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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13年,这是第一次对话,我从中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毫无准备无所事事地面对一场欧战可能爆发的事实。罗曼·罗兰事先已经痛苦地加固了自己的灵魂,这在关键时刻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给予罗兰一种极为强大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优于其他所有的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同样已经作了一些事情。我翻译了许多东西,我让人注意到我们邻人当中的诗人。我在1912年陪同维尔哈仑进行了一次演说旅行,穿过整个德国。这次旅行变成一次象征性的德法友好盛举:在汉堡,维尔哈仑和德默尔公开拥抱,一个是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另一位是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我为维尔哈仑的新剧赢得了莱因哈特来,我们大河两岸[26]的合作从来没像此时这样真诚亲切,这样强烈,这样感情冲动。在有些激情奔放的时刻,我们沉湎于这样一种幻觉:我们向全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指出了拯救的力量。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的文学表现,世界走着自己糟糕透顶的道路。只听见屋梁上响起看不见的摩擦发出的一股触电似的哔哔剥剥的声音,时不时地跳出一粒火星。查伯尔恩事件[27],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很笨拙的访谈,每次都仅仅是一粒火星,但是每粒火星都可能使堆积如山的火药爆炸起来。我们在奥地利尤其感到,我们正置身于动乱地带的核心。1910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刚刚过了他的八十大寿。这位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的老人看来时间不会太长,一种神秘的感觉开始四下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情绪,皇上殡天之后,这个千年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看来难以阻止。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相互对抗的压力日益增长,帝国之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德国,都等待着瓜分奥地利帝国。巴尔干战争、克虏伯和施耐德-克罗索互相对抗,在外国的“人身材料”上试验他们的大炮,就像日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28]中试验他们的飞机一样。这场战争把我们越来越深地吸引到这激流飞瀑似的潮流之中,大家不时惊醒,但每次都大松一口气,“这一次还没事,但愿永远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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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验,把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予以重现,要比重新构造这一时代的心灵气氛容易千百倍。这种气氛不会在公开事件上打下痕迹,主要是留在许多细小的个人的插曲之中。我在这里要插入几件这样的插曲。老实说,我当时也根本不相信会打起仗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两次是做白日梦时梦见过战争,每次都大吃一惊直跳起来。第一次发生在雷德尔[29]事件上,这一事件和历史上一切重要的有关背景的插曲一样,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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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尔上校是最为错综复杂的间谍剧之一的主人公,我个人和这位上校只有点头之交。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里,只隔一条马路。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一家咖啡馆里介绍我和一位抽着雪茄、看上去很随和的先生相识,这就是雷德尔上校,从此我们就互打招呼。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生活中被秘密团团围住,对我们近在咫尺的人都知之甚少。这位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上校是储君的心腹,被委以重任,领导军事情报部门,破坏敌人的情报工作。突然透露出消息,1912年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罗斯和奥地利都动员军队,互相对抗,奥地利军队的顶尖绝密文件“进军计划”被出卖给了俄国。一旦爆发战争,必然引起史无前例的灾祸,因为俄国人凭借这份计划会事先知道奥地利发起进攻的军队的每个战略行动。这一叛卖事件在奥地利参谋本部的范围内引起极度恐慌。雷德尔上校作为职位最高的专家,查出叛徒的任务落在他的身上,而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军事当局的本领,也不知会参谋总部,便自顾自地提出口号,要独立进行调查,——这是各部门之间互相妒忌、彼此侦察的一个典型案例。外交部便委托警察局,除了采取其它一切措施之外,为此还把一切来自外国留局待领的信件全都拆开来进行调查,毫不顾忌通信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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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从俄国边境站波德沃洛斯齐斯卡寄到邮局一封信件留局待领,地址的密码是“歌剧舞会”,拆开一看,里面没有信纸,只有六张或是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面值的钞票。这个令人可疑的收获,立即报告警察总署,总署立即下令,派一位探员守在柜台上,谁来领取这封可疑的信件,就立即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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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这出悲剧立即转化成一出维也纳式一团和气的闹剧。中午时分,一位先生露面,要求领取这份写上“歌剧舞会”字样的信件。窗口上的柜员把暗底下的警告信号发给那位侦探,可是那位探员正好吃早餐去了,等他回来,大家只能告诉他,那位陌生的先生跳上一辆出租马车离去,方向不明。于是这出维也纳喜剧的第二幕就此迅速开演。在那盛行出租马车的时代,这种时髦的出租马车可是个时兴玩意儿。出租马车的马车夫自以为高贵非凡,不能亲自擦洗他的马车,在每一个马车站都有一个所谓的“洗车员”,他的职务就是给马添料,擦洗马车。碰巧这位洗车员记住了这辆刚才驰走的马车的车号,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分局都得到警报,出租马车立即找到。人们描绘了这位坐车的先生,他乘车前往皇宫咖啡馆。我一直在这家咖啡馆里碰到雷德尔上校,另外碰巧在马车上还找到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那个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小刀拆开信封的。他们描写的那位先生这时又离开咖啡馆而去。可是咖啡馆的侍者众口一词都肯定地说,那位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常客雷德尔先生。他刚刚坐车回到克罗姆瑟尔饭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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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员听了目瞪口呆。秘密已经解开,奥地利军方最高情报首脑雷德尔上校,同时也是被俄罗斯参谋总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仅出卖了奥军的秘密和军事计划,也一下子使人明白,为什么在前一年,由他派出的奥地利的间谍在俄罗斯都逐一被捕、判刑。接着便开始狂打一通电话,直到接通奥地利参谋总部的首脑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30]。这一场面的一位目击证人告诉我,才听了几句话,封·霍岑多尔夫就脸色煞白,活像一块白布。电话继续打到皇宫,会议一个接着一个。现在该怎么办?警察在这期间采取预防措施,雷德尔上校不得脱身。等他再次想要离开克罗姆瑟尔饭店,只给门房做了交代,一个探员就毫不引人注意地走到他的身边,把那把小刀拿到雷德尔上校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把小刀落在出租马车里了吧?”在这一瞬间,雷德尔知道,他已完蛋。不论他走到哪儿,都看见监视他的一些秘密警察熟悉已极的面孔。等他回到饭店,有两名军官一同跟进他的房间,将一把手枪放在他面前。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宫廷里已经做出决定,以毫不声张的方式来结束这件使奥地利军队极端蒙羞的事件。直到夜里两点,两位军官还在雷德尔的房门前面巡逻,然后在屋里响起手枪的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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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晚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功勋卓著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猝死。但是有太多的人遭到追捕,这一案件无法保密,渐渐地人们又听到许多细节,从心理学上解释了这一事件。无论是雷德尔的任何哪一位上级或者同僚都不知道,雷德尔天生的是个同性恋者,多年来落在敲诈勒索者的手里,最后逼得他采取了这种绝望的脱身手段。全军上下无比震惊,大家都知道,一旦开战,这一个人将会使几十万人送命,帝国将因他而陷入深渊的边缘,直到此时此刻我们在奥地利才理解到,去年我们和战争的距离简直间不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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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我亲身感到战争的恐惧。我非常偶然地在第二天遇到贝尔塔·封·茹特纳[31],我们时代的这位了不起的、秉性高尚的卡桑德拉[32]。她出生于数一数二的显贵家庭,早在最早的青年时代,就在她坐落在波西米亚的府邸附近,亲眼目睹了1866年战争中的残暴行径,怀着弗罗伦斯·南丁格尔[33]的激情,她认定今生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制止第二次战争,制止任何战争。封·茹特纳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放下武器》,轰动全世界。她组织了无数次和平主义大会,一生的重大成功乃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34]的良心,为了补偿他的炸药酿成的灾害,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和国际相互谅解奖。她十分激动地迎着我走来,“人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大街上大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却是轻声细语,和蔼从容,“这已经就是战争了,他们又一次在我们面前藏起了一切,都向我们保密!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你们毫无作为?这事主要和你们有关啊!你们快反抗啊,快团结起来,别总把一切都让我们这几个老太太去干啊,没人听我们的!”我告诉她,我要到巴黎去,也许我们真的可以设法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她催着我:“为什么只是也许,情况比任何时候都更糟,机器可是已经开动起来了。”我自己也十分不安,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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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法国我通过第二个亲身经历的插曲,想起这位在维也纳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老太太对未来的预见,具有什么样的先见性。这是很小的一个插曲,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914年春天,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前往都兰,在那里过几天,打算前去瞻仰莱奥纳多·达·芬奇[35]的坟墓。我们沿着卢瓦尔河景色宜人、阳光明媚的岸边信步走去。晚上感到疲倦得好不舒服,于是我们决定,在这睡意朦胧的图尔城里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此前先去拜谒巴尔扎克出生的那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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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郊区小影院,和新时代用铬和玻璃打造的闪闪发光的电影宫毫无相同之处。只有一间勉强改建好的大厅,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工人啦,士兵啦,市场上的小贩啦,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无拘无束地聊天闲谈,尽管禁止吸烟,却毫无顾忌地把Scaferlatic和Caporal[36]的蓝色烟云吹进污浊的空气中去。起先银幕上放映的是“环球新闻”,英国的一场划艇比赛:人们一边闲聊,一边哄笑,接着是一次法国军队的阅兵式:就是这时观众也不大关心。然后放映第三部分:威廉皇帝[37]在维也纳访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一下子看见银幕上出现丑陋的维也纳西火车站,非常熟悉的站台,有几名警察在等候进站的列车,紧接着一声汽笛: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检阅仪仗队,准备迎接他的客人。年老的皇帝在银幕上出现,有些勾背,步履略显蹒跚地从仪仗队前走过。图尔的观众对于这位长着白色络腮胡子的年迈苍苍的老爷子发出好心的笑声。银幕上列车徐徐进站,第一、第二、第三车厢,豪华车厢的门打开,下车的是威廉二世皇帝,他身着奥地利将军制服,八字胡的两端高高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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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在一片漆黑的放映厅里,完全自发地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大家都狂呼乱叫,猛吹口哨。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都发出嘲笑的声音,就仿佛有人侮辱了他们自己一样。图尔的这些性情温和的人们,对于惊恐和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报上登载的消息,一时间都像疯了似的。我大吃一惊,惊恐一直深入我的内心深处,因为我感觉到,长年累月进行的仇恨宣传已把人们毒化到什么程度。甚至在这儿,在一座外省小城里,善良轻信的市民和士兵,已被煽动刺激到如此仇恨德国皇帝、仇恨德国的程度:只在银幕上匆匆忙忙地现出一张照片,就会驱使他们仇恨发作。只是一秒钟,仅仅只有一秒钟。等到其它的图像又显现出来,一切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接着放映的是一段滑稽影片,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高兴得把膝盖打得山响。就只有一秒钟,可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发生严峻危机的瞬间,边界这边和那边的两国人民,都会多么容易地就给煽动起来,尽管作过各式各样互相谅解的企图,尽管我们自己也作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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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上我的情绪都恶劣已极,无法入睡。倘若这事在巴黎发生,也会同样使我不安,但是不会使我这样震惊。但是这种仇恨情绪竟然会一直深入到外省,一直深入到性格温和、天真烂漫的老百姓身上,这使我不寒而栗。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插曲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数都没把这事当真:“我们法国人大肆嘲笑肥胖的女王维多利亚,可是两年后,我们和英国缔结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政治不会深入到法国人的心里。”只有罗曼·罗兰看法不同:“老百姓越天真,越容易上人家的当。自从波安卡累[38]当选之后,情况很糟。他到圣彼得堡去,可不是去休闲娱乐的。”我和罗兰还长时间地谈论夏天要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罗兰也比别人更持怀疑态度:“一旦贴出总动员令,又有多少人还能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身处一个群众感觉的时代,群众歇斯底里的时代,它的力量,在战争情况下,还很难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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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忧心忡忡的瞬息犹如风中蛛网,迅速飞散。我们虽说有时想到战争,但也只不过像偶尔想到死亡一样——虽说是件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极可能还远在天边。在那些日子里,巴黎实在太美,而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太幸福。我现在还回忆起儒勒·罗曼想出来嘲笑那位“诗坛王子”的令人着迷的滑稽剧,这是一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家伙,希望加冕成为“思想者中的王子”,让大学生庄严隆重地把他带到先贤祠前罗丹的那尊雕像前去。晚上我们像小学生似的在滑稽嘲讽的宴会上疯疯癫癫地闹腾一气。树木吐出新绿,空气甘冽清新,谁愿意面对这么多赏心悦目的景物,去想那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陌生的国度里,朋友比以往更多,旧友之外,又添新交。城市比以往更加无忧无虑,人们自己无忧无虑,也爱上了城市的无忧无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陪伴维尔哈仑前往卢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座。夜里我们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中闪出魔幻似的亮光,——这种优美的奇迹只属于一个“祖国”,不属于我们大家吗?在卢昂的火车站,我们互相告别。在这同一个火车站,两年后,他被他自己歌颂的机器碾成碎片[39]。他拥抱我,“在八月一日,到佳郁吉毕克我家里再见!”我答应他,因为我每年都要去拜访他的这所乡居,和他携手翻译他新的诗作,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无忧无虑地和其他朋友们告别,和巴黎随随便便地、毫不伤感地告别,就像离开自己的家,出门几周而已。我此后几个月的计划一清二楚,此刻在奥地利,在乡间什么地方,离群索居加紧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年之后才得以问世),从而完成《三大师》,这本书通过三位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分别表现了三个伟大的民族。然后去看望维尔哈仑,也许在冬天就进行一次计划已久的俄罗斯之行,在那里为我们精神上的相互谅解组织一个小组。在我三十二岁这一年,一切都平坦顺利,光明靓丽地展现在我眼前;世界在这阳光灿烂的夏天展现得美轮美奂,光鲜宜人,犹如一枚美味绝伦的佳果。我爱这世界,由于它的现代,更由于它的灿烂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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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响起了那声枪响。这声枪响,在一秒钟之间把安全稳定、具有独创性的理性世界,像口空无一物的陶制大缸似的击成无数碎片,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受到教育长大成人安家落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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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来有一种女式马鞍,供妇女使用,妇女侧身坐在马上,双脚并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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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齐柏林飞艇,德国人费迪南·封·齐柏林(1838—1917)制造的飞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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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易·查尔斯·布莱里阿(1872—1936),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家,是法国飞行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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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瑞耐卡(Cyrenaica),即今天的利比亚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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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耐德-克罗索,施耐德为法国电气康采恩,创建于克罗索,有巨型炼钢厂,亦制造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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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克虏伯,德国重工业企业重要公司,亦制造武器。厂址在埃森,原为克虏伯家族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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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加迪尔,大西洋上的一个港口城市,在摩洛哥南,为战略要地。1914年,法德在此对持,几乎酿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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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12年、 1913年曾两次爆发阿尔巴尼亚战争:在奥、俄两国的支持下,巴尔干各国发生了两次战争。第二次战争,阿尔巴尼亚有俄罗斯作后台,与塞尔维亚等瓜分保加利亚,加深了世仇奥俄的冲突,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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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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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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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查理·维尔德拉克(1829—1884),法国管风琴家、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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