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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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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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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尔弗雷德·瓦尔德·海麦尔（1878—1914），德国作家和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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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东·吉彭贝尔格（1874—1950），德国出版家，1905年至1950年领导海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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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鹿特丹的埃拉斯莫斯（1466？—1536），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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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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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玛利亚·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1559年至1560年也是法国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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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英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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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1515—1563），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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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约翰尼斯·加尔文（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卡尔文主义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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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将领，英勇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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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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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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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阿达贝尔特·玛特科夫斯基（1857—1909），柏林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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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保尔·施伦特尔（1854—1916），德国剧评家、剧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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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埃莱奥诺拉·杜塞（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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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1759—1814），德国演员，深受推崇。以他名字命名的“伊夫兰指环”成为对演员的极大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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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路易齐·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怪诞戏剧作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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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7.走出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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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当年时间的流逝比现在更快，因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的世界几百年来从表皮到内脏全都彻底改变？还是说，在第一次欧战前，我最后几年青少年的岁月，我之所以觉得模模糊糊，只是因为这几年是在有条不紊的工作中度过的缘故？我写作，我发表作品，我在德国和德国之外小有名气。我拥有拥护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问题的是——我已经有了敌人；帝国一切重要的报纸为我敞开大门，我已经无需投稿，而是被人约稿。但是从我内心深处，我丝毫也没有沾沾自喜。我深知，我在那些年里做的事情，写的作品，今天看来并不重要。我们当年所有的雄心壮志，我们所有的忧虑、失望和怨愤，今天看来都是小儿科，微不足道。岁月的流逝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倘若我在几年前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会详述和盖哈尔特·豪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德默尔、皮兰德娄、瓦色曼[1]、沙隆·阿施[2]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谈话（最后的这个谈话，其实是一次欢快的谈话。因为老先生整个下午尽跟我们讲些不太正经的故事，可是他讲的时候带着优越的一本正经的神气和难以描写的优雅气度）。我可以报导宏伟壮观的初演情景，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十（=第八）交响乐在慕尼黑、《玫瑰骑士》[3]在德累斯顿初演的情景，报导卡尔萨维娜[4]和尼金斯基[5]出演的情景；因为我兴致勃勃，生性好奇，成了许多文艺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是，凡和我们今日时代的问题不再有关的一切事情，按照我们更加严格的标准，都不算重要。今天在我看来，我青年时代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那些人，远远不及把我目光引向现实的那些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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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当中，首先有一位，在最具悲剧色彩的时代之一，得以掌握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在希特勒上台掌权前十一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6]第一枪射杀的便是此人：瓦尔特·拉特瑙[7]。我们的友谊联系建立得很早，是真心诚意的友谊，开始建立的方式殊为奇特。我衷心感谢那些首先扶助过我这十九岁青年的一些人，其中之一便是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8]。他的刊物《未来》，在威廉帝国的最后几十年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俾斯麦很乐于把哈尔登用作传声筒或者避雷针，亲自把哈尔登推进政治。哈尔登使部长下台，使渥伦堡案件[9]爆炸，使皇宫每个礼拜遭到其它攻击、揭露而战栗；尽管如此，哈登堡的私人爱好乃是戏剧和文学。有一天在《未来》上刊登了一些箴言警句，用的假名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这些箴言写得特别聪明，而且语言凝练含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这个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便写信给哈尔登：“谁是这位新人？多年来我没有读到过如此精雕细刻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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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的不是哈尔登，而是另外一位先生，署名瓦尔特·拉特瑙。我从这封信，也从其他方面获悉，此人就是实力强大的柏林电力公司的董事长之子，自己也是一位巨商，大工业家，无数公司的监理会理事。他是一位新型的德意志（照让·保尔[10]的说法）“面向世界型”的商人。他非常亲切地写信向我致谢，说我的信是他发表了文学习作后收到的第一个反响。尽管他起码比我大十岁，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他的一整本随想和箴言予以发表。话说到底，他毕竟是个门外汉。迄今为止，他的全部活动都放在经济领域。我真心诚意地鼓励他，我们从此保持通信联系。在我下一次到达柏林时，我打电话给他。他回答时，声音有些迟疑：“啊，原来是您，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点就要启程到南非去……”我打断他：“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见吧。”他慢慢地思索着，接着说道：“别价，您等等，……等一会儿……下午安排了会议……晚上我得到部里去，下面还有一次俱乐部的晚餐，……您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到我这儿来吗？”我表示同意。我们一直聊到清晨两点，六点他出门远行。——我日后得知，他受德国皇帝的委托，前往西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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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细节，因为这清楚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他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总有时间在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在他遇刺之前没几天，我还乘坐着他不久被人刺死时坐的那辆汽车，和他一起驶过同一条大街。他总是把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排到每一分钟，可总是能够举重若轻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脑子随时都在运转，是件无比精确转动迅速的仪器。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没看见过这样的仪器。他说话流利，仿佛是照一页看不见的稿子在念，可是每个句子都形象生动，清清楚楚，若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完全是篇立即可以付印的报告。他说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就像说德文一样的精准——他的记忆力从来不出毛病，谈任何题目都不需要特别准备。和他谈话，看见他沉静斟酌、洞察一切的就事论事的态度，会感到自己愚蠢，缺乏教养，忐忑不安，迷惘糊涂。他的思想像强光一样刺眼，像水晶一样清澈，这使人感到不适，就像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着精致绝伦的家具，美丽绝顶的画幅。他的精神是架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住宅犹如一座博物馆。他在边区拥有的富有封建气派的路易丝王后的宫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条理分明，干干净净，你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在他的思维中总有一些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因而是轻若无物的东西。我很少在别人身上像在他身上这样强烈地感到犹太人的悲剧性。尽管有许多明显的优越感，他总充满着深切不安和把握不定。我另外的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仑，埃伦·凯，巴扎尔杰特，没有他十分之一的聪明，没有他百分之一的渊博和洞悉世界的能力，但是他们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而在拉特瑙身上，我总感到，他尽管聪明绝顶，无人企及，可是他脚下没有土地。他整个存在是一系列新的矛盾组成的一大矛盾。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一切可以想象的权力，却不愿做他父亲的继承人，他身为商人，却想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他拥有千百万家私，却玩弄社会主义思想。他感到自己是犹太人，却一味侈谈基督。他的思维方式是国际性的，可他却崇拜普鲁士主义，他梦想有个人民的民主，可是每逢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他就受宠若惊。他目光犀利，看透了皇帝的弱点和虚荣，可并未因此而控制住自己的虚荣心。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办事，活动，也许只是一剂鸦片，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烦躁，消除他内心生活的孤独。1919年德国军队崩溃之后，最沉重的历史使命落到他的头上，要他使遍体鳞伤的国家从一片混乱之中重获得生命力，直到他挑起这一重担的时刻，他身上蕴藏着的无比强劲的原始力量凝结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他投入他的全部生命献给他唯一的理念：拯救欧洲，从而给自己创造了和他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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