1]和巴尔扎克,左拉和查尔斯·路易·菲利普[12]的巴黎,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和以后每次在法国,我都确实感到,一种伟大的忠实可信的文学会回报给它的人民以多少生命常驻的力量。因为在我亲眼看见巴黎之前,通过诗人、长篇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表现艺术,巴黎的一切我事先都早已熟悉。初次邂逅,只是使这一切注入生机,肉眼观看其实只是重新认识而已,就是希腊人说的“Anagnosis”[13],亚里士多德把它赞为艺术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莫测的一种。可是,话说回来,要认识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后的犄角,最隐蔽的所在,是不能单靠看书或者无穷无尽地闲逛所能办到,而总是只能通过最优秀的人士才能深入了解。只有仰仗和健在的人士结成的精神上的友谊,才能一窥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真正的关联。在一旁观看再多,也只能获得一个不真实的匆匆获得的图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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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84 我有不少这样的友谊,其中最出色的乃是和莱翁·巴扎尔杰特[14]之间的友谊。我每周两次到圣·克鲁去见维尔哈仑,多亏我和他建立的密切联系,我避免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国际画家和文人组成的浮而不实的圈子。这些人在教堂、咖啡馆扎堆,归根到底不论在这儿还是那儿,不论在慕尼黑、罗马还是柏林,都是这同一帮人。而和维尔哈仑一起去看的那些画家和诗人却完全不同。在这纵情享乐、激情似火的城市里,他们每个人都悄然隐遁,凝神创作,犹如生活在孤岛之上。我还观看了雷诺阿[15]的画室,见到了他最优秀的学生。从外表上看,这些印象派大师的生活和小市民、退休人员的生活毫无差别,而他们的作品今天要卖到上万美金一幅;普普通通的一幢小房子,旁边加了一个画室,没有任何装潢,而他们在慕尼黑把伦巴赫[16]和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放在仿古风格的奢华别墅里陈列展示。这里的诗人也和画家一样,生活俭朴。他们大多都有一份较小的公职,具体工作不多。在法国,从下到上,从最低职位到最高职位,都对精神上的成就极为尊重。多年来他们已经想出一种十分聪明的办法,把一些并不显眼的闲职给予诗人作家,他们单靠写作,收入不会太多。任命他们为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管理员,有笔小额的薪金,没有多少工作,因为参议员很少要弄本书来看看。得到这样一个肥缺的人就可以在上班时间坐在派头十足、古色古香的参议院宫殿里,窗前是卢森堡花园,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写作他的诗篇,不必去考虑是否得到稿酬。这样一来,温饱得到保证,这些诗人也就心满意足。另外一些人却是医生,就像后来的杜哈默尔[17]和杜尔丹[18];有的开家画店,像查尔斯·维尔德拉克[19];或者原来是中学教师,例如罗曼[20]和让·理查·布洛赫[21]。他们在哈瓦斯新闻社上班,像保尔·瓦雷里[22]那样,或者在出版社帮忙。没有一个像他们的后辈那样自命不凡,这些人拍拍电影,出书量大,反而毁了他们,刚博得人家称赞,就不可一世,试图就此安身立命。当时的那些诗人对于这种卑微的、毫无野心求得的职业并无苛求,只求他们外在的生活能够安全稳定,保证他们独立自由去创作他们心里想要创作的作品。由于生活这样安定,他们就可以泰然自若地无视那些规模宏大腐败透顶的巴黎各家大报纸,去为那些靠个人作出牺牲才得以维持的小报写作,不收任何稿酬,也才能心情平静地看到,他们的剧本只在文学小剧院里上演。他们的名字起先只在自己的圈子里为人所知:十几年之久,克洛代尔[23]、贝基[24]、罗兰、苏亚雷斯、瓦雷里,只有极小的一批精英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这个人们争分夺秒忙忙碌碌的城市里,就只有这些人一点也不匆忙。安安静静地生活,为“节场”之外的一个安静的圈子里的人安安静静地写作,这对于他们而言,要比使劲让自己冒尖突出重要得多。过小市民捉襟见肘的生活,他们并不感到羞愧,换来的是在艺术创作上可以自由大胆地思索。他们的妻子自己做饭,料理家务,日子过得简单朴素,因而在朋友相聚的夜晚,气氛便更加亲切。大家坐在便宜的垫着稻草的软椅上,围着一张随随便便铺了格子布的桌子,——并不比同一层楼的装配工人过得更加体面,但是大家感到自由自在,毫无障碍,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技术器材,犹如避免精神上的宣传机器。他们就像一千年前那样用笔写书,即使在大出版社,像《法兰西商报》(Mercure)那样,也不采用口授和复杂的机器。对外,绝不显威风、摆场面而有所浪费。所有这些年轻的法国诗人和全体老百姓一样,活着为乐享人生,当然享受最精致的人生的乐趣,独创性地工作之乐。这些新交的朋友以他们人性的纯净,大大地修正了我脑海里的法国诗人的图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25]和其他当代著名的长篇小说家书中所描写的是多么不同啊。对于这些人而言,“沙龙”就是世界!这些诗人的太太们给我很大的教训,让我看到,我们在家里从书本里得到的法国女人的形象真是错误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仿佛法国女人全是交际花式的人物,一心只想冒险艳遇,挥霍成性,盛装打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那兄弟般的圈子里见到过的太太们更优秀更文静的家庭主妇,她们勤俭节约,谦虚谨慎,即使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心情开朗,在一个小炉灶上像变魔术似的做出美味佳肴,照看孩子,同时又忠贞不渝地和她们丈夫的一切作品息息相通!只有作为朋友,作为同伴生活在这些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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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86 莱翁·巴扎尔杰特是我朋友的朋友,他的名字现在大多数讲述现代法国文学的文章里都忘记提及,这很不公平。他跻身于近代诗人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他把自己具有独创性的力量,全都用来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把他全部美妙的精力都节省下来留给他深爱的人们。他是个天生的“好伙伴”,我结交他,结交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绝对典型人物: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真正献出自我。他毕生的任务仅仅在于,使他那时代的价值真正发挥作用,想也不想他理应得到的高傲称号,因为发现了这些外国作家或者促进了他们的声誉而备受称赞。他的积极热心,只是他道德意识自然发生作用。他看上去有些军人气概,尽管他自己是个激烈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人交往总是赤诚相待,是个真正的好伙伴。他时刻准备提供帮助,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始终如一,像个钟表一样准时准点,对人关怀备至,极为周到,可是从来不谋私利。为了朋友,他不在乎时间,也不在乎金钱,他到处都有朋友,人数不多,可是精挑细选。他用十年功夫介绍瓦尔特·惠特曼,翻译了这位诗人的全部诗作,写了一部宏伟的传记,让法国人接近这位诗人,以这位自由无羁、热爱世界的人作为榜样,把他的民族的精神目光引到国境线之外,使他的同胞变成更有丈夫气,彼此更加亲密友善,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目的:他是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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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088 不久我们成为兄弟般的莫逆之交,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因为我们两个都乐于全身心地介绍外国的作品,毫无外在的利益,因为我们都把精神上的独立自由视为人生的首要价值和最终价值。我在他身上第一次认识到那个“地下的”法兰西,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书[26]中读到,奥利维向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迎面走去,我几乎以为看到了我们的亲身经历得到展现。但是我们友谊中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最难忘的事情乃是,我们的友谊不断克服一件棘手的事情,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棘手的事老是插在当中,必然会阻止两位作家深交,使他们之间难以建立真诚而又亲切的友谊。这件棘手的事情便是,巴扎尔杰特对于我当时创作的一切全都断然否定,态度却是非常真实诚恳。他深爱我个人,对我献身于介绍维尔哈仑的作品尊敬有加。每次我去巴黎,他总是绝对忠实地站在列车旁,第一个迎上来向我问候,能帮我的地方,他立即出手相助。我们在一切决定性的事情上都观点一致,比一般兄弟之间还要默契。但是对我自己写的作品,他却是坚决彻底地说“不”。他读过我的诗歌和散文,那是亨利·基尔波[27](他在一次大战中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的法文译本,他坦诚地拒绝接受的态度毫不含糊,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这是一种深奥的文学(他从根本上表示厌恶),他生气的作者偏偏是我。他对自己也是绝对诚实,所以在这点上他毫不妥协,不肯客气地表示一点让步。譬如他在编一份刊物,他就求我帮忙,——这就是说,他只是在形式上求我,给他从德国物色几个重要的合作者,也就是要我征求几篇作品,比我自己的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我作为他最亲近的朋友,他却一点也不向我约稿,我的作品,哪怕一行字,他也坚决不予发表。与此同时,完全是忠于我们的友谊,他就为一家出版社审校我的一本作品的法文译本,完全是自我牺牲,不拿一分稿酬。我们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有十年之久,没有一小时由于这种稀奇古怪的情况而有所削弱,使我觉得它特别弥足珍贵。在一次大战期间,先前的一切全都宣布无效,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表示个人意见的形式,这时,恰好是巴扎尔杰特表示的赞同比任何人的赞同更使我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十年来一直诚实地对我的作品表示生硬的否定,现在对我的新作表示肯定,也同样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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