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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即纳粹党，该党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为：NS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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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德国政治家、企业家、作家，曾任德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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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政论家、评论家、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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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渥伦堡案件乃1907至1909年间引爆的重大案件，争论很大。关于德皇威廉二世的内阁成员中有同性恋者，对皇室的威望有很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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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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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赫尔曼·亚历山大·凯泽林伯爵（1880—1946），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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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淑女学堂，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作准备的一种私立学校，内授音乐等课，重视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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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海军军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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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托马斯·库克（1808—1892），英国旅行商。近代旅游业先驱，团队旅游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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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卡尔·豪司霍弗尔（1869—1946），德国军官，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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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奥斯瓦尔特·阿尔诺尔特·斯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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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并不是纯粹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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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纽伦堡犹太人法令，亦被称作种族迫害法令，或雅利安人法令，是在1935年9月15日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即纳粹分子的所谓党代会上通过的法令，限制犹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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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鲁道尔夫·赫斯（1894—1987），德国纳粹头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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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查尔斯·洛夫勒（1861—1935），徳裔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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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8.光影交织笼罩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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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在新世纪生活了十年，见到了印度，见到了一部分美洲和非洲，开始怀着新的欢乐回顾欧洲，更加了解欧洲。我从来也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最后十年更爱我们这古老的大地，更希望欧洲统一，更比这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未来。我们认为，已经看到了新的晨曦。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益临近的世界大火的火光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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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一代人在灾难重重、政权崩溃、危机不断之中长大成人，战争时刻可能爆发，灾难几乎每天都可能降临，也许很难向他们描绘我们这代年轻人从世纪转折时期起，就受到的乐观主义的鼓舞，对世界怀有信任。四十年和平使各国的经济机构更加强健，技术使生活的节奏更加迅猛。科学的发现使得这代人的精神更加骄傲；几乎在一切国家都可以同样感到，新的经济高涨开始。各个城市一年年变得更加美丽，居民更多。我在1901年认识的柏林已不可和1905年的柏林同日而语，它已从一个小国首都变成了一个世界都市，可是1905年的柏林又已被1910年的柏林远远超过。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不论何时，你重访这几个城市，都会惊讶不已，欣喜异常。马路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繁华，公共的建筑物更加雄伟壮观，商店更加奢华，更有品味。所有的事物都让人感到，财富在迅速增长，而且大大扩展，即便是我们这些作家也从作品的印数上感到这点。在这短短十年间，我们著作的印数翻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都建造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舒适的设施，例如浴室和电话，先前只是狭小圈子里的人的专利，如今已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自从劳动时间缩短，无产阶级也从下向上突出，至少也要求享受生活的这些小小的快乐和方便舒适的条件。各个方面都突飞猛进。谁有胆子，就能获得。谁若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罕见的书，一幅画，就看到不断升值。一个企业投资越大胆，越慷慨，赚钱就越有把握。一种奇妙的无忧无虑的情绪就笼罩着全世界，因为这种蒸蒸日上的势头，什么东西能够打断？这种干劲蓬勃发展，从自身获取力量，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欧洲从来也没有比这时更强大、更富裕、更美丽，从未像这时更加热忱地相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除了几个业已老朽衰败、满脸皱褶的老人之外，没有人像从前那样连声悲悼“美好的往日”已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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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城市越来越美轮美奂，便是人自己也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通过运动，增进营养，缩短工时，更紧密地联系大自然。冬天，以往一直是荒寂一片的季节，大家情绪恶劣地呆在酒店里玩玩纸牌，或者百无聊赖地猫在过分暖热的家里浪费光阴。如今人们登上高山，发现冬天竟是过滤太阳的仪表，沁润肺脏的玉液琼浆，血液通畅的皮肤感到的极度欢乐。山巅、湖泊、海洋不再像往年那样离得如此遥远。自行车、汽车、电车已经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给予世界一种新的空间感。一到星期天，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色彩鲜艳的运动衣，踏着滑雪板和雪橇，沿着积雪的山坡飞驰而下；到处都建造体育馆和游泳池，恰好在游泳池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的变化。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真正长得身材匀称的男子，置身于一群脖子肥厚、大腹便便、胸部凹陷的男子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现在通过体操四肢灵活，晒了太阳皮肤黝黑，通过运动，肌肉紧绷的男子们在古典式欢快的竞赛中相互争雄。除了穷困至极的人以外，星期天没人留在家里。青年们全都出去徒步旅行、爬山、竞技，从事各种运动。谁若度假，不再像我父母亲的年代，跑到城市近郊，最多也不过是到萨尔茨卡默古特山地去走走。现在大家对世界大为好奇，不知外面各处也这样美丽，或者别有一番美景；从前只有特权阶级才出国游览，现在银行职员，工会小干部也到意大利和法国去走一遭。旅行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尤其是，人们有了新的勇气，胆子更大，让大家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漫游，生活中不那么胆小怕事，缩手缩脚。整整这一代人都决心让自己变得年轻一些，每个人都和我父母那代人的世界相反，以年轻为荣，以年轻自豪。起先，年纪轻一点的人，脸上胡子突然消失，紧接着年长一些的人也跟着效法，不想显得老成。长得年轻，朝气蓬勃，不再老成持重，成为一时的口号。妇女扔掉了把她们胸部紧紧勒住的紧身马甲，放弃了阳伞和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阳光。她们剪短了裙子，打网球时可以更灵活地运动双腿，也不再羞于把自己长得线条优美的身体裸露出来。时尚变得越来越自然。男人穿上马裤，妇女也敢于骑上男式马鞍[1]。大家相互之间不再躲避，不再遮掩，整个世界不仅更美，也变得更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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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后面出生的这代新人的健康和自信，使他们在风习上也赢得了这份自由。我们第一次看见年轻姑娘没有家庭女教师陪同，和年轻男子一同郊游，以公开自信的伙伴关系一同运动。她们不再担惊受怕，拘谨羞涩，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她们摆脱了父母亲忧心忡忡的监督，充当女秘书、女公务员，谋求自己的生计，她们夺得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由于这种新颖的、更加健康的自由，卖淫业，这个古代社会唯一允许的爱情机关，明显衰微。任何过分表示拘谨的样子，都已过时。在游泳池里，以往把男子泳池和女子泳池分割开来的木板隔离，一再被人拆毁。无论男女，都已不再羞于露出他们长成什么模样。这十年里比以前的一百年里赢回更多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大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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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世上出现另外一种节奏，一年，现在一年之中会发生多少事情！一项发明追着另一项，一次发现接着另一次，而每个发明发现又飞快地变成大众的财富。只要事关公共利益，各国之间也第一次感到须要更加紧密地互相联合。当齐柏林飞艇[2]第一次升空飞行的那一天，我碰巧要到比利时去，途经斯特拉斯堡，在万众欢呼声中，飞艇绕着大教堂盘旋，似乎这飘浮空中的庞然大物要向这座千年之久的宏伟工程鞠躬致敬。晚上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仑家得到消息，飞艇在艾希特丁根摔成碎片。维尔哈仑眼里噙满泪水，激动不已。他作为比利时人，对于德国人碰到的灾难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欧洲人，作为我们时代的人，感觉到我们共同战胜自然的胜利和我们共同经受的考验。当布莱里阿[3]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也欢呼雀跃，仿佛他也是我们祖国的英雄。我们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不断取得的胜利使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欧洲人第一次产生集体联合的感情，一种欧洲的民族意识第一次油然而生。我们对自己说，这些国界，每架飞机都能儿戏似的轻而易举地越过，它们是多么无谓。这些关税壁垒，这些国境卫士，多么偏狭，多么小气，多么虚假，多么有违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明显地渴望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普天之下建立兄弟情谊！这种感情的蓬勃高涨，直如飞机的迅猛发展一样奇妙无比；每一个没能在年轻时一同经历欧洲互相信任的最后几年的人，我都为他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四周的空气并未死寂，并非虚无，它带着时代的搏动和节奏，把这种节奏无意识地逼进我们的血液，深深地导入我们的心脏和头脑。在这些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从这时代普遍的迅猛发展吸进力量，从集体的信心中提升自己个人的信心。我们人总是忘恩负义的，也许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时代的潮流如何强烈，如何准确地承载着我们。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世界信任时代的人，才知道以后的一切是向后倒退，是转晴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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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充满力量的强健世界妙不可言，这股力量从欧洲的各个海岸向我们击来：但是我们没有料到，一切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同时也是危险。当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骄傲和自信的风暴，也带来了层层乌云。也许蒸蒸日上过于迅猛，一些国家和城市过于匆忙地变得强盛有力，力量的感觉总要误导人和国家来使用或滥用力量。法兰西财富惊人，可是它还要求更多，还要一个殖民地，尽管它连占领旧日殖民地的人都没有。几乎因为摩洛哥的缘故而引发战端。意大利想要占领西瑞耐卡（Cyrenaica）[4]，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向土耳其用兵，而德国呢，暂时还保持局外，但是已举起利爪准备愤怒地一击。各个国家全都头脑充血，从内部团结统一的有益的意志开始，到处都同时散发出扩张的欲望，就像受到细菌的传染，法国的工业巨头施耐德-克罗索[5]赚得脑满肠肥，唆使大家反对德国工业巨头，而德国的工业巨头克虏伯[6]同样肥得流油，因为双方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大炮的订单。汉堡的航运业拥有巨额红利，和南安普顿的航运对抗。匈牙利的农民对抗塞尔维亚的农民，一批康采恩反抗另一批康采恩——经济景气把他们大家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都弄成疯子，都贪得无厌，要求多了更多。倘若我们今天静静地思索一下，反问自己，为什么欧洲在1914年会打起仗来，找不到任何哪一个理性的理由，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既不是为了什么思想，也不为了什么小小的边境地区。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是这种力量过剩，是这种内在的强大力量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四十年和平蕴积起来的这种巨大的内在力量、渴求强暴地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感。每个国家都想要得到更多，都希望得自别国。最糟糕的是，恰好是我们最喜欢的那种感情欺骗了我们：我们共有的乐观主义。因为每个人都深信，在最后一刻，别人就会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开始大玩互相吓唬，互相忽悠的把戏。在阿加迪尔[7]，在巴尔干地区，在阿尔巴尼亚[8]，大家就四五次地处于这种游戏之中，但是大型联盟组织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德国在和平时期征收起战争税；在法国，军中服役时间延长；最后，这过剩的力量非爆发出来不行。巴尔干半岛上的气象信号显示了浓重的战云从什么方向接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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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还没有惊慌失措，但是已经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巴尔干半岛上传来阵阵枪响，我们总微微感到不甚自在。为什么？什么目的？我们都不知道，战争就真的要向我们袭来了，反对战争的力量慢慢地——我们今天知道，实在太慢，实在过于犹豫不决，——集中起来。社会主义政党，这边和那边的几百万人，在他们的纲领里否定战争。在教皇的领导下，一些强大的天主教组织和一些国际联合的康采恩，少数几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坚决抵制那些地下进行的阴谋挑唆活动。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行列里。当时总是个人行动，彼此孤立，而不是团结起来，意志坚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可惜都是消极观望，漠不关心，因为我们都有乐观主义的情绪，战争问题及其道义上的后果，压根就没有进入我们内心的视野之中，——那个时代，显赫人物的重要文章，没有一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原则性的探讨或者激烈的警告。我们当时认为，只要我们具有欧洲思维，国际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交往，只要我们在只有通过曲折道路才对一时的事件发生作用的领域里，超越语言和疆界的界限，把相互理解和精神上的亲切交往奉为理想，我们的作为也就足矣。恰好是这新一代人最为强烈地信奉这种欧洲理念。在巴黎，我发现有一批年轻人围在我的朋友巴扎尔杰特身边，他们和上一代人不同，坚决拒绝任何种类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9]便在战争中写了一首致欧洲的宏伟诗篇。乔治·杜阿梅尔[10]、查理·维尔德拉克[11]、杜尔丹[12]、勒内·阿克罗斯[13]、让·理查·布洛赫[14]先后在“修道院”和“自由的努力”两个社团中聚在一起，他们是一种未来欧洲人的热情洋溢的先驱者，就像在战争中的血与火的考验所显示的，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军国主义——法兰西很少产生过比他们更勇敢，更有天才，道德上更加坚定的年轻一代。在德国，维尔弗[15]写出“世界朋友”，赋予世界各国亲密友善的提法以最强烈的抒情音调，勒内·希克勒[16]作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夹在德法两个民族之间，激情如炽地致力于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G.A.波尔杰色[17]从意大利作为伙伴向我们表示问候，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斯拉夫国家传来热情鼓励。有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啊！让那些想驱赶我们去打仗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在奥地利的人并不愿意打仗。”唉，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时代，它用翅膀载着我们翱翔，我们都热爱欧洲！我们过于轻信理性，深信理性在最后关头会阻止这种疯狂的念头。这种轻信同时也是我们的过错。不错，我们没有怀着足够的怀疑来观察墙上的符号。但是真正的年轻人的意识不就在于不要疑神疑鬼，而要深信不疑吗？我们深信饶勒斯[18]，深信社会主义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宁可炸毁铁轨，也不让人家把他们的伙伴运到前线去当炮灰。我们指望妇女们会阻拦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去充当奉献给残暴火神的祭品。我们坚信在最后的性命攸关的时刻，欧洲会高奏凯歌，显示其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我们有赖于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使我们看不清我们共同面临的危险，藐视这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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